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的「官帽子」，這三十二所大學是副部級
一般情況下，普通本科高校的級別是正廳級，但是，在全國有32所大學被定位為副部級大學，這32所副部級大學的書記和校長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任命，中組部宣布，這些大學的校長和黨委書記全部享受副部級待遇，由中組部管理。其中，國防科技大學為副大軍區級別。
副部級大學名單
北京區（7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農業大學
天津區（2所）：南開大學、天津大學
東北區（3所）：哈爾濱工業大學、吉林大學、大連理工大學
陝西區（3所）：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上海區（3所）：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
江蘇區（2所）：南京大學、東南大學
湖北區（2所）：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
湖南區（2所）：中南大學、國防科技大學（副大軍區級）
安徽區（1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福建區（1所）：廈門大學
廣東區（1所）：中山大學
浙江區（1所）：浙江大學
四川區（1所）：四川大學
重慶區（1所）：重慶大學
山東區（1所）：山東大學
甘肅區（1所）：蘭州大學
除去32所副部級高校的所有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即包含7所985大學、所有非985的211大學，以及其他所有普通本科高校都屬於廳局級單位，其中，中央直屬高校的書記和校長由教育部任命宣布；高職高專院校則屬於副廳級，包括所有公辦專科高校、公辦職業技術學院。另外，獨立學院有公辦民助的性質，級別一般也是副廳級；民辦高校一般不署行政級別。
大學行政化溯源
新中國成立後，「以俄為師」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以及高度集權的教育體制，是行政化的歷史根源。彼時，大學校長和書記均由國家主席毛澤東親筆簽發任命書。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大學開始設立只做黨務工作和行政工作，不做科研和教學的專職幹部，這確立了大學內行政管理人員明確的升遷規則。由政府直接任命的校長和書記代表政府管理大學，這些官員首先考慮的是政府的態度，而非大學的利益。
過於集權化的大學制度很快暴露出弊病。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教育事業管理權力下放問題的規定》，決定結束蘇聯式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體制。然而，權力一經下放，缺乏控制的高教規模又形成了「教育大躍進」的亂象。 為整頓高等教育發展的無序，教育部草擬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 (草案)》 (即 《高教六十條》)，於1961年9月15日在全國實行。
「集中管理」是《高教六十條》的核心原則，標誌著中國大學 「行政化」體制的最終確立，明確了中國大學制度變遷的初始稟賦：大學作為學術機構的獨特性和獨立性被否定。
文革後的二十年，人們逐漸發現《高教六十條》對大學發展的負面作用。期間也伴隨著一些權力的博弈。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教委成立，標誌著教育行政部門不再附庸黨委宣傳部門，開始擁有相對獨立的權力。90年代，各部委下屬高校開始脫鉤，部分高校下放地方，部分歸入教委管轄。之後教委降級為教育部。
再之後，從1992年到2003年，中央政府先後任命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等31所央屬高校的黨委書記 、校長，並確立其副部級官員的身份。
有分析認為，任命副部級，標誌著中央對於教育體系的精英管控體制正式確立。決策者似乎意識到，如果一味對高校進行壓制，則限制其發展；若放任，則難免失控。最好的辦法，似乎是讓教育體系的管理者變為高級技術官僚，並在教育部「輪流坐莊」。作為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吸納，此舉有助於促進教育部和精英高校之間的集體行動，也提升了教育部對於地方精英的談判能力。
高校去行政化
「行政化」更為通俗的表達是「官僚化」或者「官本位」，否定大學在學術性和人文性的獨特性，將大學和學術事務當做行政事務來管。不少學者視其為限制大學發展的「毒瘤」，批評其禍根在於學術對於政治的依附以及行政對於學術的吸納，窒息了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精神。
「行政化」使得政府將大學視作其行政機構的延伸部門，在嚴格控制的同時，無法做到管辦評分離。大學作為獨立法人和辦學主體，本應依法享有的人事、學術、財務等自主權無法落實；政府又無法完全履行監督評價等方面的職責，管理風格隨意性大，處處講究等級。
取消行政級別，是「去行政化」的一劑猛葯。這也意味著高校的校長無法再晉陞教育部。然而，在大體制恆定的背景下，反而可能促成高校內部混亂、自主權下降的風險。一種看法認為，由於高教界精英集體行動能力下降，地方精英則會強化對自己轄區內部的精英高校的控制力。一種可能的後果是，教育部將喪失對於地方的談判能力，弱化中央教育政策的壓力機制。
「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歸到以學生和學術為本位。讓行政為學術服務，讓教師都能安心教書、做研究，讓學校能靜下來，回歸大學本質，探索適應全球化、網路時代新的育人理念，構築高質量的培養體系，提升學校的科學研究水平，強化學校對社會發展的服務和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