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褚遂良兩種「聖教序」看其在初唐書史的地位和影響

原標題：由褚遂良兩種「聖教序」看其在初唐書史的地位和影響

一、「聖教序」文的來歷

唐代高僧玄奘歷盡艱辛，於貞觀十九年（645年）自天竺國取佛經回到長安，舉國震動，唐太宗李世民謂之「勝朝盛事」，並劾令玄奘翻譯所取梵文經書，玄奘經過三年的努力，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佛經譯校工作成績顯著，唐太宗親自詳閱譯文經書，並欣然為之作序——《大唐三藏聖教序》，太子李治又作《述聖記》，聖教序文由此而成。

二、《集王聖教序》和褚遂良兩種《聖教序》

《聖教序》成碑的歷史背景，是初唐立碑的重大事件，同時也是當時佛釋道之爭的結果，是維護佛法，擺脫當時「崇道抑佛」困境的典範。在聖教序成文後，唐太宗為使這一舉措昭示天下、名垂千古，便籌備將聖教序文刻於石碑，出於對王羲之書法的喜愛和對佛教的虔誠，唐太宗認為此碑文非書聖王羲之書「不足貴」，王羲之乃晉人，不可重生書之，後來由弘福寺和尚懷仁擔任集王羲之字、拼文工作。懷仁經過二十四年的苦心經營，於咸亨三年（672年）成碑，全文包括唐太宗的序文、唐高宗李治的一篇記和玄奘本人所譯心經之一共三部分，此碑立於唐太宗為生母所建的弘福寺，《集王聖教序》就此而成。褚遂良《雁塔聖教序》立於唐高宗李治為生母所建的慈恩寺，故亦稱《慈恩寺聖教序》，永徽四年（653年）成碑。此碑最能代表褚遂良楷書的風格，書此碑時，褚遂良已經五十八歲，在結字上一改歐體、虞體的字形結構，看似纖弱，實則飽滿。歷來對此碑的評價多有讚譽之詞，唐張懷瓘云：「……美女嬋娟似不輕與羅琦，鉛華綽約甚有餘態。」宋人董逌《廣川書跋》中說：「……疏瘦勁練，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筩》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書法，多肉微骨者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骨者病。河南（褚遂良）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雁塔聖教序》是褚遂良的經典之作，可謂代表褚遂良楷書的最高水平。《同州聖教序》於龍朔三年（663年）建立，龍朔二年（662年）時年34歲的唐高宗「幸同州」，由於身患重病，便讓皇后武則天主持朝事，此舉使唐高宗在政治上成為傀儡。隨著武則天權利越來越大，關隴集團實力逐漸消亡，高宗的帝位也漸漸消失。此時的高宗對被貶到過同州的褚遂良深感懷念，為表達對褚遂良的愧疚之心，決定在同州建一個和《雁塔聖教序》一模一樣的碑，在多種的顧慮和權衡下，最後決定在同州金塔寺建《聖教序》碑，此碑是根據《雁塔聖教序》的拓片刊刻而成的。

三、從三種「聖教序」的年代、地理位置等分析當時褚遂良書法的地位和影響

（一）年代

唐玄奘西去取佛經歸來後，唐太宗和唐高宗分別為所取佛經譯文作《序》和《記》，以昭示天下、流芳萬世。為銘記這一「勝朝盛事」，先後出現了四種聖教序碑，我們這裡只講其中三種，分別為建成於咸亨三年（672年）的《集王聖教序》、建成於永徽四年（653年）的《雁塔聖教序》和建成於龍朔三年（663年）的《同州聖教序》。從年代上看三種聖教序碑皆成於唐高宗李治（649年—683年在位）年間，其中《集王聖教序》是弘福寺和尚懷仁歷經二十四年的苦心經營集王羲之之字後刊刻而成。貞觀二十二年（648年）聖教序成文後，因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的喜愛和對唐玄奘取經事件的敬慕，大家認為聖教序碑文非書聖王羲之書「不足貴。」是何人下令懷仁主持集聖教序這一浩大工程的，史料無記載，但我們可以肯定《集王聖教序》是朝廷支持和主持這項工程的，懷仁用二十四年，歷經二朝，工程之浩大我們難以想像，一般個人是難以企及的，再加上這塊碑立在唐太宗為生母所建的弘福寺，可以斷定此事應是唐太宗和高宗親歷的，從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喜愛我們亦可作相同的推理。但若以唐太宗所云聖教序碑文非王羲之書「不足貴」，那麼我們就不會看到後來褚遂良版本的兩種《聖教序》了，懷仁開始集《聖教序》的年代比褚遂良的兩種《聖教序》早，且成碑時間晚於褚遂良《聖教序》，《集王聖教序》（672年成碑）比褚遂良《雁塔聖教序》（653年）晚十九年，比褚遂良《同州聖教序》（663年成碑）晚10年。褚遂良書寫《聖教序》是出於皇命還是源於自身對佛學的虔誠而浴手寫經，史料無記載。若是出於皇命，在唐太宗和大家對《聖教序》書寫要求上，非王羲之書「不足貴」的感召下，那麼褚遂良之書在當時帝王和大眾心中的地位和影響之大，我們不言而喻，若出於個人的浴手寫經，那麼如果褚遂良的書法沒有至高的地位，《雁塔聖教序》碑也不會出現在唐高宗為紀念生母而修建的慈恩寺。再者，唐高宗李治楷、隸、行草皆精，按常理唐高宗李治應是書寫《慈恩寺聖教序》最合適的人選，但地位如此之高的碑，唐高宗一定會推選一個自己認為書藝精湛的人書寫，這個人就是褚遂良。相傳，虞世南死後，唐太宗嘆息無人可以與之論書，魏徵稱讚說：「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逸少體。」那麼地位如此之高的《雁塔聖教序》碑以褚遂良書完成，我們亦可窺探唐高宗對褚遂良精湛書藝的「無聲」讚譽。建立於龍朔三年（663年）的《同州聖教序》是在褚遂良去世五年後，唐高宗王權基本喪失的情況下建碑的，此時的唐高宗身患重病，武則天政權逐步壯大，使高宗對褚遂良的深感懷念和愧疚，並決定在同州樹立一塊和《雁塔聖教序》一模一樣的《聖教序》碑。高宗永徽六年（656年），褚遂良因對高宗廢太后的不滿，而被貶為潭州都督，轉桂州，又貶愛州（今越南清化），在古代封建禮教嚴酷的制度下，褚遂良被貶，本應「滅其國先滅其史，毀其人先毀其文」，但高宗不僅沒有如此淺薄輕舉，而是又在同州以褚遂良《雁塔聖教序》拓片為本，從新樹立了一塊一模一樣的碑，我們足以證實唐高宗和當時大眾對褚遂良書藝的肯定。

（二）立碑地點

《集王聖教序》碑立於唐太宗為生母而修建的弘福寺；《雁塔聖教序》碑立於唐高宗為生母而修建的慈恩；《同州聖教序》立於隋文帝為生母而修建的金塔寺。三塊碑均立於帝王為生母修建的寺廟裡，可見這三塊碑地位之高，意義之深遠。唐太宗推崇王羲之書法，以王羲之書作為為生母修建的弘福寺而刻碑，太宗認為唯書聖書方「足貴「；唐高宗以褚遂良書為生母寺立碑，我們可看出高宗對褚遂良書法的推崇，《同州聖教序》雖立在隋文帝為其生母所建的金塔寺，不是唐代帝王所建，但畢竟是帝王為生母所建，況且已經改朝換代，高宗大可不必為之。基於此，我們也不難看出褚遂良的書法在初唐帝王和大眾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

結論：自古以來，樹碑需先定文，再確定書寫人。在初唐佛教盛行的年代，聖教序文之重要，意義之深遠不言而喻，能書寫聖教序文並作為皇家寺廟立碑的書寫者，無論是書法技藝，還是書寫者的地位都是出類拔萃，超群絕倫的。褚遂良身為初唐兩朝重臣，其書能成為皇家寺廟的聖教序碑文，在唐代是第一人，再者褚遂良後來犯了「罪」，高宗非但沒有「斬草除根」「毀其文」，還在褚遂良去世五年後，又在同州以褚遂良《雁塔聖教序>拓片去立碑，在書法歷史上也是第一人，我們不能不為褚遂良的書法在初唐乃至唐以後書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感到驚嘆。

參考文獻：

[1]黃簡編輯.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10.

[2]崔爾平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8.

[3]朱關田.中國書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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