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軍：從數學不及格到跨國葯企研究部總裁

?賽諾菲全球研究部總裁總裁劉勇軍博士

訪談 | 葉水送

責編 | 陳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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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未來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新增了6位委員，其中一位是賽諾菲全球研究部負責人（Global Head of Research，Sanofi）劉勇軍博士。未來科學大獎是2015年由一群科學家、企業家共同發起的民間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成員均是海內外知名的華人學者。

劉勇軍是華人目前在跨國葯企中擔任職位最高的一位學者。這位從吉林走出來的著名免疫學專家，在成為賽諾菲高管之前，曾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科學家。

三十年間，劉勇軍從中國到歐洲，再從歐洲到美國，從科學界走到企業界，再從企業界回到學術界，最後又回到產業界，成為賽諾菲全球研究部負責人。對於每一次選擇，劉勇軍表示，都有所收穫，用他的話說，就是獲得新的「功夫」。

2018年4月1日，正值劉勇軍加入賽諾菲兩周年。在此期間，他重塑了賽諾菲早期研發管線，建立了一支強大的生物製藥團隊，幫助賽諾菲在競爭異常激烈的全球腫瘤免疫領域佔據一席之地。近日，《知識分子》專訪了這位出入學術界與產業界的知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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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求學歷程：從數學不及格到出國學免疫

《知識分子》：你是為何走上了生物這條路？

劉勇軍：我學生物實際上是一個偶然。在那個年代,有一句話「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的夢想是學天體物理，探索宇宙的秘密。但是1978年的高考跟我開了一個玩笑，當年文理科高考是一張卷子，在數學考卷上，考理科的學生要答1—4題，那時的卷子是油印的，我把1—4題看成了1題和4題，只答了1和4題，丟了2、3題的 40分，於是數學沒及格，進入一流大學學天體物理的夢想也成了泡影。加上那時我父親又不幸得了癌症，在這種壓力下，我又不想等一年再考，於是決定報對數學要求不高的醫學院，研究癌症，探索生命的秘密。

?大學時期，劉勇軍整天泡在吉林省圖書館

《知識分子》：在你個人早年的成長曆程中，有哪些對你有重要影響的事件或人物？

劉勇軍：走進醫學院，我很快就喜歡上了生命科學。從人體解剖學和組織胚胎學，我看到人體的結構和生命的發生。從生物、生化、分子生物、遺傳、微生物、免疫……我看到了生命的多樣性、特異性、選擇性以及它的奧妙。從病理學和臨床醫學我感受到了生命的痛苦。我沒有忘記對父親的承諾，要把癌症搞清楚。

癌症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生物學問題，是人類面臨的巨大挑戰。我大部分時間都泡在我們大學附近的吉林省圖書館，一個非常好的圖書館，我在這裡讀一些和癌症有關的書籍和雜誌。

我還記得非常喜歡的幾本書，其中有一本名為《癌——一個發育生物學問題》。我的病理老師許浩梁教授也給我介紹了一本英文版的書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Oncology，我用了兩年時間才讀完。那時，邁克爾·畢曉普（J.Michael Bishop）和哈羅德·瓦慕斯（Harold E.Varmus）剛發現了癌基因（Oncogene）。在圖書館裡，我從Nature，Science雜誌上看到了「癌基因」發現的報道。面對如此震撼的發現，我的夢想是研究分子生物學和癌基因。

我非常喜歡的另一本書是《科學研究的藝術》。要把癌症搞明白，需要很多基礎學科的支撐，包括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學、細胞生物學、發育生物學等。成為科學家，不僅要學知識，還要學習「Scientific Thinking」。我那時還喜歡讀一些科學史、科學家傳記、哲學和心理學方面的書。

《知識分子》：是什麼機緣促使你出國留學？

劉勇軍：第一學期還沒上完，學校決定選40名學生成立英語醫學班（6 年制），第一年學英文，後五年用英文上基礎和臨床醫學課程。經過數理化、中文和英文口試加筆試，我有幸被選中。當時我想去美國因為美國科學的強度和進程更快、更大，機會也更多，但我們校長決定把我送去英國。那時候我沒有選擇的（機會）。1985年11月，我去英國學免疫學，後來發現免疫很有意思。我學醫是一個偶然，去英國學免疫是組織分配的。我很幸運，非常感謝母校對我的培養。

?劉勇軍與博士生導師Ian Macclennan，圖片攝於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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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術走向產業，成為賽諾菲全球研究負責人

《知識分子》：你讀完博士後，進入製藥領域，後來又到了MD安德森腫瘤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作者註：世界排名第一的癌症研究中心），之後又回到了醫藥領域，這些抉擇你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劉勇軍：跟著感覺走，當你覺得沒有新鮮感，沒有新東西可學的時侯，就要換地方了。1989年,我在英國拿到了博士學位，跟導師又讀了2年博後，就開始找工作了。有一天，系裡的一位教授把一家法國實驗室在Science雜誌上的廣告給我,說:「有人要招你」。這家法國實驗室要招人研究免疫系統的「生髮中心」（Germinal Center）。我的博士導師Ian Macclennan在世界上最早提出「生髮中心」是B 淋巴細胞進行抗體突變和親和力成熟的地方。我的博士論文證明了他的假說，結果於1989 年發表在Nature雜誌上。我申請並拿到了這份工作。這時我才意識到這家法國實驗室隸屬於美國跨國葯企先靈保雅（Schering-Plough）。

31歲那年（1991年），我來到了法國里昂，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實驗室，研究人體生髮中心的功能和細胞分子機制。6年後，公司總裁把我轉到加州矽谷（Palo Alto）的 DNAX Research Institute,它是斯坦福大學兩位諾獎得主創建的。我在那裡又工作了6年，主要研究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細胞間素（Interleukins）、Toll樣受體（Toll Like Receptors, TLR）和天然免疫。2002年，德州大學的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聘我去做免疫系主任, 並創立腫瘤免疫研究中心。來到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圓了我在大學時代要做癌症研究的夢，也實現了對父親的承諾。我在這裡工作了近10年，一邊做免疫的基礎研究，一邊和腫瘤臨床醫生合作共同探索癌症免疫治療。

?劉勇軍在31歲那年，創建了自己的第一個實驗室

從1985年到2012年，我拜師走天涯，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學到了不同的「功夫」。在英國，我在整體的免疫系統和免疫反應上受到了紮實的訓練。英國的科學家深思熟慮，很擅長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解決最基本的問題,他們不輕易做實驗，因為他們的錢沒有美國多，所以他們讀了又想，想了又讀，在黑板上畫圈畫很長時間，最後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做實驗。在法國，我在細胞免疫學上得到了進一步的訓練。公司提供了充足的資金和先進的設備，再加上法國科學家的浪漫激情，使我在科學上非常高產。但在法國的前3年（1991-1994年），我幾乎一篇文章都沒發,當我的所長對我要失去信心時，我的「運氣」來了，一發不可收拾。在法國的後3年（1994-1997年），我的小實驗室發了50多篇文章，包括Nature、Science、Immunity和JEM。我們在人類B細胞研究領域建立了領導地位。更重要的是，我們首次發現並分離了天然免疫系統抗病毒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細胞——pDC（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之後我來到了加州矽谷一家公司DNAX Research Institute, 我的很多同事都是免疫學界的超級明星，還有在分子生物學和基因組學上的高手。加州矽谷的陽光和創新環境，使我在免疫學更上了一層樓。在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我做了10年。在這裡，所有的事情都很大，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In Texas, nothing is small, everything is possible）。這就像學功夫一樣，我在不同的地方學了3套功夫，不同的文化、導師、學生還有同事，他們都是我的師傅。

?劉勇軍在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工作時的實驗室團隊成員

?賽諾菲中國及亞太研發總裁的「四世同堂」，從左到右分別為：王勁松博士、張愚博士、劉勇軍博士和江寧軍博士。他們先後均擔任過賽諾菲中國及亞太研發總裁。

《知識分子》：2016年，你加入賽諾菲，成為全球研究總裁，這個職位有哪些方面吸引你？

劉勇軍：第一，是賽諾菲CEO和研發（R&D）總裁的信任，他們給了我很大的自由；第二，是賽諾菲剛準備起動R&D 2.0計劃，重點加強科研和早期研發，讓我覺得有用武之地；第三，賽諾菲全球研究部平台很大，包括小分子葯、大分子生物葯、基因治療、疫苗，以及其他7個治療領域，幾乎是我原來所在阿斯利康／Medimmune的三倍（阿斯利康分公司）。

《知識分子》：你加入賽諾菲兩年來，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劉勇軍：我基本上把所有的治療領域的策略都制定好了，把每一個疾病領域裡面最重要的項目理出來，重點加速。另外，我還做了三件事：第一是，重建和加強免疫、炎症治療領域；第二是，重建和加強腫瘤治療領域，特別是腫瘤免疫；第三是，加強了做蛋白抗體生物葯的平台。我今年的重點是罕見病、小分子葯、基因治療以及其他治療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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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外援助，到見證中國生命科學的飛速發展

《知識分子》：你於2011年入選為國家「千人計劃」學者，你在國內參與了哪些工作？

劉勇軍：我是B類的「千人學者」，也就是客座教授。我在國內很多地方做顧問，主要在中國三個地方有合作：2001年前後，我們在美國的七位免疫學者（陳列平、陳建柱、程根宏、劉陽、付陽新、蘇立山、劉勇軍）被饒子和院士招到生物物理所，作為海外團隊幫助生物物理所建立了一個免疫和感染研究中心；我還在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給孫兵所長做顧問，幫助設計轉化項目，上海巴斯德研究所也和吉林大學第一醫院肝膽科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項目；吉林大學是我的母校，我一直跟吉林大學有合作，幫助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建立了轉化醫學院，現有6個海外客座教授跟臨床醫生一起進行科研合作。

《知識分子》：你怎麼看待近年來中國生物技術領域的一些變化？

劉勇軍：近三到五年國內生物醫藥技術領域發展得非常好，特別活躍，能量很大。國家和地方的大力支持，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CFDA）新的政策，強大的資本投入和很好的人才政策，會進一步推動中國生物醫藥技術領域發展。

目前，中國有幾千家中小型生物醫藥技術公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非常欣賞葯明康德董事長李革的一句話：「讓天下沒有難做的葯，讓天下沒有難治的病」。葯明康德以及很多成熟的藥物服務外包（CRO）公司、小分子和大分子平台公司，給中國製藥界解決了製藥的瓶頸問題。

中國醫藥公司在仿製葯、改良藥和原創藥方面都有機會。原創葯需要原創的科學和技術發現，中國一定能出現世界一流的製藥公司。

《知識分子》：中國生命科學基礎研究，這兩年給你的印象有哪些？

劉勇軍：近幾年，中國生命科學領域產生了質的飛躍，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回來了很多非常出色的科學家。中國生命科學現在已經沒有技術上的問題，比如說做結構方面，中國在很多方面比國外要強。

最關鍵還是思想、文化以及自由的環境，這方面不能求快。要重視基礎研究，重視生物機理研究。我們不能每天都在找熱點，實際上熱點不是找的，找熱點也是在「跟蹤」別人。

《知識分子》：你在科研領域做了很長時間，這段經歷對你現在的工作有哪些影響？

劉勇軍：我在大學研究B淋巴細胞、抗體，生髮中心和免疫記憶，到了美國DNAX做樹突狀細胞、細胞因子，然後我到了MD Anderson做腫瘤免疫和轉化醫學。要想做好藥物，基礎要做得非常好才行，基礎做不好，研發也做不出來。轉化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並不是所有的科學發現都可以進行轉化。什麼樣的科學發現可以轉化、在什麼時候轉化、如何轉化，這些都是轉化醫學和醫藥早期研發的基本問題。過去30多年的科研經歷是我現在工作的重要基礎。

《知識分子》：很多科學家是說國內的科研成果轉化難，對此你如何看待？

劉勇軍：我的觀點是，好的東西都不難轉化，要有非常過硬的東西，非常原始的東西。大公司和小公司都在找項目，資金不是問題，缺的是好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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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民營企業家對基礎科學的熱情

《知識分子》：你被邀請加入未來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對此有何感想呢？

劉勇軍：我覺得非常榮幸，這是中國民間最重要的一個科學大獎，能和未來科學大獎所有的科學家一起共事，做這個項目，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情。

《知識分子》：你如何看待民營企業家對基礎科學的熱情？

劉勇軍：未來科學大獎對促進中國科學的發展，帶了一個非常好的頭，我非常尊敬和感謝中國民營企業家對科學的支持和貢獻。這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表現。科學需要宣傳，科學家需要像好萊塢明星那樣被崇拜和尊敬。這樣才能更有力地激勵年輕一代做科學。

製版編輯：黃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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