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理論解釋不了中國的發展，怎麼辦？

（資料圖）

最近，關於中國學派的討論熱度又上升了。不僅是中國學者，就連一些西方學者，也感受到建立一個中國學派的必要性。其實，很早以前，中國學術界就開始強調從自己的視角來看問題，也已經有了一系列的觀點、思想和著作，但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被廣泛接受的理論體系。

中國學派熱度上升的原因

現在，對中國學派的討論再度升溫，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隨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相對衰落，西方話語體系的公信力開始下降，人們渴望新方案、新解釋。西方話語體系主導世界，其實也就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在殖民主義時代之前，世界是多元並存、相互孤立的；在殖民主義時期，西方話語逐漸成為世界的主導性話語；在冷戰時期，西方話語體現為美蘇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競爭；在後冷戰時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話語一度獨霸世界。早在1977年，法國裔美國學者霍夫曼就發表過一篇文章，即「國際關係學：一門美國的社會科學」，認為當時的國際關係理論已經過度美國化了。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國內外挑戰日益上升，西方話語的壟斷性優勢逐漸動搖。當今世界和西方國家內部面臨的一些挑戰，包括人口危機、環境危機和文明群體之間的矛盾，都很難在西方話語框架之中找到答案。這就給非西方思想地位的上升，提供了機會。

二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的很多問題和現象，僅僅通過西方話語體系，是難以解釋的。我們在客觀上需要一個新的解釋體系。在被問及為何在1979年以後，中國經濟能夠快速發展，並在量和質上都有大幅度提升這一問題時，很多人的本能答案是「中國改革開放了」。這一回答的邏輯起點是：中國是通過與西方世界、西方話語接軌，來實現自己的崛起的。但如果這一答案是正確的，那麼這個世界上崛起的國家要麼不應該是中國，要麼就不應該只是中國。因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程度，與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比，是比較低的；中國與西方接軌的程度，與印度等發展中民主國家相比，也是比較低的。中國發展的充分條件，是因為中國既學習西方，又不是西方。改革開放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前提，而不是充分條件。中國發展的充分條件，是中國龐大的規模、獨特的文化傳統和1949年以來延續至今的政治體系，這些合在一起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路徑和速度，都不是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能夠輕易解釋的。這就需要中國學術界，對自己有一套新的解釋話語。而這一解釋，將不僅服務於中國自己，也將服務於世界學術界，將對人類社會的前途與命運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啟示性意義。

三是，大國崛起的邏輯結果。大國崛起一般有三個階段：一是先增強實力，實現力量崛起；二是把實力轉化為體系或制度，尋找到崛起的合法化；三是是把體系和制度轉化為知識，內化為人們的共識。從這一點來看，建立中國學派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一種主觀需要。羅伯特?基歐漢就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一個知識分子群體給出一個結構、一個框架，使得本國的人們能夠理解世界體系。在歷史上，中國是曾經有過這種知識體系的。古代中國的天下觀，1949年以後的革命史觀，就是這樣一種體系。自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再次以學生的姿態來處理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在國際關係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領域都大量引入了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知識體系。在一定時期內，這對中國認識自身、處理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是非常有用的。但是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人們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知識體系的信任和依賴開始下降。因為我們的美國老師，就如以前的蘇聯老師一樣，也會犯錯誤，並且還是結構性錯誤。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簡單地學習西方世界，對中國就不一定是有益的了。2017年特朗普總統上台後，更是連續衝擊國際體系，衝擊美國長期以來致力於建立和維護的國際原則，在國內還能維持較高的支持率。這更不得不讓人們思考：當年美國的知識體系，本質上是美國霸權地位的產物，也是為美國的霸權體系服務的。一旦美國感覺不再能在舊有原則和秩序的基礎上維護霸權秩序，美國就會毫不猶豫地放棄自己建立起來的體系。這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來說，也就必須建立起一套甚至是幾套新的話語體系，以在思想上擺脫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的控制和操縱。

中國學派的構成要素

中國要建立中國學派，不是把一些觀點和思想放在一起、起一個新名稱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經歷一系列思維方式的變化和概念形態的重建，首先要注意以下問題：

一是，中國要有世界情懷。在過去，中國學術界主要是拿來主義，是消化吸引西方學術以服務自己的。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國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其他國家的對華政策，然後是中國如何應對，是一種中國本位的反應式學術態度。要建立中國學派，尤其是在國際關係領域建立中國學派，中國學術界就不僅僅要解決自己的關切與問題，而要變中國本位為世界本位，變尋求中國利益為尋找中國利益與世界利益的一體化。這樣一來，國際關係的起點就不應該是其他國家的對華政策，而應該是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互動。

二是，中國學派不是要與西方學派敵對，而是要在一個新的範式之內與其進行合作與競爭。西方話語體系中所包含的一些精神內核，從理性、世俗政治、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到人權保護，都具有普世性特徵，也是在西方與其他文明群體互動中產生的，並非西方獨有的專利。中國學派要反對的不是這些西方文明中的有益內核，而是西方話語體系中的霸權主義和例外論?，要反對的是其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觀。中國學派之內也包括西方學派在中國的一些分支。支持建立中國學派，不僅有中國學者，事實上也有一些西方學者。多元與包容，而非簡單地與西方話語敵對，才應該是中國學派的精髓。

三是，中國學派不應是西方話語的取代者，而應是一個新學術時代的引領者。有了中國學派，西方世界的學術思想會繼續存在，並將在一定領域和範圍以內繼續擁有強大的解釋力與號召力。與中國學派同時興起的，還將有其他地區和文化群體的「學派」。印度、中東和非洲，都是有可能產生新學派、新視角和新思想的地方。但是，中國確實應該成為這個新時代的引領者。因為一個新學派的建立，不僅需要思想創新，還需要實踐這一思想體系的國家能力。就目前來說，在非西方國家之中，只有中國基本具備了這一條件。但是從長期來看，中國學派將是一個世界話語體系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旨在取代西方的新話語霸權體系的建設者。

四是，中國學派本身也將是多元的、包容的，不可能僅僅只有一種聲音和模式。中國自身的多樣性和多元性，意味著中國學派不可能只以一種面貌出現；同時，中國學派應該是一個綜合性、多學科的體系。這一體系不僅要解決國際關係問題，還應該是一套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體系。否則，國際關係學作為一個交叉學科，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中國學派。

小結

中國學派將是一個階段性概念。在歷史上，美國也曾在很多學科內提出過美國學派，但後來基本就不提了。等中國真正崛起以後，等中國學派的思想內核被廣泛接受和認可的時候，中國學派這個名稱就不夠用了，甚至就不必要了。到那個時候，我們要麼需要一個新的名稱，要麼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專門的名稱了。也只有到那個時候，一個沒有中國學派名稱的「中國學派」，才會真正建立。

（張家棟，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一帶一路聯合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論壇網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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