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的譚嗣同，把光緒視作「客帝」
圖：譚嗣同著作《仁學》
譚嗣同雖然參與了戊戌維新，但他的《仁學》一書，對清王朝充滿了切齒痛恨。
政治倫理層面，譚嗣同否認清王朝的統治具有合法性：
「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國與民已分為二，吾不知除民之外，國果何有？」
君主既以天下為其私產，視民眾為犬馬糞土草芥，則民眾不必、也不會愛君主之國：
「民既擯斥於國外，又安得小有愛國之忱。何也？於我無與也。」
歷史層面，譚氏直斥清王朝建國純依賴血腥暴力：
「成吉思汗之亂也，西國猶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鄭所南《心史》紀之。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蕹發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其殘暴為何如矣！」
現實層面，譚氏認為，滿清乃是歷代王朝之中，殘害民眾最為暴烈者：
「其土則穢壤也，其人則羶種也，其心則禽心也，其俗則毳俗也，一旦逞其兇殘淫殺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靡矣。……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十八省之華人，宛轉於刀砧之下，瑟縮於販賈之手。」
至於愛新覺羅皇室，包括光緒在內，在譚氏眼中，乃是「客帝」甚至「賤類」：
「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亦得憑陵乎蠻野兇殺之性氣以竊中國。及既竊之，即以所從竊之法還制其主人，亦得從容靦顏，挾持素所不識之孔教，以壓制素所不知之中國矣，而中國猶奉之如天，而不知其罪。」
中興清廷的曾國藩、左宗棠等湘籍名臣，亦被同為湘人的譚嗣同責備「負天下之大罪」，腆顏效命異族，「不以為罪，反以為功」。
基於上述切齒痛恨，譚氏在書中呼籲國人，不要將自己和滿清統治者歸為同胞，「吾願華人，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
圖：譚嗣同
譚嗣同成為激烈的「排滿」先鋒，與甲午之戰清廷慘敗於日本有極大關係。
譚氏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個人仕途也還算順利。至少在1889年寫出《治言》一文時，25歲的譚嗣同仍是清廷堅定的擁護者。文章中，譚氏雖憂心清廷敵不過西方列強，但堅信「中國聖人之道」不可變：「西人格致之學」雖然看起來不可思議，實際上也「皆中國所固有」。他給清廷開的藥方是「立中國之道，得夷狄之情，而架馭柔服之」，即現存的政治理念、政治體制不可變，要學的只是夷狄的器械工藝。
甲午之戰，譚氏「創巨痛深」，「繞室彷徨，未知所出」——憤激於清廷之無能，譚氏甚至讚譽身為侵略者的日本軍隊「神武不殺」，譚氏說，日本之勝，原因在於：
「善仿效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為仇，非與民為敵，故無取乎多殺。……嗟乎！仁義之師，所以無敵於天下者，夫何恃？恃我之不殺而已矣。」
亦是自甲午年後，譚氏不敢再講中國之「道」比西方優越；轉而承認西人「民主尤為大公至正」，主張「盡變西法」。其政治立場，亦由清廷的擁護者，轉變為反對者，開始明確呼籲國人效仿秦末之陳涉、隋末之楊玄感，起來造反：
「東事亟時，決不肯假民以為戰守之權，且曰：『寧為懷、愍、徽、欽，而決不令漢人得志。』……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崙矣。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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