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冶》在日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有明版《園冶》，是海內外保存最完整的刻本，即為內閣文庫藏刻本。早在1930年代營造學社出版《園冶》之時，朱啟鈐、闞鐸等人已獲此消息，並託人與之校對，正如闞鐸所言：「然中土從此，得復此書舊觀。」
此《園冶》為三卷三冊，開本長約28厘米、寬約17厘米，封面標有「園冶」二字，封二有「安慶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治」的楷書陽文圓印、「扈冶堂圖書記」的篆書陽文方印；卷一包括興造論、園說、相地、立基、屋宇、裝摺等部分，之前有阮大鋮序（崇禎甲戌）與自序（崇禎辛未），而無鄭元勛序（崇禎乙亥），可知該版當於崇禎甲戌即1634年刊行；卷二全冊為欄杆部分，卷三內容則有門窗、牆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
國立公文書館為日本的國家檔案館， 1971年開館之時也接管了創立於明治年間的內閣文庫的藏書。而內閣文庫的前身屬於江戶幕府的紅葉山文庫以及林家大學頭的昌平坂學問所等，現藏明版《園冶》原即為紅葉山文庫的藏書。
日本《園冶》諸藏本
除國立公文書館明版《園冶》外，日本還保存有多個相關藏本。關於《園冶》的版本問題，陳植先生等前輩學者已有不少敘述，新近的研究則有韋雨涓的《造園奇書〈園冶〉的出版及版本源流考》、梁潔的《〈園冶〉若干明刻本與日抄本辨析》等。筆者在對《園冶》「借景」篇的研究中，也曾調查分析了日本的多個藏本。
隆盛堂版《木經全書》
國立公文書館明版內閣本之外，只有橋川時雄所藏標題為《木經全書》的《園冶》是刻本，其餘皆為抄本，橋川作以解說並將之影印於1970年出版。《木經全書》為三卷三冊，有鄭元勛序而無阮大鋮序。標題「木經全書」四個大字應位於封二，上為「名園巧式」四字，右為「松陵計無否先生著」及「古文英發集即出」，左為「新鐫圖像古板魯班經奪天工原本」及「隆盛堂梓行」。橋川及上述梁文皆認為《木經全書》與內閣本《園冶》為同一套刻板，細察二者字形字跡等確實如出一轍，另外韋文考證稱隆盛堂為清代太原一帶的刻書坊。此外陳植先生在《園冶注釋》序文中提到其於1920年代在東京帝國大學本多靜六處見到三卷三冊的《園冶》，筆者多方探尋，可惜未得發現。
國立公文書館藏明代序刊
抄本則有多達近十種，具體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地，經過綜合分析可以認為基本抄自名為華日堂的版本，其中多數都包含有標明為華日堂的封二。
典型者如國立公文書館所藏另一種版本的《園冶》，與內閣本相同，分為上中下三卷三冊，鄭元勛序及阮大鋮序皆存，封面上有「園冶」為標題。並有「昌平坂學問所」「林氏藏書」「淺草文庫」的印章，當初應為江戶幕府大學頭、儒學世家林家的藏書。卷三末尾寫有「寬政七年以近藤重藏本謄錄」，表明其為製作於1795年的寫本，近藤重藏（1771-1829年）曾從1808年起擔任過紅葉山文庫的管理者，正是內閣本所藏之處。該本封二上印有「奪天工」的大字標題，其上有「名園巧式」四字，標題右側印有「松陵計無否先生著」，左側印有「華日堂藏書」，另有「卓犖觀群書」。關於華日堂，可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伍涵芬所著《偶詠草續集》，為康熙四十年華日堂所刊行，韋文考證稱華日堂實為清初文人伍涵芬的家堂。又據韋文考證，「卓犖觀群書」印為清代太倉藏書家謝浦泰之藏書印。
華日堂版《奪天工》
除上述外另有幾種抄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有標為《園治》的一冊本，內容錯雜；國立國會圖書館還藏有一種三卷三冊本，無華日堂封二，為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收藏；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有標題為「玉池仙館本園冶一名奪天工」的三卷三冊本，有鄭元勛序及阮大鋮序；東洋文庫藏有一種三卷三冊，鈐有「愛嶽麓藏書」，據梁文考證該藏本原為江戶私人文庫「愛嶽麓文庫」藏書；關西大學藏有第二卷一冊的《奪天工》；早稻田大學有名為《園冶欄杆抄圖》的第二卷僅一冊，只抄圖式並無文字；東京靜嘉堂文庫、東京尊經閣文庫等處也藏有類似抄本。
上述大多抄本與標明為華日堂的抄本存在文字缺損上的一致性。橋川時雄在解說中即比較了內閣文庫所藏寫本自識末頁的文字缺損與《木經全書》的相似性，判其原因為刻板的磨損，梁文再詳細比較了多個抄本的類似情形，筆者曾分析了幾個抄本在「借景」一章末頁的文字脫落情況。
綜合而言，《園冶》在日本並未翻刻，而是從中國傳入日本後以抄本的形式流傳。大庭侑在對唐船持渡書的研究中涉及元祿十四年（1701年）《名園巧式奪天工》計一部三冊、正德二年（1712年）《園冶》計一部四冊以及享保二十年（1735年）《奪天工》計四部共三點記錄，元祿十四年傳入的極有可能即為華日堂版。
近代 「園冶」的登場
據佐藤昌的考證，日本文獻中首次引用《園冶》的是喜多村信節（1783-1856年）作於1830年的《嬉遊笑覽》，其中介紹了《園冶》並翻譯了「興造論」「借景」等部分的內容。在筆者文獻調查範圍內，1889年歷史學家橫井時冬出版了日本最早之一的園林專著《園藝考》，其中有《園冶》的相關介紹；日本近代造園研究先驅小澤圭次郎（1842-1932年）應該也注意到《園冶》。其在1898年發表的《園苑源流考》（1890-1906年於《國華》雜誌連載141回的超級長文）中比較中國與日本的借景，使用了「園治」一詞，而在日本本來即有將「園冶」誤寫為「園治」的先例。而在小澤的另外一篇論文《公園論》中可以找到「雖系人作，宛自天開」這一直接源自《園冶》的引文。另外有森鷗外1896年的《園藝小考》等，亦提及《園冶》一書。
此外，小澤圭次郎1901年發表的《園苑源流考》中有 「建築園冶ノ材料」一語，此處「園冶」非造園專書之名，而為造園之意。這一用法值得注意，因為「園冶」並不是古漢語的常用語，現代日語中也不包含造園的意思。唯有《日本國語大辭典》一種辭書中對「園冶」作出兩種解釋：中國最古造園書名、造園及園林，並列舉明治文學家坪內逍遙1885年的《小說神髓》及內田魯庵1889年的《詩文の粉飾》為例，這兩者都將「園冶」與「建築」並列。
在廣泛文獻調查的基礎上發現，「園冶」一詞作造園之意這一用法，恰恰只在明治大正期間屢次出現過。1884年《大日本美術新報》刊載關於造園法的《園冶の問》《園冶の答》兩篇，是最早的例子；建築家前田健次郎1893年發表《園冶の話》一文，標題中「園冶」即為造園，文中又列出了《園冶》書名；史家湯本文彥讚歎天龍寺庭園「本寺の園冶は所謂嵯峨流の蘊奧を究むと謂ふ。」畫家兼造園家的本多錦吉郎在1905年《庭園の話》一文中明示園冶即造園，「此園冶即ち園芸の事。」小澤圭次郎在後來的《明治庭園記》中也感嘆道「則園冶能事畢矣」。
據筆者所見，「園冶」一詞的出現與使用當是與日本學界對《園冶》一書的關注息息相關，近代文獻對《園冶》的介紹與引用幾乎與將「園冶」作為園林或造園之意使用的情形同步並交織。而正是在明治期間，日本的美術學、造園學等近代學科與研究領域逐漸形成並發展，《園冶》即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得到近代學者的關注。
當代的《園冶》研究
橫井時冬在上述《園藝考》中對《園冶》作了概要性的介紹後，相關的介紹翻譯、論文專著逐漸出現。
村田治郎（1895-1985年）於1933年在《書香》第51號「新刊介紹」欄目內對《園冶》的作者、編纂年份和基本內容進行了簡要介紹。岡大路1943年出版了《中國庭園論》一書，全書圍繞《洛陽名園記》《吳興園林記》《園冶》《長物志》《笠翁偶集》等文獻，貫穿成了針對中國園林史的論述。其中在對《園冶》的論述中，岡大路首先對每章的內容進行了簡單敘述，此後對於除「興造論」和「園說」以外的原文進行了日文翻譯。稻次敏郎（1924-2009年）以住宅和庭院的關係為課題考察了日本、中國、韓國的古代民居及園林，1987年著有《中國園林的研究》一文，其中將《園冶》提煉為「因地制宜」 「一宅廬二花木三水石」 「隔與曲」 「奇與勢」 「借景」五個關鍵概念。新近則有京都大學田中淡（1946-2012年）所著《園冶的世界：明末的造園論》一文，以及長崎綜合科學大學李桓（1962- ）的翻譯與解說。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更為重要的是三本專著。其一便是上文業已提及的橋川時雄（1894-1982年）所解說的《園冶》，於1970年由東京渡邊書店發行，前部分為《木經全書》原書的影印，後部分為橋川時雄所撰寫的解說。橋川時雄於大正七年（1918年）赴中國，任北京《順天時報》翻譯記者，其間與朱啟鈐相識，1929年朱啟鈐創立營造學社時受邀任參校工作。
另外上原敬二（1889-1981年）於1972年出版了《解說園冶》(加島書店)一書，該書是其編寫的《造園古書叢書（全十卷）》的第十冊。除了《園冶》一書外，該系列叢書中還收錄了《芥子園畫譜》和日本造園經典著作如《築山庭造傳》等。上原敬二的《解說園冶》主要參照1932年中國營造學社版基礎上的大連右文閣本，《解說園冶》也對照了橋川時雄的《園冶》，而陳植在出版《園冶注釋》第二版時，曾參考了《解說園冶》的內容。
再有佐藤昌(1903-2003年)1986年的《園冶研究》主要以營造學社版的《園冶》為底本,同時參照陳植的《園冶注釋》。《園冶研究》沿用了陳植《園冶注釋》對營造學社版《園冶》做出的若干處修訂，在翻譯和解說方面也加以參考。
《園冶》的來來往往
《園冶》傳入日本後於中國卻湮沒以至於難尋其跡，終究在日本還保存了內閣本這一彌足珍貴的序刊刻本，堪稱《園冶》正宗。20世紀初，中國營造學社企圖恢復，在喜詠軒翻刻本的基礎上校合了內閣本；而喜詠軒及營造學社本《園冶》也都又傳入日本，尤其營造學社本成為了橋川時雄、上原敬二、佐藤昌等人解說與研究的參照；陳植先生增訂《園冶注釋》第二版之際，也獲得了內閣本的照片以及上原敬二的《解說園冶》，得以對照；而佐藤昌的《園冶研究》則充分參考了《園冶注釋》的注釋與譯文。
中日文化，一衣帶水，書籍往來，長盛不衰，其間《園冶》亦是來來往往。此次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影印內閣本《園冶》，是《園冶》的又一次往來，較之八十餘年前營造學社的努力，真正是「得復此 書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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