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我的一生，抵過別人幾世
喜歡是放肆，愛是克制。
1943年3月26日，我出生在重慶，父親陳嗣慶，是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母親繆進蘭，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家閨秀。
因為出生在亂世，父親就給我起了個名字叫陳懋（mào）平，以示「和平」的意願。我先是隨父母在南京生活了幾年，聽母親說，我們住在鼓樓區，頭條巷。
南京的家，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間書房，一面是窗戶，其餘三面全是書，別的孩子都喜歡在外面瘋玩，我卻只對房裡的書籍著迷，我文學的「童子功」，應該源於此。
三歲，我嫌「懋」字難寫，自作主張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陳平。
由陳平更名為三毛，那是去了沙漠以後的事情了。
總有人問我，如何評價自己的人生？
其實啊，我台灣是一生，沙漠是一生，荷西在時是一生，荷西去時是一生。
人生在世，命若琴弦，我早已不是相同生命了。
台灣的一生
我記得，全家搬至台灣的那一年，我5歲，在後知後覺的憂傷里，與南京告別。
在台灣，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學。我雖詩書成癮，但我的快樂絕不會出現在課堂上，我也不是老師喜歡的學生。
尤其是數學，實在聽得雲里霧裡，乾脆在課堂上將課外書藏在裙子下讀。如饑似渴地閱讀，不僅影響了我的成績，也時常遭受老師的百般刁難。初中還沒畢業，我便休學了。
於是，讀書寫作便成了我躲避父母失望的眼神，和應對渺茫未來的避難所。
學業的轉折，是我 19歲那一年，遇到了顧福生。
他是我的油畫老師，卻很欣賞我的寫作才華，他把我的文章推薦給白先勇先生，沒想到在《現代文學》發表了。
我當時認為文章的發表，是託了顧福生的人情，自己又偷偷投稿，居然又發表了。
一直很感激顧福生，他為我的人生打開了一扇門。
後來，我在文化學院哲學系進修，在那裡遇到了初戀，梁光明。
21歲的我，卻對婚姻有著莫名的執念，它不是柴米油鹽，而是心裡落實的安全感。
讓我失望的是，梁光明總是說：「結婚的事情再等一等。」
等什麼呢？等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分手？
顯然，梁光明，我把持不住。
沒有退路了，帶著初戀的情傷，我去了傾心已久的藝術天堂西班牙。
從此開啟了一生的流浪。
荷西生時的一生
西班牙，馬德里，是我此生註定要來的地方。
第一次見到荷西，是在朋友家，第一印象就覺得這個男孩很英俊。
起初，我一直把他當弟弟。他總是逃課來看我，約我打球、看電影、逛舊物市場。直到有一次他很認真地告訴我：大學的四
年，服兵役兩年，再有六年他就可以娶我。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我們一定要斷絕關係，要快結束，我比他足足大了6歲，我不敢擔。
但是想扯清感情上的瓜葛，是件痛苦而困難的事情，拒絕了荷西以後，看著他漸遠的身影，我還是一陣陣地心痛。
喜歡是放肆，愛是克制。
其實，我還不懂，那時自己的剋制，是埋在心底的「種子」。
我急迫地開始了新生活，先後交往了一個日本男朋友，一個德國男朋友，一個台灣畫家，結果都無疾而終。
對的時間，總是遇不到對的人。
在國外求學三年，1970年，我回到了台北，接下了母校文化學院的教職，並認識了一個德國人，我們很快就決定結婚了。我的家人很喜歡他，都沉浸在為我準備婚禮的喜悅中。
可是，臨近婚禮的一天，他心臟病突發，在去醫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
難以形容的絕望，生活要這般待我，我唯有這般離去。
那一夜，我吃了一整瓶安眠藥。
我只記得睡了很久，醒來後，猛然發現，父母蒼老了許多。
我上輩子一定做了很多壞事，欠了很多情債，這輩子遇到的人，都是我前世的業障。
沒多久，我再次決定遠行。為什麼又回到西班牙，我說不清楚，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召喚吧。
沙漠的一生
在西班牙，我見到了相錯6年的荷西，那雙清澈的眼睛，依然飽含喜悅和甜蜜。這一次見面我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就像一件心愛的玩具，終於回到了自己的臂彎，暖暖的，很踏實。
他問我將來的打算，我說要去撒哈拉。
想不到沒多久，荷西就申請到了一份在撒哈拉的工作，比我先到非洲去了。
我寫信給他：「你實在不必為我去沙漠里受苦。」
荷西回信給我：「我們夏天結婚好嗎？」
好，這次我沒有一絲猶豫。
我們的第一個家就安在撒哈拉沙漠。
也是這個時候，我開始正式用「三毛」這個筆名，文字也因沙漠而厚重起來。
我進入了一段全新的生活，在沙漠中的日子，遠不如想像中的浪漫，海水煮飯，臭水洗澡。最要命的是我的身體出現了問題，
尿血，頭痛，還生了一場邪門的病。
我原本以為我會有大把的時間旅行，現在才知道，根本不可能。撒哈拉果然是我的鄉愁，初到時的苦楚，也只有在想像中，文章的包容中，它才美好。
然而這裡，卻也有了我離不開的荷西和家。
他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我做的事情，在別人看來也許是瘋狂的行為，在他看來卻是理所當然的，所以跟他在一起總是很幸福。
在沙漠的日子，我除了寫作，最熱衷的就是與荷西背著背包和相機，看了許多奇異多彩的風俗、交了很多有趣的朋友，日子終於豐富了。
那段時間也是我創作的高峰期，出版社總是來信催我寫稿，顯然，我的書很暢銷。我想，是因為我的文字就像一個窗口，讓讀者有機會得以觀見一個異族女子，在黃沙荒漠中苦辣酸甜的生活。
1975年11月，撒哈拉時局大變，我們就這樣撤離了沙漠，再也沒有回來過。
那一年我已33歲。
有人質疑我沙漠的文字都是虛構的，我是一個以本身生活為基礎的非小說文字工作者，要求自己的，不過是如何以樸實而簡單的文字，記下生命中的某些歷程……
生活在變，生命在延續，觀念有改變，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人生之旅造成的，於是我也對自己的筆誠實寫下現在的自己，這也是我堅持寫作的方向。
荷西去時的一生
離開沙漠後，我們居住在迦納利群島。我的身體狀況急劇下降，長時間打針吃藥，時常讓我意興闌珊。
那些日子，我常常想到死，將生活里每一個意外，都看成是自己生命即將結束的預言。
當荷西接到拉芭瑪島的潛水工作時，我就有一種很不詳的預感，我的直覺很靈。
我以為是自己大限已至，可死神這次挑選的不是我。
那個秋天，曾是那麼美好，我的父母從台灣過來看我們，與荷西一見如故。那些日子，我特別喜歡用手吊在荷西的脖子上哈哈大笑。
我陪父母去倫敦，荷西因為工作不能同行，他在機場與我們依依不捨地道別。
我毫無徵兆地頭痛，身邊一位婦女扶了我一下，並遞給我一張名片，很刺眼的一行字：某某的未亡人。這是西班牙的風俗，守寡的婦女，名字都有這樣的字樣。壞感覺加劇，我轉頭去看外面的荷西，他正跳進柵欄，向我們揮手。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揮，竟成了永別。
1979年9月30日，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半夜一點，我的房門被一位英國太太敲開，沒等她開口，不祥之兆已經有了自己的形狀，我害怕地喊道：「荷西是不是死了？」
英國太太如實告訴我，他們正在尋找他的屍體。
那些日子我一直被打鎮定劑，睡在床上。如果藥效過去，我的腦海就一直盤旋：「荷西，回來吧，荷西，回來吧……」
父母把我帶回台灣，很多朋友來逼我發誓，不許自殺。我以為我這一生的痛楚，足以讓我離開了，卻突然發現，有這麼多強而有力的手拉著我不放。
雖然這次情殤之地在西班牙，但我的荷西在那裡。不久，我堅持回到我們小島的家，這次家裡只有我一個人。
平凡的夫妻如我們，歷經生死，失去了另一個的日子，該怎麼過呢？
每天一樣地打掃房間、整理庭院，也能在心境安穩的時候，到荷西的最後之地，陪陪他。
再也不能哭了，最壞的已經來了，還有什麼好怕的。
我已經生生地被逼入絕境。父母為我操碎了心，我現在什麼都不能做，荷西，你知道嗎？我的心早已隨你去了。
再也不能躺在你的懷裡，看大漠滄海；再也不能牽著你散步，由黃昏到子夜；再也不能一起「你愛談天，我愛笑」；再也不能一起……
這段以生死度量的深愛，這種再不復見的極痛，是我筆下無法摹寫的，只要一觸碰，便身心俱焚。
1981年，我離開了迦納利島，回台北定居。我接受了《聯合報》的贊助，遊走了十餘個國家。我開始試著讓自己忙起來，接受採訪，舉辦講座。
荷西去世的6年時間裡，我把自己獻給了讀者和公眾，也方才心痛減緩，恢復了一些生氣。
1989年，我再次踏上旅程，來到了南京，我發現自己兒時的情結依舊在。
1990年，應嚴浩導演邀請，我創作了《滾滾紅塵》的劇本。電影異常地成功，很多人遺憾我未能拿下那個編劇獎，其實我早已看破，我知道自己在哪兒。
此生啊，到處都走遍了，大陸也去過了，該做的事情也做過了，該還的債都還完了，突然覺得累了。
1991年1月4日，48歲的我，終於可以離開了。
「來易來去難去，數十載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難聚，愛與恨的千古愁，於是不願走的你，要告別已不見的我，這世間仍有隱約的耳語，跟隨我倆的傳說。」
親愛的爸爸媽媽，不要為我難過，女兒去找荷西了，這次是幸福的。
隱約中聽到有人問我：三毛，如果有來生，你最想做什麼？
如果有來生啊， 我要做一棵樹， 站成永恆， 沒有悲歡的姿勢。
如果有來生，我要做一隻鳥，飛越永恆，沒有迷途的苦惱。
如果有來生，我要人長久。
總結我這一生，廖輝英這一句最好：「你過一生，抵得上別人的好幾世，生命的意義，或許你詮釋得比較美麗。」
是為紀念，親愛的我自己。
※41歲莫文蔚嫁給初戀：餘生，和讓你變慢的人在一起
※北大才女4分鐘演講，整個世界都沉默了
TAG:有書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