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我的名字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我每個人的生命里，都有最艱難的一年，將人生變得美好而遼闊。
————《島上書店》
我的名字對你有什麼意義？
它會死去，
象大海拍擊海堤，
發出的憂鬱的汩汩濤聲，
象密林中幽幽的夜聲。
它會在紀念冊的黃頁上
留下暗淡的印痕，
就像用無人能懂的語言
在墓碑上刻下的花紋。
它有什麼意義？
它早已被忘記
在新的激烈的風浪里，
它不會給你的心靈
帶來純潔、溫柔的回憶。
但是在你孤獨、悲傷的日子，
請你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
並且說：有人在思念我，
在世間我活在一個人的心裡。
因為地理與政治的先天親緣關係俄蘇文藝作品的引介非常之多，以至於國內60前後出生的藝術家對俄羅斯有某種親近感，不論是對俄羅斯白銀時代的懷念還是對俄羅斯文藝的模仿都能看出國內老一輩藝術家似乎患有某種精神戀母的傾向。兩年前我看過一位朋友拿到北大教授的一首詩，我一看裡面的格調和意象就斷定此人的年齡與精神氣質。
事實上從二十世紀初的學習蘇俄到現在為止我們並沒有學到其的精神內核—宗教，所學到的是文化皮相。這一點庶幾可以理解為何整個二十世紀的俄羅斯群星璀璨，無論是思想家如巴赫金，克里斯蒂娃，藝術家如馬列維奇，托爾斯泰，斯坦尼拉夫斯基，烏斯托夫斯基，布羅茨基。這個名單還可以拉的很長。
問題是20世紀及至今日的中國有幾位大師能放到世界上耀眼奪目？估計五個手指頭都能數得過來。二十世紀赤禍肆虐，及至今日知識分子所經歷的種種凌辱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以至於人格萎縮，成果不堪，即便是同樣經歷極權體制我們自身也無法和蘇俄時代的知識分子同提並論。
俄羅斯藝術家的深邃悲愴，與中國人的精神氣質毫無相似處，這是北寒帶與北溫帶的差異。
俄羅斯藝術的誕生如古希臘的誕生一樣是個謎團，沒有人曉得為何19世紀的俄羅斯突然出現一大片的輝煌燦爛。在此之前的漫漫長夜難道是為了十九世紀的燃燒做的準備？
俄羅斯沒有自己的文學傳統於是只得尋求外邦的借鏡。俄羅斯文學沒有強大的傳統重負尋求希臘文學很容易獲得營養。這一點和中國不同。五四時期翻譯文學催生了新的文學傳統。
最早的俄羅斯藝術家大量譯介文學作品其中就有一位普希金的老師茹科夫斯基。其人善畫。須注意十九世紀的作家、詩人很多善畫。雨果、普希金以及萊蒙托夫皆如此。老茹譯介的是古希臘荷馬史詩以及浪漫主義如拜倫席勒作品。看得出他的觸角一遠（古希臘）一近（十八世紀）。開了一代文學之風氣。一國新文學之發端必先有語言的革命，一是譯介，二是純化。馬丁.路德以及但丁皆如斯。晚年老茹雙目失明，尤譯《伊利昂記》。中國未來文學出口即是語言純化。還得從古典語言尋求新的滋養，另外即是聖經傳統的吸收。當代中國作家應有良好的古典與外語的知識儲備，可惜目前作家文化水平不敢恭維。
普希金（1799-1837）因與人決鬥，腹部重傷感染而死。僅活38歲。他是被魯迅划到摩羅詩人一派的，這種決鬥精神當代文人稀缺。普希金被譽為俄羅斯文學的太陽，他是俄羅斯近代文學之父。其代表作品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短篇小說《黑桃皇后》、童話詩《漁夫和金魚的故事》。長篇小說《上尉的女兒》。由這些文學體裁可見普希金的野心。大作家必然是文體家。
雖然如此俄羅斯文學詩歌漢譯尤差。那些通過閱讀漢譯詩歌說俄羅斯詩歌偉大的人多是無知的虛偽之言。可以做的定論是俄羅斯詩歌翻譯多半是浪費木材。這一個原因是斯拉夫語言和中文的深層溝壑，另一個是翻譯家自身對雙重語言駕馭天賦的缺乏。在閱讀普希金、茨維塔耶娃、萊蒙托夫、阿赫瑪托娃的中文譯詩的時候我們絕難體會到俄語詩歌之魅。另外需注意的是西語長篇詩歌很多，但漢語偏少，這和漢語語法的極簡主義特徵相關。
我初次遇到普希金的《葉甫蓋尼》我強忍著靈魂的折磨還是無法忍受閱讀它時壓迫的神經劇痛。書籍正如愛情如果最初沒有美好的體驗就可以把它扔掉一邊。不過《葉》被柴可夫斯基改為三幕歌劇，可視性極強。音樂和繪畫一樣不必經過再度轉譯，我們不必糾結於歌劇是否聽懂，單就是韻律本身即是美的體驗。
《葉》樹立了俄羅斯語言的規範，雖然這種規範經翻譯後很難體會。我們可以從納博科夫《俄羅斯文學講稿》的最後部分窺老納對蹩腳普希金詩歌翻譯的憤怒，窺探普希金詩句的博大優雅。
《葉》樹立了文學史上第一個「多餘人」形象。所謂多餘人就是清醒社會問題想改變卻無能為力。講的是一位公子哥奧涅金和一對姐妹的故事。奧受過高等教育一心想改變社會現狀，但力不從心。一次隨好友連斯基到了鄉下莊園，見到連斯基未婚妻奧爾迦姐妹。奧爾迦姐姐達吉亞娜愛上了奧涅金「十動然拒」。一次家庭宴會奧涅金向奧爾迦大獻殷勤，惹怒連斯基。兩人決鬥後連斯基被幹掉。清醒過來的奧涅金後悔不已離開莊園出國難以。幾年以後在彼得堡遇到已為人妻的達吉亞娜。發過來追求其，達吉亞娜雖然仍愛奧涅金但不想背叛大她數歲的丈夫不得已拒絕奧涅金。
奧涅金在八十年代中國很多，現在成了稀有動物。
《葉》其實還是政治文學。他基本上奠定了整個俄羅斯小說的基調：政治高於藝術。後來的屠格涅夫《父與子》、《處女地》、契訶夫《第六病室》、托爾斯泰《什麼是藝術》、果戈里《死魂靈》、托斯托耶夫斯基《罪與罰》、《群魔》皆是如此。俄羅斯知識分子對整個國家的關懷和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如出一轍。作為五四新小時開山之人的魯迅為何從俄羅斯文學中吸取營養在這裡看來毫不為奇。俄羅斯作家鮮有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者，紛紛將對國家的思考、責任的擔當植入文藝作品當中，即便是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時也在背後有對整個民主社會建構的政治問題的關切。這其實不是一個好的文學發展路徑。當文藝和很多重大社會問題絞纏在一起文藝就容易被政治擠壓成為政黨的傳聲筒。這一點在馬雅可夫斯基以及高爾基的創作經歷中即得到證明。這並不意味著作為知識分子的必要構成部分的小說家不去關心政治而是說可以形成更加理性的分析、批判社會現實的文本。作為知識分子的索爾仁尼琴與作為小說家的索爾仁尼琴是兩回事。某種程度上講越是藝術的就越是政治的。這是巴特「作者之死」的要求。一旦詩性和政治性、思想性結合起來其產生的結果將是災難性的。這一點從希臘柏拉圖-蘇格拉底，再到孔子的儒家美學以及尼採的思影響即可窺出一二。《拯救與逍遙》最為危險之處是劉小楓企圖通過文學作品作為文化的深層表徵，在此書中他引用的《離騷》、《天問》、《紅樓夢》、魯迅及至陀斯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並不代表文化的深層思想。比如《紅樓夢》不過是精緻的藝術而不是深刻的思想。對於先秦諸子劉竟然沒有展開論述。知識結構的短板帶來深刻致命的錯誤。在我看來先秦諸子以降，至於紅樓夢、魯迅較之於西方最為匱乏的不是「拯救」而是愛。
事實上西歐及美國的文藝傳統對中國影響不大，倒是俄羅斯與日本對中國影響深遠。如何脫俄入歐是拷問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面臨身份危機時的重大問題。
怎樣才能成為一代宗師？首先是語體範式。
魯迅是現代文學的義父。
BGM：羽腫 - Windy Hil
作者普希金，佳佳推薦詩篇系列Q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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