環境與衛生的老話題，拾荒者如何撐起再生資源產業鏈？

2017 年，北京共產生了約 900 萬噸生活垃圾，平均每天 2.5 萬噸。這個數字還將以每年 8%～10% 的速度快速增長，垃圾處理是城市管理者面臨的重大挑戰。

但是確切地說，這 900 萬噸里並不全是「垃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有回收價值的「廢品」，或者叫「可回收物」。據長期研究中國廢品回收體系的美國南加州大學的環境史碩士、環保 NGO 「零廢棄村落」發起人陳立雯估計：「廢品」在中國的城市垃圾中所佔的比重約為 30%，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相比之下，在環保理念和政策都領先全美的加州，這個比例也只在 35% 左右。

她說，這得歸功於中國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販組成的、龐大而高效的「非正規廢品回收體系」。

從 2013 年開始研究中國回收產業的維也納大學學者潘介明（Benjamin Steuer）在調研中發現：在北京，這個「非正規部門」回收了 90% 以上的家庭廢品，占城市全部廢品總量的 74%。此外，它還回收了中國 60～80% 的電子廢棄物，向電子廢棄物拆解回收企業提供了 90% 的原材料，支撐起了這個正規產業。

潘介明發現，這個部門為政府節省了巨額財政開支，這在 2010 年是 4 億人民幣，2014 年達到 8 億。而這還只是算了垃圾處理費用，若是把減少污染和節能降排考慮進去，節約的開支就更多。

這個沒有編製，沒有預算，沒有工商執照的「非正規部門」，與政府旗下的環衛體系一起，構成保持城市清潔的兩大支柱。但是，自 2012 年以來，這條非正規支柱卻因為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場等諸多原因不斷萎縮。而據潘介明統計，在 2011 年巔峰時，北京非正規回收部門的從業人員達到 30 萬，而到了 2013 年就已經急劇跌落到 15～17 萬。根據陳立雯的調研，到 2016 年的時候，約一半北京騎板車的回收者已經離開了這個行業。

當他們紛紛離去時，環衛部門的垃圾清運和處理量也在持續上升。陳立雯掌握的一個來自北京市環衛部門的數據是：2017 年，北京垃圾的「非正常增長率」達到 3%，這些沒有人口和經濟發展作為基礎的垃圾增量，主要是未被回收的廢品。與此同時，被回收的廢品的種類也在減少。

當每年數以百萬噸計的廢品因為得不到回收而進入城市的垃圾處理體系，它們被填埋、焚燒，或誤入廚餘堆肥場，將成為新的環境問題。同時，它們也失去了成為再生資源的機會，這讓國家大力倡導的追求廢物「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循環經濟」無從談起。

2017 年 7 月，中國政府宣布逐步減少進口固體廢物（「洋垃圾」）的種類和數量。對循環經濟產業來說，這既可以是危機，也可以是機遇。如果此時前端的回收能做好，國內的再生資源產業鏈或可貫通，如果回收做不好，那麼中國未來處理自己廢品的能力將成為問題。海量的廢品，將重歸垃圾。

在談及影響之前，我們來看看這個「非正規廢品回收體系」是如何運作的，其中的人們又過著怎樣的生活。

晚上 9 點多，騎三輪收廢品的何興元與妻子回到住處，把板車停好，開始做晚飯。這是村裡的一間用石棉瓦和鐵皮搭成的簡易棚，10 平米，房租 600 塊。冬天的時候，牆面會結冰，「明晃晃的」。

在去年 11 月的大興火災之後，兩口子就被從北京東五環外定福庄一個小區的地下室給「清理」了出來，他們搬來了一路之隔的村裡。這間簡易棚，就搭在房東自家屋後。可是，現在就連房東們自己住的平房也在因為「違章」而被大規模拆除，何興元夫婦完全沒把握自己還能在這裡住多久。

「很多人都走了，因為房子嘛。特別是一大家子的，帶著孩子，有的還是兩個，很難找到房子，就自動走了。你看街上拉廢品的車就能看得出來，少得多了！」 何興元說。

李建軍也留了下來，不過他的難處有所不同。見面的時候，他正在朝陽循環產業經濟園賣廢品，可他家卻住在通州。他說原來在朝陽租的平房在 2017 年底被拆，附近找不到房子，就搬去了通州。那裡不僅房租翻了一倍，而且離朝陽熟客多的小區十幾公里之遙，每天騎個三輪車，大把的時間花在路上。

哪怕僥倖沒有被「拆違」影響到居住，貨源也因它成了問題。吳東進父子在東五環外定福庄西街社區租有一間平房，門前掛塊「收廢品」的紙牌，安營紮寨，定點回收。這一帶商鋪多，還有一個老小區，過去生意好的時候， 2～3 噸的輕型卡車一天能裝一車。但從去年 3、4 月起，城管就開始頻繁上門，不允許外出回收，禁止門前堆放廢品。8 月，附近街道開始「環境綜合整治」。到了 11 月，小區也開始清退違建，不少隔斷房的租戶搬走了。現在，父子兩三天才能收一車，只賺幾百，遠不如前。

河南人王超從事回收業十年，這幾年在海淀和昌平各經營一個小型再生資源回收分揀中心，專門向周邊 10 公里的拾荒人和像何興元、李建軍、吳東進這樣的商販收購廢棄聚乙烯膜。他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十九大」之後，全北京就只剩下二三十家廢品回收市場了。往前倒推一年，給他的昌平中心供貨的還有 100 多個人，到「十九大」快開時，他們差不多都回了老家。到了今年，聽說人口管理略微松馳一些，一些人又回來了，但現在給他供貨的也就 30 多人。

這些勉強留在北京的非正規回收從業者的處境，反映的還只是 2017 年末以來這個行業受到的最新一波衝擊，但它遭遇的坎坷卻由來已久，更多人早在 2017 年以前就已經離開。

陳立雯曾在一篇題為《廢品回收何去何從》的文章中勾勒出這個行業的構造，和它多年來的興衰沉浮。

自從上世紀 90 年代，來自河南、河北和四川等地的農民工逐漸替代了由全國供銷社建立的「廢品回收站」網路所代表的國有物資回收體系，成為這個產業的主力。

在這條產業鏈的上游，有的人徒步遊走於社區內，從垃圾堆里翻撿廢品，被稱為「拾荒者」；有的人騎著三輪車或開著卡車，面向居民和拾荒者收購廢品，被稱作「游商」。

在他們的下游，是王超這樣的「座商」。他們曾經聚集在北京 200 多座位於城中村的廢品回收市場。一些大型的市場，比如當年昌平的東小口和東三旗，「座商」攤位數都達上百。通常每個攤位佔據平房一兩間，既用作經營，也是經營者一家的住處。攤位的經營範圍都高度專業化，分別收購金屬、電器、塑料、紡織品、紙張、玻璃等不同廢品，哪怕同樣是塑料，也還有進一步的細分。座商買下廢品後繼續分揀，打包賣給下游的再生資源企業，用於生產再生材料。

但是多年來，在各種市政動遷中，這些市場節節敗退。80 年代，它們在三環周邊， 90 年代，來到三、四環之間，2000 年之後，已是五、六環之間。再往後，就退無可退了。2012 年，全北京的 200 多家市場開始被大批拆除，拆到 2016 年已經所剩無幾。除了拆市場，2014 年廢品回收和批發還被列入《北京市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名錄》的禁止新建和擴建之列。這意味著老的被拆之後，新的也不再出現。

每推平一個市場，就有一批人離開。據陳立雯的觀察， 2016 年之後，不僅北京市區近一半騎三輪車回收人員離開了這個行業，20% 左右的「座商」也轉行從事其他服務業，或者離開北京。

2017 年的「十九大」和 「11·18」 大興火災之後的那場清退，繼續壓縮著他們的生存空間，成就了何興元夫婦、吳東進父子、李建軍和王超們當下的處境。

但這個非正規回收部門的萎縮，並不全是因為城市對它的排斥。在城市以外、產業鏈更下游發生的事情，也給它帶來深遠影響。

陳立雯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北京的大多數廢塑料、廢紙、廢金屬、玻璃和紡織品都是送到臨近的河北和山東處理。其中塑料的再生利用從上世紀 80 年代起，就主要是由位於這兩省的家庭式作坊式企業完成的，這些位於鄉村的作坊在處理中存在水、空氣和土壤污染問題。2011 年 7 月份，北方最大的塑料再生利用基地——廊坊文安地區的硬質塑料分類和清洗產業因為污染被政府全部關停，只保留了部分造粒作坊。在大的環境治理背景之下，各地政府紛紛選擇自保，不願為外地廢物的處理而犧牲本地環境，多年來持續關停這些小企業，讓它的從業人員減少了 80%。

陳立雯認為，這裡面缺少一種全局觀——從總體上看，生產再生材料的污染要遠遠小於生產原生材料的污染，關鍵是控制污染而不是把它們關停。應該有區域性的統籌規劃，比如：既然北京不能搞，那麼如何補償河北？

下游再生資源行業的萎縮，直接導致廢品價格的大幅下跌。廊坊文安的廢塑料處理產業在 2011 年被關停的時候，北京聚丙烯和聚乙烯的價格直接從 3 元跌到 1 元以下。

大的市場環境也十分嚴酷。2008 年的金融危機，讓不同種類的廢品價格都出現滑落，很多至今仍未回升。比如混合塑料的價格從 2008 年金融危機前的 3 元多，降至 2016 年的 1 元左右。由於再生塑料的價格與原生塑料價格緊密相關，兩年前國際原油價格的下跌，讓廢塑料價格進一步下跌。

中國宏觀經濟增速的放緩也同時給再生資源和廢品回收行業帶來了負面影響。比如在 2015 到 2016 年，再生銅、鋁和鐵的價格分別下跌了 16%、26% 和 44%。潘介明在 2016 年對回收業者的訪談中了解到：2014 年後，僅紙張和硬紙板價格未受影響，其他各類廢品的價格均有下跌。

在仍未復甦的市場條件下，另一項政策的出台，可能讓國內回收產業鏈全線崩潰——那就是停止進口「洋垃圾」。

去年 7 月，中國政府宣布從年底開始逐步減少固體廢物進口種類和進口數量。在大多數媒體和公眾看來，這是件「揚眉吐氣」的事情，中國終於開始拒絕替別人背負環境代價。可是這對那些有資質的大型再生資源來說卻是一場危機。因為「洋垃圾」一直是它們重要的生產原料——「洋垃圾」中商業源和工業源廢品比例高，不與有機垃圾混合，其生活廢棄物也較少與有機垃圾混合，因而更乾淨，也就更有利於加工。

其中一些企業開始把目光轉向國內的廢品市場。「座商」王超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這項政策落地後，近一年來，正規的再利用企業變得更願意向他拿貨，價格也有所上升。

但陳立雯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由於國內外廢品原料都在減少，更多的企業正在向東南亞轉移，下游產能的喪失將讓上游回收行業崩潰，最終使中國自身的廢品處理能力衰竭。到時候，中國的廢品，將只能當垃圾處理。

很少有人會懷疑廢品回收行業的環保和經濟價值，只不過對該由誰來做、如何做回收，存在不同的理解。把回收行業正規化、現代化，對它進行「產業升級」的設想，從來沒有中斷過，但也至今未見成功。

陳立雯在南加州大學環境史系的導師 Joshua Goldstein 從 1996 年就開始研究中國的廢品回收體系。他發現在 2000 年前後，中國政府就曾想建立一套政府回收體系，替代已經成型的拾荒體系。但是隨著城市垃圾量的快速增加，和收容遣送制度 2003 年的廢除，由拾荒人構成的回收體系越來越高效和完善，出於成本考慮，政府默認了這種模式。

2008 年，商務部開始嘗試在各地區建立定點回收企業、建設回收網路。當時的口號是「規範前端、物流配送、專業分揀、廠家直掛」。但是業內人士認為：建設歸建設，建完之後配套設施、管理和政策卻完全缺位，因而這套體系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Joshua Goldstein 在今年 3 月在北京的一場講座中說，在他長達 20 多年的研究里，沒有找到任何政府關於非正規回收業的統計數據，主管部門對這個行業沒有基本的了解，因此政策也就脫離現實。

去年 12 月，北京電視台播放了一則新聞， 稱「髒亂差」的社區廢品回收小販終於要被專業的資源回收公司取代了。屏幕上，穿著制服的年輕回收工作人員用手機 APP 接受居民預約，微信轉賬付款。畫外音強調：社區環境再也不會被「髒亂差」的小販破壞了……

「他們是非常有序的，是不懂的人在說他們髒亂差」，陳立雯說，她把廢品回收稱作「勞動密集型的技術活」，因為廢品種類非常多樣，光是硬質塑料就有幾十種不同的材質，而再生利用的前提正是對紛繁的材料進行精細分類——這是非正規回收部門最大的優勢。

她還認為，他們給人造成「髒亂差」觀感的另一部分原因，恰恰是因為他們用地不穩定，因此缺乏足夠的基建投入讓一切變得整潔。

王超則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由企業搞回收的成本會非常高昂，讓它不可持續。他認為在行業整體利潤微薄的情況下，回收行業如果還能點掙錢，就是因為「把一個人當三個人用」。

還有一種嘗試，號稱想借「互聯網+」的東風，讓這個行業「現代化」起來。

「R 立方」是北京一家致力於促進資源回收利用的社會企業，發起人張淼曾研究過近幾年出現的各種廢品回收類 APP。其中有一類是通過手機預約個體廢品回收者，比如「廢品大叔」、「回收哥」、「拾起賣」和「幫到家」。但是這些 App 對於個體廢品回收者的吸引力和約束力都不強，因為廢品回收很講究區域劃分，使用 APP 對這些回收者的收入增加影響有限。另外受整體政策環境影響，人員流失非常大。

另一類 APP 直接聘用回收員，其中最著名的是業務主要在北京開展的「再生活」。它2014 年 9 月上線，經過了多輪千萬級融資，2016 年底註冊用戶 25 萬，覆蓋北京1000 個小區，日活用戶 2 萬。卻已經在 2017 年 10 月停止運營。張淼認為它沒能堅持下來的原因一方面是上門回收的人力成本太高，另一方面與擴張太快也有關係。

而做得相對比較成功的幾個，比如「綠色地球」，則依賴政府購買服務來支付運營和設備成本，並且通過政府實現區域壟斷。另有幾家，目前只面向企業和學校，實現集約化，個別只回收紙類。

如果城市擁有完善的垃圾分類體系，或許回收行業並非必不可少。事實上，近年來政府也在推動城市環衛系統與再生資源系統之間的「兩網融合」，試圖實現垃圾分類後的減量化和資源化。只是，我們的垃圾分類還遠沒有發展起來，已經在開展的社區垃圾分類，也往往止步於轉運站。

北京市在 2009 年發布了《關於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建設了一批焚燒和堆肥設施。2010 年，又啟動了垃圾分類達標小區創建工作，試圖將廚餘垃圾分出來，從而更有利於垃圾焚燒。

可是陳立雯在 2010 年考察奧運村附近的大屯垃圾轉運站的時候，發現在市區被分類回收來的垃圾，在那裡被重新混合，然後運往北邊 20 幾公里外的阿蘇衛垃圾綜合處理中心處理，其中一部分被送入新建成的堆肥廠，重新經過機械篩選後作為「廚餘垃圾」發酵堆制。她每次去看這個堆肥項目，都發現堆出來的「肥料」中混雜著大量塑料和其他垃圾。大興區南宮的垃圾堆肥廠也是如此。

今年 6 月初，陳立雯再次考察阿蘇衛，只見垃圾堆體變高了，填埋區變大了，日焚燒量達 3000 噸的焚燒廠已經建成，灰渣的堆填區也已開闢，可就是不見垃圾分類方面的改進。這種城市垃圾分類，被陳立雯稱作「掩耳盜鈴式」。

她在記錄這次考察的文章中寫道：「如果我們拿出建設垃圾焚燒廠的投資和努力，來改建目前的分類收運和分類處理體系，可能會事半功倍。」

既缺少高效的廢品回收體系，也沒有成熟的垃圾分類，那麼數量龐大的廢品基本都只能隨垃圾一起，進入垃圾填埋場或焚燒廠，而這兩種處理方式有著各自的污染問題。

就填埋而言，以安徽省為例，環保 NGO 蕪湖生態中心發布的一份題為《徽殤》的研究報告指出：該機構調查的絕大部分填埋廠不僅無法達到滲濾液處理標準，而且存在滲濾液外溢污染周邊農田和污染地下水的現象，有些甚至直接通過城市管網排入淮河。一些填埋廠管理粗放，構成公共衛生隱患，垃圾堆上放羊，廚餘垃圾被周邊居民撿回家餵豬……

而垃圾焚燒會產生大量二惡英、呋喃等持續性有機污染物（POPs），全部污染物種類有成百上千種。由於中國生活垃圾不分類，裡面有大量有機垃圾，因此含水量高，致使垃圾焚燒處理需要添加大量煤炭和柴油作為助燃劑。這帶來大量飛灰、更高的碳排放和更多的有毒物質，讓「垃圾焚燒發電」名不副實。而爐渣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它們的體積相當於原來垃圾體積的 20%，而且劇毒，仍然需要填埋並會產生滲濾液。因此有人建議將爐渣封存，等到未來技術成熟後再行處理，待遇好似核廢料。

更大的問題恐怕在於，我們甚至不清楚身邊的垃圾焚燒廠在產生多大的污染。

2016 年 7 月，蕪湖生態中心和自然之友聯合發布了《231 座生活垃圾焚燒廠信息公開與污染物排放報告》，指出全國垃圾焚燒廠污染物排放信息公開不力，普遍存在超標行為，而且政府對肆意超標排放卻沒有相應的懲罰和整頓措施。

現在王超最希望的幾件事，首先是能把營業執照辦下來——他從去年 12 月起就開始辦營業執照，一直拖到現在且遙遙無期，這在回收企業中是普遍狀況。其次，他希望未來能有固定的經營場地，不再被趕來趕去。第三，他認為政府應該對低價值的廢品，比如玻璃、塑料袋等等的回收提供補貼，以確保這些廢品會被回收。最後，希望政府可以得到政府補貼，來購買分類、打包設備和運輸車輛。

至於為什麼這個行業有資格得到公共資金的補貼，王超認為這是因為「它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價值遠遠大於經濟價值」。說到這裡他又加了一句：「希望社會不要以異樣的眼光看我們。」

陳立雯把這些個體、「非正規」的回收業者稱作「通過辛勤的勞動托舉城市生活的人」。她認為，對他們的管理應該採用備案制，讓他們可以在指定的區域內開展工作，允許他們使用其中的場地設施來整理、堆放廢品。政府應該協調他們與物業、居委會、城管的關係，一起「好好對待他們」。她還有一個設想：通過某種機制，讓他們進入小區指導居民開展垃圾分類。

做好垃圾分類需要真正的公眾參與，而中國目前的垃圾分類公眾教育仍然十分不夠。這些「拾荒者」，變成真正的「垃圾分類專家」。

題圖為北京的廢品回收從業者 攝影：陳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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