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一座山，但張愛玲是一條河

最新 06-20

新書發布會上，許子東面對讀者發問：為什麼中國人有了直播之後，就只能看抖音、鬥魚呢？為什麼不能留出一點做文化保存的事情？

而《現代文學課》這本書就是許子東為文化保存所做的貢獻。書中，許子東形容魯迅是一座山，後面很多作家都是山，被這座最高的山的影子遮蓋了；但張愛玲是一條河。

這一堂堂現代文學課，囊括「五四」起源、各家流派，以及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共12講，可見魯迅的「反省」、郭沫若的「創造」、茅盾的「矛盾」、巴金的「年輕」、老舍的「命運」、曹禺的「影響」、郁達夫的「苦悶」、丁玲的「撲火」、沈從文的「反潮流而動」、張愛玲的「無家可歸」等等，文學承擔民族—國家寓言。

書中的金句與神來之筆數不過來，大珠小珠，與正文相映成趣。

下文如是。

《現代文學課》選摘

胡適和陳獨秀，這兩個新文學的開端的人，他們在一百年前的今天用兩篇文章啟動了現代中國文化政治的巨大變革，其中一個是1879年出生，一個是1891年出生，也就是說，一個是70後，一個是90後。包括後來的魯迅、茅盾、郁達夫這些人，都是80後和90後。當初，他們這一代人做事情的時候，都非常年輕，就是今天意義上的80後、90後。

在「五四」那個時代，覺得現代比清代好，是所有新文學作家的共識。但張愛玲不這麼覺得。她並不覺得從法國回來彈彈鋼琴就一定更有文化。所以，後來胡蘭成和她談起《戰爭與和平》與《金瓶梅》哪個好？張愛玲說，當然《金瓶梅》好。

大部分的中國現代作家的父親，都在這些作家未成年時去世了。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包含某種規律性。比如魯迅的父親大概是他十來歲去世的；郁達夫的父親是在他兩三歲時去世的；老舍的父親最慘，他守在北京的城牆上，被八國聯軍打死了，當時老舍不到兩歲；茅盾也是，父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

還有一個規律性，這些現代作家的啟蒙老師大都是母親。中國現代文學裡面說父親好的極少。曹禺的戲劇裡面寫出來的父親都是周朴園那個德性。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爺，也是個反面角色。這些作家寫的父親，要麼去世，要麼很壞，但他們筆下的母親都是好的，比如魯迅的「魯」，就是用了母親的姓。母親被作家恨的大概只有張愛玲。

張愛玲後來的小說主題就是「男女戰爭」——就是男女談戀愛。但這個「戀愛」是打仗，是計算，是猜疑，是提防，是博弈，從頭到尾是在「打仗」。而這種愛情戰爭最早、最佳的人物原型就是她的父母。

辜鴻銘學問非常好，英文也非常好，可有一個荒唐的觀點，張愛玲在《色，戒》裡面還引用了：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張愛玲在《色，戒》里還提出了另一個說法：愛情的道路，男人是通過胃，女人是通過陰道。但張愛玲不贊成這個說法。很多人把這句話忘掉了，以為張愛玲是贊成這個說法。愛情道路究竟經過哪裡我們不好說，但茶壺茶杯論顯然荒唐，鼓吹一男多妻，典型的男權觀點，必須批判。

取消婚約就是休妻，等於毀了朱安一生。所以魯迅必須從日本回來結婚。可他結婚第四天就走了，他們也沒有行夫妻之實。有人後來問魯迅，你的婚姻是什麼情況，魯迅說朱安女士「不是我的妻子，她是我媽媽的媳婦」。說此話時，魯迅也是半個阿Q。是「自欺欺人」的半個，不是「欺軟怕硬」的半個。

現代女作家有兩類，一類是一夫一妻，婚姻穩定；一類是五彩繽紛的感情，驚心動魄的小說。套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一句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女作家的幸福家庭也都是一樣的幸福：冰心、馮沅君、凌叔華、林徽因……一般都是嫁給學者。馮沅君寫的小說《隔絕》，也是「五四」時「娜拉出走」這一類的小說。她的丈夫陸侃如寫《中國詩史》，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教授，非常有名。林徽因不為徐志摩的愛情所動，理智地嫁給了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是古建築學家。她後來從事美術、建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就是林徽因參與設計的。

魯迅不是說過嗎，娜拉出走以後，要麼回去，要麼墮落。回去的故事就是子君，墮落的故事就是陳白露。陳白露故事的開頭，很像張愛玲小說《第一爐香》的結尾。

《第一爐香》的女主人公想知道一個男人愛不愛她，就抬起頭來想看他的眼睛，可是他戴著墨鏡，她怎麼都看不到他的眼睛，只看到墨鏡里自己縮小的身影。這個描寫多厲害！這是寫實的，對著墨鏡看，當然看到自己；但實際的意思是：她根本抓不住這個男人的心，只看到自己非常可憐。這種又寫實又象徵的技巧，非常高。

文學是比任何東西都更能泄露作家的內心秘密的——真正的文學，比宣言、日記、情話更能宣洩心底的秘密，包括作家自己意識不到的東西。

茅盾的小說常有很多情色描寫，他的小說是所有革命作家作品裡最sexy的。我最早讀茅盾的小說是當「黃色書」讀的。那時下鄉，有同學拿了一本書，沒有封面，沒有底，已經被翻得卷邊了，知青們都是廢寢忘食地看，因為能借的時間都有限。那時當然還有其他的手抄本，什麼《少女的心》之類，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這一本，也不知道是誰寫的，也不知道前後的故事是什麼。多年以後才知道是茅盾早期的小說《蝕》。

我認識的第一位作家是許傑先生。我曾經問他，什麼是文學？他說，「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就是文學，因為打破了語言的常規。文學就是對於語言的一種陌生化。如果說家後院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那等於在說另外一棵肯定是別的樹，否則就是腦子出問題。

在核電站出事前，有一度，國人去日本旅遊，熱門景點就是魯迅在仙台上課的教室。這是非常反諷的：據說魯迅當初選在仙台學醫，就是為了避開國人。沒想到，他讀書的地方變成今天國人的旅遊點。大家去買電飯煲之餘，看看魯迅在仙台讀書的地方。

最近有一個網路用語，群眾前面加了兩個字「吃瓜」，把看熱鬧的旁觀的人稱為「吃瓜群眾」，不要小看這麼一個網路用語，就有魯迅精神滲透在裡面：對國民性的批判，對群眾大多數的懷疑。

「摩登」是「modern」的音譯。當時有很多這樣的翻譯。比如「煙士披里純」。我非常喜歡這翻譯。「煙士披里純」是很流行的一個文學術語，啥意思？「inspiration」，靈感。這個靈感是怎麼來的？要抽煙，披著被子躺在那裡，然後就「純」了。

創造社說，文學不應該救社會，文學就是為藝術，不應該有目的。文學也不應該靠學問，文學就要靠「靈感」。這幾個人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沒有一個是學文學的。郭沫若是學醫的，郁達夫是學經濟的，成仿吾是學造軍火、造大炮的，張資平是學地質學的，他的小說集叫《衝擊期化石》。

鴛鴦象徵愛情，一男一女。蝴蝶呢？它把花里的花粉到處傳播，說得好聽是媒婆，說得不好聽就是性行業的經紀人。有些東西用科學一講就很令人驚訝。比如花，我們都覺得很美好，可魯迅說，花其實是植物的生殖器。雖然生物學的角度是事實，但作為人類約定俗成的文化行為，是一種引誘的禮節。所以，科學跟文學不能越界。

我做過簡單的課堂調查，關於精神勝利法，在香港的大學裡，大多數學生認為是普遍人性；在上海、北京的大學裡，大多數學生認為是國民性；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討論課上，更多學生認為是階級固化秩序當中的弱者的生存之道。不同國家、地域、語境對阿Q精神的不同理解很有意思，值得思考。

陳丹燕採訪過上海的老黃包車夫，你們當初拉人力車是不是被欺負？那些老人說，是被欺負，坐在後面的洋人都不跟我們說話。要右轉也不說「turn right」，只拿一個手杖，在我的右肩一敲，我就得往右轉，在左肩一敲，我就得往左轉。這個故事很有階級壓迫的內容，作家就繼續挖掘，那你當時心裡是怎麼想的？是不是想推翻這些有錢人，然後大家平等，建立新的社會？老車夫說，我當時是真的想，我立下志氣，一定要改變命運。那你做什麼？我要坐在車上，讓別人拉我。這就是阿Q的革命。他的革命不是要平等，而是要享受成果。

看《鏘鏘三人行》就知道了：梁文道是坐在左邊的，他是一個強調平等的人，老是關心弱勢群體。我是坐在右邊的，是最關心自由價值的，這是個人意願。竇文濤當然是博愛，他坐在中間，左右兼顧，左右逢源，也左右為難。所以，我們三個人基本上學習法國大革命的三個精神，也分左右，這是最簡單的例子。具體在「五四」時期來講，革命是「左」，比如陳獨秀；改良是「右」，比如胡適。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大概就是講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的故事：一個男人非常喜歡女主人公，她卻喜歡另一個男人，但這個男人對她並不是真心，所以女主人公把他也拋棄了。這不只是《莎菲女士的日記》的故事結構，這也是丁玲一生感情道路的基本結構。甚至也可能是現在很多人的感情道路。

這個故事後面的分量很重，民族、革命、性別，都融合在一起，女性成為一個民族戰爭的戰場，和《色，戒》很像。如果讓李安來拍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可能比《色，戒》還好。

「五四」之後的話劇發展，簡單說，是「一個人+ 一齣戲」。沒有這個人，沒有這齣戲，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戲劇乏善可陳。人，就是曹禺；戲，就是老舍的《茶館》。

也許香港的讀者會比較接受沈從文。香港的新界比較像沈從文描寫的理想鄉村，到現在還是傳丁不傳女。嶺南大學旁邊的鄉村，一有大事就插很多三角的狼牙旗，像《三國演義》、《水滸傳》里的景象。有一次，我請王蒙來嶺南大學演講，車子開到學校邊上，他就問我，這裡在拍電影嗎？我說，不是在拍電影，這旁邊就是新界的村莊，他們就是這樣，很像中國古代。這在內地是看不到的。

作家有兩種，一種是年輕時一舉成名，最早的作品就是一生的代表作，比如郁達夫、張愛玲、曹禺。另外一種作家是勞動模範，寫很多，改很多，不斷地變化，做很多不同的嘗試，比如老舍、沈從文。人們說沈從文的《邊城》好，但他在《邊城》之前走了不知多少大城小城，轉了不知多少圈，才走到這《邊城》，而《邊城》之後長夜漫漫，又走了很多路。曹禺最好的戲都是二十幾歲寫的，張愛玲也一樣，她最好的小說也寫於二十三四歲。

如果同學們寫小說，卻不清楚你在表達什麼，千萬不要把它丟掉。主題思想太明確不一定是好文章。就像做人，一輩子的目標太明確，未見得是燦爛人生。

有一段時間，張愛玲在中國也變成一個小資消費品，隨便什麼人都知道張愛玲。人們不一定知道沈從文，甚至也不關心魯迅，卻知道張愛玲的格言，如「出名要趁早」。這是典型的只知華美，不知悲涼，或者說不知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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