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奇蹟年
愛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７９—１９５５）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４日出生於德國小城烏爾姆，其父赫爾曼·愛因斯坦是一個小工廠主，其母葆林·科赫·愛因斯坦喜歡藝術，她培養了愛因斯坦對音樂的愛好，使愛因斯坦成為了一位高明的小提琴手，小提琴伴隨了愛因斯坦一生。
1896年愛因斯坦考入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師範系學習，該校被認為是當時歐洲最好的學校之一，愛因斯坦1900年拿到了這所名校的文憑。
但是由於他落拓不羈的性格和獨立思考的習慣，為母校的教師所不容，他未能獲得學校的助教職位。接下來兩年多的時間裡，他只好到處打零工，直到1902年6月，經一位同學的父親推薦，才在伯爾尼專利局獲得一份三級技術鑒定員的工作，年薪3500法郎。他的任務是鑒定新發明的各種儀器，其中主要是機電產品這項工作對愛因斯坦來說到是有點駕輕就熟，他父親就從事電器行業，他叔叔還發明過一種電動機。
愛因斯坦在伯爾尼結交了幾位青年朋友，他們有共同的愛好，在工作之餘經常再一起散步、聊天、思考、討論，很像一個自發性的研究小組。他們研讀的哲學和科學著作有：斯賓諾莎，休謨的著作，馬赫，阿芬那留斯，畢爾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學的哲學經驗》，物理學家亥姆霍茲的文章，數學家黎曼的著名演講《論作為幾何學基礎得假設》，戴得金，克利福德的數學論文，彭加勒的《科學和假設》等。
可是他們並不「重理輕文」，他們還一起讀過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聖誕故事》，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以及世界文學中許多別的代表作品。當時他們激昂嘈雜的辯論充滿了蘇黎世的咖啡館和啤酒攤。一起閱讀討論的樂趣在於思想的交流，他們被這種樂趣迷住了，雖然清貧，但是他們充實而幸福，感到「歡樂的貧困是最美好的事」。他們把自己的研究性小組命名為「不朽的奧林匹亞學院」
1903年1月，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已工作了六個多月，覺得終於穩定下來了，他和米列娃結婚了。一年以後，他們的兒子漢斯降生了。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安頓了下來，做著個下等小職員的工作，為人夫，為人父。他的朋友大衛·來辛斯坦清楚的記得去愛因斯坦家看到的情況：「地毯剛剛刷過，掛在門廳里晾著，公寓的門開著，好讓地板快點干。我走進了愛因斯坦的房間，只見他一手晃著搖籃嘴裡刁著一根劣質的雪茄，另一隻手拿著本書，爐子里冒出嗆人的煙氣。」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奇蹟發生了，1905年內愛因斯坦發表了5篇劃時代的論文：1905年3月《關於光的產生和轉換的一個啟發性的觀點》；1905年4月《分子大小的新測定》；1905年5月《熱的分子運動論所要求的靜止液體中懸浮小粒子的運動》；1905年6月《論動體的電動力學》；1905年9月《物體的慣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關嗎？》。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創立狹義相對論的後面兩篇論文。狹義相對論的創立，徹底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在整個科學史上，只有牛頓創立萬有引力理論可與之相比。1905年因此被稱為「愛因斯坦奇蹟年」。
愛因斯坦當時沒有與世界第一流科學家接觸的機會，也缺乏良好的科學研究條件，他的職業身份只是一個專利局的小職員，為什麼他科學創造的激情能如此強烈的爆發，開創出一個奇蹟年？
愛因斯坦後來多次表示，如果他當時在大學裡找到了工作，就必須將時間花在準備講義和晉陞職稱的論文上，恐怕就根本沒有什麼閑暇來自由思考。他在逝世前一月所寫的自述片段中，說得非常明確：鑒定專利權的工作，對於我來說是一件幸事。它迫使你從物理學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為鑒定提供依據。此外，實踐性的職業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簡直是一種拯救:因為學院式的環境迫使青年人不斷提供科學作品，只有堅強的性格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流於淺薄。
如今中國大學裡的職稱晉陞、年度考核及成果指標之類，已經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災難性的」，其壓力恐怕遠大於愛因斯坦當年的學院環境。當年愛因斯坦就認為「只有堅強的性格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流於淺薄」，那如今要怎樣的性格才能「不流於淺薄」？還會有幾個人有足夠的閑暇去自由思考?
那麼在學院之外的年輕人，比如說大學畢業後沒有進人高等院校或科研機構，而是進了某個公司當小職員，但又願意「經常思考最根本的問題」，也有二三好友一起讀書討論，有沒有可能創造奇蹟?從理論上當然不能絕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我們都知道，這種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個人的天賦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原因，比如，當時正值物理學偉大變革的前夜，那群年輕人從他們所能閱讀到的科學文獻中，有機會接觸到當時「最根本的問題」(比如上面提到的黎曼的演講和彭加勒的著作);而如今不是這樣偉大變革的前夜，對一個業餘愛好科學的年輕人而言，當下的科學論文中的99.99%都將是平庸而匠氣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如果這個年輕人也硬要「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極大的可能是被學者們視為「胡思亂想」、「空談臆想」;如果他也鼓起勇氣將他的思考撰寫成學術論文，那要在科學刊物上發表將是極其困難的。
在日前中國的高等學校中.對所有教師實行的年度考核，都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或論著作為重要的考核指針.並與校內的分配掛鉤。這就迫使每一位在中國大學裡的普通教師和教授，必須按照學校年終考核的規定和要求，每年都得發表一定數量的科學論文或論著，即不能有大的起伏，更不能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完全空白。否則，不僅不能穩定地獲得校內分配的職務津貼，甚至有可能下崗或待崗，成為中國高等學校中的一名下崗或待崗教授(上海大學在2002年上半年試行的事業單位聘任制改革中，就有兩百多位教授和副教授下崗待業)。正因為如此，在日前的中國大學中.許多人出於無奈，不得不低三下四地找關係、送人情，發表「關係稿」和「人情稿」。假如愛因斯坦在目前中國的大學裡任教，他既需要校內分配的職務津貼改善生活條件，也不願下崗或待崗。他從一開始就必須按照日前中國高等學校的規定和要求在人們能夠接受的科研領域尋找科研課題，不敢去嘗試那些不能預知成功的革命性的研究工作，更不敢在他成名以後去從事根本無法預料其結果的統一場論的研究。這樣愛因斯坦的內心一定非常痛苦。而且他的晚年生活也一定非常不幸。這是因為，從事平庸的科學研究工作是與愛因斯坦的人性相違背的，而不願從事平庸科學研究的愛因斯坦，在創立了廣義相對論和現代天文學理論以後的近40年的時間內.由於潛心鑽研統一場論而沒有發表有價值的理論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假如愛因斯坦生在當今中國他可能不會成為一名偉大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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