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典型的人治社會，即使有律法，也是出於維護皇權和王朝統治的目的，所以一般印象中，我們會認為古代的州縣官員在審訊時，是可以隨意選擇刑罰和刑具來迫使犯人交代罪證的。特別是一些古裝影視劇中，更經常出現知縣被激怒從而「大刑伺候」的場景。

但真相其實並非如此。

據《漢書·刑法志》記載：「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話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也就是說，歷朝歷代其實都在遵循只有亂世才用重刑，這也是為了儘快穩定統治秩序。

而和平時期，是不允許隨便使用刑罰的，尤其是在審訊犯人時，更是不能隨意用刑。比如漢文帝就是有感於秦朝法律嚴苛，所以才下令廢除肉刑。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後，積極主張「明德慎罰」。

那麼具體怎麼個慎刑呢？難道知縣在審訊犯人時還要先向上級請示能不能用刑嗎？

由於古代講究無口供不定罪的原則，所以為了避免地方官採取強制手段逼供，導致冤假錯案激起民變，歷朝歷代的法律都會對用刑作出詳細規定。

比如唐朝就有這樣的規定：「諸拷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得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唐律》不僅對用刑的條件作了規定，而且還特別規定了在用刑時的部位、次數、頻率，以避免地方官隨意對犯人用刑。同時，如果地方官在用刑時意外導致犯人死亡，那麼地方官是要被判流放一年的。

再以明朝為例。

明朝在朱元璋的統治思想下，講究小罪重典，甚至流傳有「剝皮萱草」這種可怕的刑罰，但實際上這只是對官員的震懾，對於普通百姓而言，反而更多的照顧到了其切身利益。

比如《大明律》就有一條「故禁故勘平人」罪，規定只有滿足4個條件才能對犯人用刑，即：犯了重罪、贓仗證佐明白、不服招承、明立文案。

成化年間更是進一步規定：除了人命案或者強盜案，其餘犯人只能用鞭撲。在使用用挺棍、夾棍、腦箱、烙鐵等刑具時，必須逐級奏請。

而且即使是用刑，也有嚴格的規定，首先是刑具的規格：「訊杖，大頭徑四分五厘，小頭減如笞杖之數，以荊條為之，臀腿受」，打的時候還不能只打一個部位，以免打壞。其次是刑具的製造，地方是不能隨意造刑具的，必須由專門機構採辦和製造，統一配發。

如果知縣隨便用規定之外的刑具拷掠犯人，比如冬天用冷水澆這種方式，那麼將對該官吏以全出入人罪處罰。如果官吏懷挾私仇故意拷訊無罪平民的，杖責八十。而對於符合八議之人，以及70歲以上、15歲以下，還有孕婦等，是絕對不準用刑的。

為了確保這項規定有效，明朝還規定：提牢官及司獄官、典獄卒如果發現地方官隨意用刑而不舉報，或者知情並且參與共勘，與故勘平人者同罪。

當然，規定是規定，在具體執行時，還是免不了有部分地方官濫用私刑非法拷訊的情況，特別是王朝出現動亂時，這種情況更加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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