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西南巨儒」的學術世界——訪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編審張劍
「西南巨儒」莫友芝，是清代著名學者、詩人、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審、《文學遺產》副主編張劍，多年來致力於莫友芝著作的整理與研究，相繼出版了《莫友芝年譜長編》《莫友芝詩文集》《莫友芝日記》，共同主編了《莫友芝文學及文獻學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圍繞莫友芝研究及沙灘文化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近日採訪了張劍。
《中國社會科學報》：2008年《莫友芝年譜長編》出版，近10年後，《莫友芝全集》於201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引起了學界關注。請您介紹一下您是何時開始關注並展開莫友芝研究的？
張劍：展開莫友芝研究的機緣相當偶然。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遵義市政府商定於次年聯辦「紀念鄭珍誕辰200周年暨遵義沙灘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提交參會論文，我在圖書館查閱有關鄭、莫、黎三家的資料，驚喜地發現那裡藏有十幾種莫友芝本人的手稿，不僅包括外界認為已經失傳的《郘亭書畫經眼錄》和部分《郘亭日記》，還有莫友芝曾孫女莫珠姝工筆抄錄的《影山草堂學吟稿》，其中收錄的391首詩絕大多數不見於印本《郘亭詩鈔》《郘亭遺詩》。此次發現是我研究莫氏的一大機緣。之後陸續在北京、上海、南京、貴陽等地發掘出上百種莫氏稿、鈔本，但限於當時條件和規定，很多材料只允許抄錄和摘錄，尚不具備編纂全集的條件。於是我先將《郘亭書畫經眼錄》《莫友芝詩文集》整理出來，同時編纂《莫友芝年譜長編》，將新發現的材料及時公布，以供學界使用。《莫友芝年譜長編》的編纂雖然為推廣莫友芝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倉促編成，疏漏很多。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介紹一下《莫友芝全集》的整理過程。
張劍：隨著莫氏資料的不斷發現，在學界師友的幫助下，我陸續複製了大部分資料，《莫友芝全集》的整理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我邀請了國家圖書館張燕嬰博士參與了此項工作，作為著名學者金開誠先生的關門弟子，她治學謹嚴，在學界素有聲譽，《莫友芝全集》的前兩冊基本上由她完成。
整理過程中的甘苦自知，難與人俱言，但最想表達的有以下三點：一是我曾統計在《莫友芝全集》整理過程中給予過無私幫助的師友人數，居然有七八十位，如果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這項工作根本無法完成。
二是為整理《莫友芝全集》，調查或使用過的莫氏稿、鈔、印本超百種，雖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已是極盡所能，就整體而言達到了目前所能達到的「最全」。同時，每種莫氏著述，我們都盡量將各種版本搜羅齊備，弄清其版本源流，以便擇善而從。在這一過程中，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發現。例如，原以為同治十二年（1873）莫繩孫的抄本是莫氏著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的最早版本，後來在上海圖書館發現了莫友芝的手箋本，又結合其日記、書信，終於弄清了該書的真相。原來在同治六年十二月中旬至同治七年二月初，莫友芝曾將邵懿辰、張金吾、阮元等人的著述摘錄於《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間雜以己見，其本人並無意成書，後來莫繩孫將其錄出編為十六卷，始得傳世，但隱瞞了該書主體部分是過錄邵懿辰等人著述的事實。這種爬梳和發現，不僅極大滿足了我追求細節和過程的慾望，而且提升了相關研究的高度和深度。
三是我們盡量保證學術規範性。雖然獲取了大量資料的複製件，但未經收藏單位書面或口頭同意，我們對任何一種資料都不敢全部影印。其中《郘亭印存》是幾個本子湊成的「百衲本」，《郘亭校碑記》的影印則徵得了國家圖書館的同意。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刊物上曾主持莫友芝研究專題「走進『西南巨儒』的心靈世界」。您認為當前學界可以從哪些方面拓展莫友芝研究？
張劍：莫友芝集詩人、學者、書法家、史學家等多重身份於一身，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於學者一面，其中又偏重於版本目錄學，這顯然是不夠的。我覺得莫友芝在文學、史學和藝術方面的成就都值得大力開拓。以文學而論，《莫友芝全集》收詩近1500首，詞150闋，文20卷，較印本都有巨量增補，顯然大有可為。
《中國社會科學報》：前人稱讚莫友芝詩為「學人之詩」，前人何以如此評價莫詩？
張劍：所謂「學人之詩」，宋代已有論及。例如，南宋學者張栻云：「學者詩讀著似質，卻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南宋詩論家嚴羽批評宋詩：「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這句也常被視為對「學人之詩」的總結。但「學人之詩」的正式提出是在清代，清初方貞觀曾明確說：「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有才人之詩。」並認為學人之詩的優長在於「博聞強識，好學深思」，短處在資書以為詩，掙脫不開學問的束縛，「譬之佛家，律門戒子，守死威儀，終是鈍根長老，安能一性圓明」。
莫友芝常以考據學問入詩，《蘆酒》《哭杜杏東及其子云木三首》後皆附有一兩千字的考證文字，由此被近代文學家陳衍稱為「學人之詩」。但陳衍這句話並不是完全的褒義，陳衍實際推崇的是「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結合，即學力與性情的融合。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一直致力於家族文學研究，與宋代澶州晁氏，常熟翁氏、楊氏等家族相比，莫氏家族有哪些特點？
張劍：從政治層面來看，鄭、莫、黎三家的影響力無法與宋代澶州晁氏，常熟翁氏、楊氏相比。特別是晁、翁兩家，世代簪纓，科甲鼎盛，不少族人進入朝廷中樞機構任職，是當之無愧的全國性望族。而鄭、莫、黎三家，所出進士寥寥無幾，鄭家一個都沒有，莫家僅莫與儔一人，黎家也僅兩位，因此鄭、莫、黎三家只能算是地方性望族。
但從文化層面來看，以鄭珍、莫友芝、黎庶昌為代表的三家文化，其產生的貢獻和影響是全國性的。隨著《鄭珍全集》《黎庶昌全集》《莫友芝全集》的陸續出版，對鄭、莫、黎三家文化價值的揭示也將更加全面。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對於繼續深入莫友芝研究，並在地方發展過程中合理利用沙灘文化、擴大人文影響力有什麼建議？
張劍：「沙灘文化」這個名稱，凡使用者均承認其源自20世紀40年代浙江大學學者張其昀先生修纂的《遵義新志》。但有意思的是，張其昀先生的「沙灘期」只是歷史分期，大約指乾隆後期至咸豐九年遵義新城落成這一時間段；而張其昀先生將「沙灘」視為「全國知名之文化區」時，亦是限定於「清中葉」。這與後來學者對「沙灘文化」的概括有很大出入。比如有學者認為，「沙灘文化」是指清代後期至民國初年出現在貴州遵義縣東鄉沙灘村落的地域性文化，還有觀點認為，沙灘文化的時段是從明末至1949年，空間至少包括今天遵義市兩城區、遵義縣、綏陽縣、桐梓縣的黔北核心區域。
現在雖有論著致力推廣「沙灘文化」這一概念，但就個人而言，我認為這一概念接受起來有些難度。一是這個名詞已經較大程度上脫離了《遵義新志》的歷史語境，在學理上不夠圓通；二是對貴州以外的學者而言，「沙灘」易引起誤解，因為它總讓人聯想起海邊的「沙灘」，從而遮蔽和消解了「沙灘文化」的特指性；三是從廣告心理學上講，品牌命名也以不用「通俗詞」為佳。因此，我個人認為，既然所有使用「沙灘文化」的學者都承認鄭、莫、黎三家是其核心和代表，不如直接用「鄭、莫、黎」。如果要討論某時期的遵義區域文化，直接使用「乾嘉時期遵義文化」「道咸同光時期遵義文化」等會更加準確。
至於如何更好地擴大遵義的人文影響力，我想只有站在貴州甚至全國的高度思考問題，才能夠真正引起對該區域文化的關注。當然遵義在推廣區域文化方面已經做得相當好，不僅投入了大量資源，而且注意與全國文化界建立聯繫。由他們策劃的、即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大型《遵義叢書》，是一項文化盛舉。
原標題：走進「西南巨儒」的學術世界——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審張劍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何迪雅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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