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祖祠和會館的保護尤其艱難？
北京瀏陽會館
近日，湖南某市一座老建築——譚氏家廟被拆，引起輿論的關注。
譚氏族人和一些網友說這個祠堂是譚嗣同的祖祠，他和他爹譚繼洵小時候在此讀過書，希望借中國近代史上第一烈士的名頭保住祖祠。而當地政府出具資料證明譚復生非這一支譚氏，此家廟亦非其祖祠。且有當地文物局組織專家多年前的鑒定：「不予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我在該意見複印件看到的表述是「暫不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
我此文無意評斷譚氏族人和地方政府孰是孰非，也不想評論地方政府此舉是否妥當。我覺得此事件可引出一個普遍性話題：為什麼祖祠和會館這類古建的保護尤其艱難？
在今日中國，古建的保護存在諸多的問題，特別是在城區或城郊的古建築，因為具備房地產開發的價值，更是如風中之燭。前幾天我去漣源市楊家灘（原屬湘鄉縣上里），瞻仰了好些規模浩大的湘軍將領舊居，許多裡面還居住著那些將領的後人。這些古建隨露出破敗之鄉，但基本結構尚屬完好，應該說沒有受到特別大的破壞。分析其原因，我開玩笑說：幸虧這些宅子處在邊緣閉塞的村子裡，房地產開發的價值不大，所以沒多少老闆覬覦。還有一個原因我沒說，就是這些故居多有人住在裡面，其產權是相對明晰的。
而宗祠和會館較之住宅，其產權往往是不明確的，少有主人可以站出來主張權利。也就是說，誰想當釘子戶也沒資格。
猶記得數年前我陪同一位省部級鄉前輩，前往探尋北京東城區草廠五條27號的寶慶五邑會館，我在《北京寶慶會館的寂寞》記載這次印象：
門樓還是舊物，上好的木料，兩扇大門鐫刻著一副對聯：「惟善為寶；則篤其慶。」上下聯最末的字組成「寶慶」，如果不知道這個院落的歷史，是很難理解對聯所蘊含的意義。一進門的大影壁也沒有了，三進大院的格局還在，只是密密麻麻到處是私蓋的違章建築，塞進去幾十戶人家，有一點空地，也擺放著自行車和雜物。問了幾個住戶，只有一個老人知道這個院子曾是某地的會館。
當時那位鄉前輩沉默片刻說了句：敗落成這樣呀。頗有對不起修建會館的先賢的意味。那一片分布著廣州會館、惠州會館、漢陽會館、長沙郡館、辰沅會館等幾十家會館，大多變成破敗的大雜院。
為什麼在首善之區，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關鍵問題還是1949年后土地制度變革和會館這類建築產權轉移而導致的。
我的同縣同宗、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李斌先生，多年來呼籲對古建予以保護，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發表過一篇文章《故居和會館：一座城市的靈魂與榮光》，文中曰：
爛縵衚衕再往東，臨大街一角的北半截衚衕41號，就是著名的瀏陽會館，也是譚嗣同故居。《文物古迹覽勝——西城區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名錄》一書註明：瀏陽會館位於「北半截衚衕41號，南半截衚衕6號、8號」「由前後兩進院落組成，前部為主，格局清晰、主次分明、空間開敞，後部為輔，用地局促。譚嗣同住在一進院正房內，自題為『莽莽蒼齋』」。
瀏陽會館整體建築也是坐西朝東。門前一塊石碑上註明了這裡屬於2011年6月13日公布的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門口張貼著對院落內的承租戶實施騰退的公告，落款是2017年12月4日。走進瀏陽會館，能看到有的房子已經貼上了封條，封條上有日期，最近的是2018年2月2日。
院內一株槐樹有好幾十米高，極其挺拔，應該「年歲」不小。
如今，後人終於開始騰退瀏陽會館。相信儘管騰退不易，一定會儘快見到瀏陽會館騰退一空、修葺一新的那一天。
我曾和李斌在一個群里討論了這個問題，我說像譚嗣同住過的瀏陽會館、魯迅住過的紹興會館，因為有名人加持，北京市政府重視，花大力氣騰退、修繕。如果沒有名人加持的會館怎麼辦？而且這麼多會館騰退、修繕，光靠北京市政府的財力，也是比較困難的。為什麼不能引進會館所代表的省市的政府和地方企業家的資金呢？譬如惠州會館和東莞會館，結構完好，這兩個廣東的地級市應該有財力也樂意參加修繕呀。李斌回答說這個模式也不是沒有想過，但歸根到底無法解決產權問題。
今天，北京的某某會館和那個地方的人只有精神的聯繫，譬如我走進寶慶會館，會感覺到親切，遙想蔡鍔將軍剛從雲南進京時住在此地的那些日子。但現在無論是會館佔用的土地還是會館的建築物，都屬於北京市政府，騰退、修繕后土地和建築所有權也歸北京市政府。其他地方政府和企業如果參與，產權怎樣分割，找不到合適的辦法。
在1949年以前卻不是這樣的，會館和祖祠雖然是一個群體的公產，但其土地及附著的建築物，歸屬權明確。
我翻閱過民國時湖南新化籍名人蕭炳森所撰《北京寶慶五邑會館財產志》，民國二十七年印行，書中載：「先賢江忠烈公忠源（新寧人，官至湖北按察使，戰歿）、劉武慎公長佑（新寧人，官至兩江、雲貴總督）等於戎馬匆忙之中，尚能關懷旅京同鄉缺乏寄身公廬，囑託京官增築房屋，並各捐巨資繼續購買地基……繼由游智開（新化人，官至廣東布政使署理巡撫）、劉坤一（新寧人，官至兩廣、兩江總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魏光燾（邵陽人，今屬隆回，官至陝甘、雲貴、兩江總督）諸公各捐俸銀以建葺房屋，京官太令翟筱青公等從事築修。」當時的寶慶會館佔據了草廠五條、六條三個大院落，佔地近1000平方米。
會館有理事會和監事會，理事由寶慶府所屬的五個州縣推選代表組成，決定會館財產處置等重大事項。會館雖系公產，但其產權明晰。其他會館和祖祠大約都是這種管理模式。
至今港澳、台灣和東南亞地區，亦有華人族群不少的祖祠和會館，其產權一般也是歸屬於某氏宗親會、某地商會這樣的社團法人，其日常管理和財產處置權在社團那裡。
1949年後，大陸的會館和祖祠幾乎都「充公」了，除地方政府以及村委會這樣官辦自治組織外，個人和群體幾乎不能主張權利。在我的老家，經過「土改」，祖祠一般有三類用途：鄉公所或後來的公社、大隊駐地、小學或中學校、文管所佔用，也有一部分分給無房的村民居住。會館多在城裡，其處置方式大約差不多。宗祠和會館的土地歸國有，建築物亦是如此。
祖祠如果由多家村民居住，要拆遷的話，尚需要協商、安置。如果做了學校、鄉鎮辦公樓，那妥妥的成了國有資產，其處置與普通百姓無涉。
由於祖祠和會館大多數成了國有或集體所有的資產，那麼處置權幾乎都在地方政府那裡。它需不需要保護？如何保護？甚至該不該給一頂「文物」的帽子，大多取決於地方主政者的意志。如果地方領導有保護文物的自覺，或者認為這些古建築的保護有利於地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可能這個古建就保留下來，成為招商引資和吸引遊客的某種標示性建築，如湖南懷化洪江古城的諸多會館、長沙望城靖港的江西人會館萬壽宮，現在就保護得很好——因為它們有看得見的價值。甚至有些地方不惜花巨資去造一些假古建。
相反，如果地方主政者覺得某些古建產生不了什麼經濟價值，而所佔據的地段很有價值，將其拆掉進行開發成商業街或住宅區，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好處要大得多。那麼這個古建就是累贅，它為商住房騰地幾乎是必然的命運。至於它是不是屬於《文物保護法》保護的對象，在強勢政府的運作下，很好解決，地方文物部門聽誰的？請來的專家又聽誰的？理論上說，完全可以將湖南文脈所系的嶽麓書院論證為不值得保護的建築。
比起還有後人居住的湘軍將領舊居，祖祠、會館的保護艱難之處就在於產權的歸屬問題。以譚氏家廟為例，族人在網上網下再怎麼鼓動，關心古建保護的學者和志願者再怎麼呼籲，也是拳頭打在棉花上，從法理上來說，這祖祠和你個人有關係嗎？沒關係你操什麼心呀？而只有把它和名人捆綁在一起，才可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希望以輿論的力量來影響地方政府決策，而無法從產權角度來尋求司法救濟。
可以說，在當下的土地制度和產權制度下，這個問題是無解，只能靠地方主政者的認知，輿論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結束此文前我講一個我的家族祖祠的命運。我家族那一支的宗祠建於清末，民國時期重修過，白牆黑瓦馬頭牆的徽派風格，建在一條清澈的小溪旁。我小時候隨父親去舅爺爺家拜年，經過祠堂前，父親指著石門框上鐫刻的大字，告訴我這是家鄉哪位讀書人書寫的。土改後這祖祠變成小學校，到了1987年，好些教室成了危房，於是地方政府決定全部推平，上面蓋教學樓。作為學校的原祖祠已然是政府的資產，李氏族人除了表達憤怒外，沒有理由阻止。就這樣，百餘年的祠堂消失了。對拆祠堂鄉人口口相傳一個故事頗有意思。
我的舅爺爺姓張，是個鋸匠。我家族祠堂正在拆除時，舅爺爺從旁邊經過。拆房子的匠人大概學過一些 「法術」，站在屋頂大喊我舅爺爺的名字：「張某某，你從哪兒回家呀？」大大咧咧的舅爺爺邊走路邊回答。
兩個月後，我的那位舅爺爺因為一點小事慪氣上吊自殺。於是，鄉親們便說是那幾個匠人使壞，擔心拆人家祖祠招禍，於是喊行人的名字，將禍患轉嫁出去。
這當然是荒誕之說，但從中或可窺見，鄉下老百姓對拆祖祠這類古建築，還是有某些敬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