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圖｜中央美術學院

1918年4月15日，北京美術學校在北京市西城區京畿道成立。學校以培養美術師資和實用美術人才，並為高等專門美術教育培養生源為辦學方向。它的出現，基於教育家蔡元培提出的「美育」教育理念，「美育者，與智育相輔而行，以圖德育之完成也。」以美育代宗教，推行藝術教育，提高大眾審美、陶冶個人品格，是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一項偉大嘗試。

北京美術學校是中國現代第一所國立藝術學校（「國立」指直屬教育行政部門管轄，通過國家財政撥款而興建），歷史上數度更名，1950年正式定名中央美術學院。不過媒體報道和學者研究其歷史時，總要反覆提到另一個名字——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翻開最初校史，可以從不斷更改的學校名稱、學制、課程設置和師資配比中深刻感受到我國公共藝術教育起步之艱難。

1959年，蔣兆和在三年級課堂教學

論戰

1934年1月，教育部正式把藝術學院從北京大學中獨立出來，撤銷戲劇系，以美術專業重新組建，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成立，學制三年，不再設戲劇、音樂課程，嚴智開任校長。出身天津望族的嚴智開，曾官費留學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後又在英法留學10年。他的父親嚴修是南開大學創始人之一、天津著名教育家，其兄嚴智怡一手創辦了天津博物館，他本人創辦了天津美術館，家學深厚。

嚴智開就任時，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從學制到課程設置，在很多方面都承襲東京美術學校，連名字都如出一轍，繪畫科中國畫組的教學模式也重回中西兼修。藝專強調實用性和技術性，專業分組很細，學生設定了具體的主修方向，培養人才以「專」為目標。中國畫寫意風格的生存空間被大大擠壓。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當時林風眠在杭州國立藝專參照法國模式，走的卻是中西繪畫融合的教學道路。

1935年9月，有北平藝專國畫組二年級學生向教育部呈送意見書，對西畫組主任衛天霖排課表示不滿，要求「酌量添授書法及南北宗山水畫以廣生等學識」。意見書里說，中國畫書畫同源，畫面不能沒有題志署名，善畫者不可不善書。自李唐以來，中國畫分南北宗，南以柔勝，北以剛勝，從寫景到用筆大相徑庭，後世學畫者以愛好不同，可各循一家。這些都應該體現在課程和師資安排上。這封信的署名是國畫組二年級全體學生，實則反映了當時國畫組教授溥心畬等人的不滿。衛天霖卻以「山水畫不必劃分南北，將來有志南宗只要到南方去學便得。書法全在個人練習，不必用人指導」為由，拒絕了這一要求，引發學生不滿。校內中國畫力量和西畫力量之間的對立日趨緊張。

1939年12月，校長王石之聘請了西洋畫家伊東哲氏到國畫系任教，以配合其倡導的「拋棄摹古，接近時代」的新國畫主張。這件事遭到國畫理論教授黃賓虹的極度不滿，他在致弟子信中說：「學畫舍中國原有最高之學識，而務求貌似他人之幼稚行為，是真無知者。」

1944年，黃賓虹在《華北新報》的約稿中談道：「藝專學生畫重寫生，雖是油畫，法應如此，中國畫論：師古人不若師造化。」「臨摹古人不如寫生之高品，然非謂寫生可以推翻古人，舍臨摹而不為，妄議寫生，非成邪魔不可。」他主張藝專的國畫教學，應分為三個階段，習人物，習花鳥為一個階段；臨摹古代經典為一個階段；遍覽古今評論，博採天地自然，變通古人陳跡，兼習山水為第三個階段。這一觀點與新文化運動中倡導的「學古知新，改良中國畫」對立，卻與陳師曾所主張的中國畫學思想相輔相成。

徐悲鴻和藝專教師合影，齊白石居前排中

沸點到來

1929年1月底，徐悲鴻在藝術學院任職70多天後離開北平。當時的他並不知道，17年後自己會再回到這裡執掌校務，並引發海嘯。抗戰時期，國立北平藝專南遷與杭州藝專合併辦學，藝術家創作和教學大都處於蟄伏期，關於藝術風格的探討和爭議也擱置淡化。1945年抗戰勝利，次年，徐悲鴻接管北平藝專，終於掌握絕對權力，有機會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徐悲鴻首先考慮的是人員優勢，招聘了葉淺予、李樺、張光宇、董希文等一批新派教師人才，同時解聘了舊派國畫教授和留日油畫教員，改組教學模式，形成了西畫、國畫、版畫、漫畫和美術史多學科教學陣容。他辭退溥雪齋、胡佩衡、吳鏡汀、溥松窗等教員，開始強力推行以西洋寫實主義（素描）改造中國畫的措施。在國畫陣營看來，這是典型安插親信，任人唯親的行為：「鑒於1928年上任時單槍匹馬、孤掌難鳴的教訓，這次他（徐悲鴻）廣羅親信、弟子佔據各個要職，學生吳作人任教務主任兼西畫系主任，親信宋步雲任總務主任，葉淺予任國畫系主任，大姨子廖雪琪管財務，小舅子管圖書，並陸續聘李可染、宗其香、李斛等人前來助陣。」北平藝專脫胎換骨，完全擺脫了東京色彩。

此時的徐悲鴻「獨尺偏見，一意孤行」，開始在國立藝專大力推行其所謂「寫實主義」。他通過西畫教學實踐積累成形的、以素描為基礎訓練的藝術培養體系，強力干預原本學古知今的傳統中國畫創作教學，引發國畫系秦仲文、李智超、陳緣督三位教授的強烈不滿甚至罷課，雙方論戰持續時間長達數月。此事不僅在校內引發嚴重矛盾和對抗，更成為中國美術史上的著名社會事件。

在藝專教授秦仲文、李智超、陳緣督三人的回憶中，三人罷課停教，是由於開學前，每人接到徐校長的一封信，指定每人的授課內容，並規定每星期的進度，如第一星期教畫「根」，第二星期教畫「干」，第三星期教畫「葉」……「余等自執教以來，受如此無理之侮辱！」三人還指責自徐悲鴻長藝專後，對國畫極其摧殘之能事，不遺餘力。「每期新生，西畫人數總超過國畫人數數倍……徐悲鴻規定藝專學生，無論西畫組，國畫組，均須先習三年素描，殊不知三年素描之後，已失去國畫之氣韻，且多對國畫失去興趣。」三位國畫系的教授罷課，是為了挽救在藝專國畫衰落厄運，及爭取藝專國畫與西畫平衡地位。

1959年，蔣兆和在三年級課堂教學

北平美術會響應藝專罷教三教授並發表《反對徐悲鴻摧殘國畫宣言》，以官方名義指責徐悲鴻摧殘國畫，指責他在排課時，國畫組添設西洋美術史，反而不設國畫史與中國美術史，對國畫上有名人物如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百般侮蔑，尤其侮辱山水畫派。徐悲鴻曾指著董王畫作說，這樣的水平還不及校內學生，他把古代國畫比作蠟燭，現代畫比作電燈，電燈總是要比蠟燭高級許多的。

北平美術協會理事長張伯駒指責徐悲鴻是「分裂美術界的戎首」。這場論戰很快被媒體炒作放大，雙方依然各執一詞。有了解「內情」的《世界日報》記者說：「北平美術協會所以出面把矛頭指向徐悲鴻，實際上背後有南京的黑手，借口反對分裂和衛護國畫，其目的是要取消北平美術作家協會，把徐悲鴻趕出北平藝專，那三位罷課的教授不過炮彈而已。」北平美術作家協會是徐悲鴻牽頭組織的「民間」性質藝術組織。徐夫人廖靜文回憶說，這是「南京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專門派來的一位文化特務，親自策動和指揮」，不過沒有指明這位特務是誰，並無實錘。

1947年10月1日，徐悲鴻任校長一年之際，國畫組罷課的秦仲文、陳緣督、李智超三位教員與徐悲鴻的矛盾達到沸點。罷課事件的結果，如徐悲鴻在此後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國畫三教授罷課是自動的，校方並未解聘，為學生學業計，已另行聘人接充，故離職教員之復教問題目前實難想出恰當處理之辦法。」

事後，京華美術學院教授邱石冥揶揄此事：建議北平藝專在國畫之外另設一科，何必盜國畫之名。他以京劇比喻，丑角就是丑角，何必稱為「改良之新旦乎」。客觀來講，罷課事件在中國畫史上取得學術和道義上的雙重成功，卻沒能阻擋藝專內部的國畫改革。抗戰後至1948年，徐悲鴻麾下西畫陣容有吳作人、李瑞年、吳法祀、艾中信、李可染、蔣兆和、張仃、羅工柳等。這份名單今天看來，個個都是大家，足夠豪華閃耀。

素描還是寫意，說到底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徐悲鴻的「霸悍」和強力干預，讓兩種本可並行的流派產生激烈碰撞，成為中央美院院史上的著名事件，奠定了美院此後的教學方向。時至今日，素描依然是學院錄取新生的重要參照標準。這樣的爭論在今日之畫界依然偶有迴響，陳丹青說：「在中國，凡學畫者必學素描。這種素描黑乎乎髒兮兮。可稱為：中國式素描。」出生於1937年，畢業於中央美院的油畫家袁運生說：「按我們這種教育（徐悲鴻體系）再也出不了齊白石這種畫家了，因為兩個思路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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