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勛：天地大美 我心純粹

作家、美學家、藝術家蔣勛

6月8日，蔣勛個展「天地有大美——蔣勛的藝術人生」在上海安培洋行佳士得藝術空間舉辦。這是台灣作家、美學家蔣勛在大陸的首場藝術展覽。本次展覽以蔣勛藝術人生為線索，展出其數年來的藝術創作、手稿文件、作品朗讀等。通過此展，觀眾可看到蔣勛50年的創作人生。

蔣勛1947年生於西安，成長於台灣，文化大學史學系、藝術研究所畢業。1972年，他赴法國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進修，1983年創立東海大學美術系，並擔任系主任。數十年，他不斷推廣文化與美學教育，為整個華語世界的觀眾與讀者，帶來廣泛的啟發。蔣勛文筆清麗、感性，出版過數本小說、散文，對藝術史、美學也有自身的研究。近幾年，他以有聲讀物的方式，解讀中國古典文學巨作及中國詩詞，講說中西方藝術史及美學。

蔣勛為觀眾導覽

展覽現場

在傳播美學的同時，蔣勛也從事藝術創作。台灣的太魯閣、淡水的風景、日出與日暮都曾出現在他的作品中。在展覽序言《文人詩畫》中，蔣勛 說:「文人作品常在可有可無之間，《世說新語》留下許多故事，都彷佛告訴後世，爛漫晉宋，其實是『人』的漂亮。看到《快雪時晴》，看到《蘭亭集序》，也只是想像當年，不必當真，原來也只是摹本。這也是西方論述不能懂之處。」

天地有大美。蔣勛用畫來表達純粹。

蔣勛 《烏石鼻港礁石圖》 2017 水墨 設色紙本

對話蔣勛

雅昌藝術網：這次展覽中，有您在池上完成的作品。您之前出版過《池上日記》，這段經歷給您的創作帶來哪些影響？

蔣勛：池上是一個6000人口的小農村，很偏遠，到現在交通都不是特別方便。那裡沒有高中，沒有大學，你要讀書，就要出去。但我們到了池上，真的「嚇」了一跳。第一，台北這幾年的空氣污染嚴重到不行，可池上永遠是最好的空氣，因為它有中央山脈擋住了台北。 第二，當地農民非常有遠見，他們認為，如果要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就要走有機、走小農，走保護生態的路線。我覺得自己很慚愧，我們在都市裡，其實對農村非常不了解，知識分子沒幫忙，政府也沒有。當地人是通過自己的努力，讓池上能夠生存下去，並且日子越過越好。

從住在池上開始，我每天寫日記，後來出了《池上日記》。那一年，我快70歲了，有了新的偶像，就是當地的農民。我跟著當地的梁振賢梁大哥一起去割稻，他一手抓一叢，割下來，開始算，大概100粒稻穀里有25粒是空包彈——就是說在結穀粒的時候，剛好有吹風，熱度高到了40度，所以很多稻穀是焦黑的——他一算，就知道今年收成會損失三成。這些我在學校里永遠學不到，農民是跟著土地學習，他們完全是用血汗在田地里體驗。

後來，雲門舞集到那邊演出，所有舞者演出前要學割稻，他們覺得應該很容易。不過，早上四點，卡車就來，所有舞者都說：「怎麼那麼早?」對方說：「六點鐘以後，太陽起來把你皮都曬裂，你哪敢割稻?」在此之前，我們不知道割稻要那麼早。

蔣勛 《縱谷之秋》 2017 油彩 布面

現在，我在那兒已經四年了。我覺得我離不開那裡。我剛開始畫畫時，畫到晚上八點鐘，手都放不下來，我想，應該要去吃飯了。我走唯一一條中山路，發現餐廳全都關了，我一家家敲門，人家說：「哪有這個時候來吃飯?我們都已經睡了。」當地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們現在還在過「節氣」，比如，今天是芒種。他們的作息，是中國數千年文化傳承下來的，我覺得，自己是重新和這些人在學。

另外一點，我到了那裡才發現，土地是可以分享的。我們在都市裡非常自私，公寓門一關，和其他人就沒有來往。到了池上，我早上起來，發現怎麼門口放了一堆絲瓜，一堆油菜花，一堆枇杷，我左鄰右舍地問：「是誰放在我這裡?」問到中午，人家說：「你真煩，台北來的對不對?」他們說：「我們每個人家裡都有絲瓜，都有枇杷，過剩的放在鄰居家門口。」過了幾天，他們又問：「枇杷吃了沒有?」我說：「還沒。」他說：「看你怎麼吃。」我就拿去洗，剝皮。他說：「別剝那個皮，它是最好的。」我在台北怎麼敢吃枇杷的皮?所以，都市人身體怎麼會好呢?他們過著最樸素的生活。這讓我想到，我們應該放鬆地做自己，回到自身對於聲音的感動，對於一朵花的感動。

蔣勛的這幅自畫像是本次展覽中的第一件作品 創作於1992年

雅昌藝術網：所以這次的作品也很質樸，和我們分享一下您的藝術啟蒙吧。

蔣勛：一個創作者，如果他進入美術學院的美術系，就會有一個正規的學習的過程。我完全不是這樣，所以很難說從何時開始。但不曉得大家是不是也這樣——在華人世界，很多小孩在四、五歲都會跟著家人讀唐詩、讀宋詞，再大一些臨帖柳公權、顏真卿。這算不上系統的藝術教養，但基礎教育就是這麼順理成章地起來的。

到了中學時候體會到喜歡畫畫這件事。我在數學課本上畫了很多「小人頭」，被同學看到，班級出版報，會被他們「抓去」。喜歡畫畫不是要做畫家，其實是一種在成長的過程中的表達。有人寫字、有人畫畫，有人唱歌，都是為了表達。這就是「天地有大美」的開始。

當時，台灣設立「民眾文化服務站」，官方為鼓勵公眾喜歡文化，開設一些插花班、書法班，是不要交學費的。我在那裡認識了溥心畲的大弟子蕭一葦——他很低調，不是特別出名，現在大家還不太知道他。當時，他的學生都比較大，只有我一個中學一年級生。我和他說：「我喜歡畫畫。」他回：「你喜歡畫畫，就先做兩件事，一是背《古文觀止》，二是寫小楷。」現在想來，華人世界裡，民間就有這些學習的過程，這或許就是「啟蒙」。

後來，大概因為年紀小，覺得背誦古文有點煩，每天寫小楷也太死板，我就找了另一位老師——嶺南畫派的陳瑞康。那時，陳瑞康帶著我們畫公雞、大牡丹花，我就是這樣慢慢起步的。

蔣勛畫的加繆人像

雅昌藝術網：您的第一件作品是什麼？

蔣勛：我在高中時，開始對「西方」感興趣。這次展覽中，有一張「破破爛爛」的、紙都發黃的加繆人像。加繆是我高中到大學時期的偶像，我讀他的《異鄉人》和《鼠疫》，真的很感動。怎麼會有一個人，把人性、孤獨、叛逆表達得那麼好。於是，我照著他的照片畫了一張人像，我當然不會覺得那是「作品」，我就用膠帶貼在書桌的牆上，一直沒有動過他。直到最近，有人和我說，這張畫都50年了，應該把它裱起來。於是裝了框，拿到佳士得。這是這張畫第一次公開展覽，它不是作品，是一個文青，在他成長過程中自己的孤獨和苦悶，留下來的一個記錄。

蔣勛作品 青埂峯下一別 2017 水墨 設色紙本

雅昌藝術網：您前面提到，在高中時期開始對西方藝術感興趣。而在五十年代末，台灣的「五月畫會」曾提出「全盤西化」，這些藝術前輩的理論和實踐，是否給您帶來影響？

蔣勛：現在，有個地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在南海路和泉州路交叉口，曾經有個美國新聞處，它是美國新聞總署派在台灣的文化機構。我們那個時代很苦悶，西方的藝術文化很難在台灣看到——音樂會聽不到，舞蹈也看不到。後來我發現，很多和我同齡的朋友都是通過當時的美國新聞處的書籍、錄音帶和老式唱片接觸了西方的藝術，可是這是美國挑選的——我們當時很天真，沒有意識到那裡是個文宣機構，是來宣傳美國文化的。所以，有朋友在那裡看到瑪莎·葛蘭姆的舞蹈錄影帶，或是美國抽象表現主義，比如波洛克、德·庫寧的藝術。

當時，台灣只有一個美術系，就是台灣師範大學的美術系，它是非常保守的。比如，美術系系主任黃君璧是要臨畫稿的，他不推崇創作。劉國松那時就是他的學生，包括劉國松在內，有一批人比較「叛逆」。他們比我大十歲，更早地接觸美國抽象表現主義，試圖把中國原有的山水潑墨把抽象語言結合起來，從而創造一個風潮。後來，他因洛克菲勒叄世基金會去了美國，近幾年才回來。

我當時對這些很著迷，也跟著他們看展覽。但我現在會想，這一類藝術為什麼沒有在台灣生根，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我沒有下結論。當一個文化去接受另一個文化，如何在自己的腳跟下去吸收，和放棄腳跟去迎合另一個流派，這是不一樣的。所以，「五月畫會」和「東方畫會」將來在台灣如何定位，是更有趣的問題，相信不久以後會有更多人針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我個人認為，拿中國潑墨去結合抽象表現藝術，在美國的影響力要高於它的發源地台灣，雖然「五月畫會」的藝術家們現在回來了，但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對象」是在美國。

戰後藝術里，我個人覺得席德進的藝術值得好好研究。他從杭州美專到台灣，也碰過一些「波普」，但馬上又回來了。我認為他始終在真正用自己的方法觀看人像和台灣的山水。他在晚年用類似水彩的方式畫了很多台灣的風景。有趣的是，歷史很短，我們明明已經到很當代的(時期)，卻還不能完全定位這些藝術家。

蔣勛所作花卉作品

雅昌藝術網：這次展覽中有幾幅靜物花卉，造型上有幾分常玉的意味。

蔣勛：我受到他很大的影響，但其實我很大的一部分花卉作品比較「富裕」，色彩很強烈，不那麼常玉風。可能因為我沒有常玉那麼苦，他是真的很苦——那種壓抑、寂寞、活不下去的悲涼，化為冷冷的幾個黑線條。

1920年代，徐悲鴻、潘玉良、常玉都在巴黎生活過。他們三人選擇的路完全不一樣：徐悲鴻非常認真地進入巴黎藝術學院，他放掉東方所學，臨摹大師原作、畫石膏像、畫人體模特，據說巴黎國立美術學院至今保留著他的素描。常玉就是「紈絝子弟」，出身在四川的家庭，拿著很大一筆錢去巴黎打網球，還發明了「乒乓網球」，他交女友，戀愛不斷。常玉不像徐悲鴻喜歡學院派，他喜歡馬蒂斯，這和他個性也有關。關於潘玉良，我覺得她的重要性可能還沒有完全被發現，將來，華人的女性主義一定會提到潘玉良，她值得被人好好研究。

我很幸運的是，我在去歐洲之前，曾在台北歷史博物館看到了常玉最後一批畫。常玉晚年在巴黎窮途潦倒，畫賣不出去，生活不下去，最後連女朋友也交不到。他很痛苦的時候，台灣當時教育部部長黃季陸到巴黎慰勞僑胞時，遇到了同鄉常玉，私底下撥了一筆錢，讓他去台灣辦了個展。我覺得很有趣，常玉從來沒去過台灣，但是他最好的一批畫到了台灣。常玉的畫令人感動，因為它不只是受東方文化影響出來的作品，也伴隨常玉高度的孤獨感，還有那些黑色的線條，那當然跟書法有關。

蔣勛作品 夢裡青春可得追 1996

蔣勛作品 島嶼青年 1994

雅昌藝術網：上世紀八十年代，您曾是東海大學美術系系主任，您的教學主張是？

蔣勛：我是1983年接任東海大學美術系系主任，對我來說，那是一個意外，因為我自己一直不喜歡做行政工作。當時，我們有一波人好朋友，會「罵」官方體制的美術系，把會畫畫的人都教得不會畫了。有一天，東海大學校長就來找我，說要成立美術系，要我做系主任。我就打電話問楚哥說：「怎麼會找到我?」楚哥說「本來不是找你，是找我。」可是他當時生病了，就和我說：「我們每天在『罵人』，現在體制要你做了，就代我做一做。」結果，那傢伙活了很久，也沒見他來接，我就做了17年。

現在，台中的亞洲大學正在辦一個我和17位學生的聯展。三十年過去，他們有的畫非常工筆的佛像，有的用磁懸浮的理論做裝置藝術，這也是我一直的主張——作為系主任，我不應該主導美術系的方向，應該讓每個學生可能都有他走的不同的路線。

記得當時，我開一門材料課，讓學生認識各種材料，比如水墨、油畫、版畫、攝影、裝置，其中有一個叫膠彩畫。

膠彩畫原來叫東洋畫，日本當時希望它取代原有的水墨系統，這其中涉及到政治問題。有個著名的事件是「台展三少」：1927年，第一屆台灣美術展覽會上，郭雪湖、陳進、林玉山成為東洋畫部僅入選的三位台灣人畫家。後來，日軍敗北後，東洋畫就「廢了」，成了溥心畲、黃君璧等人新系統。你會發現，藝術史不僅僅是藝術史，它一直沒有辦法有非常強的主導力量。

所以，我接了系主任後，知道台中有一位非常好的膠彩畫家，名叫林之助。我去拜訪他說：「我們希望開個東洋畫，把這種藝術傳下去。」後來，我心想，東洋畫可能不被允許，就叫「膠彩」。實際上，我被拒絕了三次，直到他說：「蔣主任，你下山三次，我答應你教三年」。所以我一直有一個信任，我相信美可以克服很多人跟人的敵對關係，最後你會發現，一個人真的是對美有信仰的時候，很多在現實裡面的對立隔閡其實會解除掉。林老師真的幫了我很大的忙，以他那樣的身份，他根本可以不要出來，他家很有錢，他也不圖名，也不圖利，不在乎那一點薪水。他真的是想把這門藝術傳下去。所以，台灣現在所有大學的膠彩畫都是從東海開始的。

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說，從業文化工作的人，必須有很大的覺醒，你要盡努力地做文化里的事，而不要受到很多干預。當然，也有不得已的時候，我不敢說要「拋頭顱、灑熱血」，而是有些藝術，不傳下來，就可惜了。我總記得魯迅說的那句：放他們到光明、寬闊的地方去吧。

蔣勛作品 貓 2018

雅昌藝術網：最後聊聊您的藝術美學。

蔣勛：西方是很少有「長卷」的。我第一次去巴黎羅浮宮，才意識到什麼叫東方美學。西方人畫的基準是透視法，他們總是在找結構，找透視。但東方人總是遊山玩水，到家以後靠著回憶來畫畫，於是成了立軸和長卷。如果不在巴黎，我不會有比較。這裡面沒有好和不好，但感受到了差異性。漫長歷史上，經濟、政治、戰爭都有可能毀掉藝術，而我們能不能努力，讓美的東西不在歷史上消失?於是，我開始做「比較的美術史」，希望能在二十一世紀，能讓更多人在東方找到美學自信：為什麼西方選擇了布?為什麼宋代選擇紙?為什麼西方選擇油?東方選擇了水?這都是大問題。我們如何看待不同的民族，在不同時代輸出自己的文化?如果這一代還沒有找到答案，那下一代，我們要找到亞洲、東方自己存在的價值。

雅昌藝術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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