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搶救古籍親歷記
「文革」十年,浙江省民間收藏的古籍、古器具、古字畫，以及機關、學校、社會團體收藏的古籍，甚至市、縣圖書館保存的古籍，大多數都被「紅衛兵」視為「四舊」而予以抄沒了。當時被抄沒的大批古籍，有的被當作廢紙送到造紙廠處理了，有的則被「紅衛兵」點火燒成了灰燼。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筆者所在的浙江圖書館所屬的古籍部和南潯嘉業堂藏書樓，不僅「躲」過了「文革」初期「破四舊」的劫難，而且浙江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還通過現場搶救，上門接收及向個人求贈與購買，加上有些機關、學校的「紅衛兵」主動送來等方式途徑，收進了約10萬餘冊古籍、2萬餘冊民國期間的期刊，百餘種報紙和數百軸古字畫。筆者在「文革」期間親身經歷了這段特殊的歷史。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們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的幾位同志正在吃午飯，突然電話鈴響了。電話那頭告訴我們：杭州七中的「紅衛兵」正在馬一浮先生家「破四舊」、燒書。你們能不能派人去勸說、搶救？放下電話，我們古籍部的幾位同志立即蹬著三輪車趕到蔣庄的馬老家。只見馬老家門口的空地上火焰熊熊，「紅衛兵」小將正在把從馬老家搬出來的一箱一箱書畫、古籍往火堆里扔。經我們上前勸告，他們倒也同意了讓我們先作挑選然後再處理的意見。這樣，我們從尚未拋入火中的箱囊中，挑選出了馬老的一批書畫、抄本及朋友贈送他的字畫和少量的刻本書。經清點造冊，當時我們挑選搶救出來的馬老手稿和抄本有百餘冊，字畫79軸，其中還有黃賓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馬老自書的條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餘套。後來我們又從杭七中接收到馬老的藏書3000餘冊。馬老的藏書除手稿、抄本外，還有一批刻本，刻本中多為清刻，明刻約有十餘部，如《世說新語》、《呂氏春秋》、《詩紀》等。書上鈐有「智林圖書館」或「復性書院圖書館」印。
1966年7月上旬，我們接到省政府機關「紅衛兵」打來的電話，告知他們正在掃「四舊」，需把省府大樓圖書室里的古籍全部處理掉。如果浙江圖書館要就趕快來省府大樓把書運走，不然他們就要把書送到造紙廠去了。我們立即組織人馬趕到省府大樓，只見大樓廣場一邊堆著一地的古書，另一邊還在開著批判會。我們趕緊把書散亂地裝上從省府大樓借來的汽車，運回了浙圖大學路總部，存放在一間空房裡予以封存。這批圖書如今已歸還了省府大樓。
1967年8月間，杭州三中的「紅衛兵」打來電話，告知他們學校大禮堂里堆著一地古籍，問我們要不要。當時浙江圖書館是沒有運輸車輛的，後我負責向省新華書店借了一輛貨車，並組織了20多人到杭三中去搬書。到了杭三中下車一看，只見整個大禮堂台上台下全都散亂地堆放著書。用了整個下午時間，我們先後裝運了三大車。等最後一車書運抵位於外西湖孤山的浙圖古籍部時，天已全黑了。我們後來得知，這批書是徐行恭先生的。徐先生是杭州湖墅人，民國初年曾任財政部司長。善行楷，工詩詞。姜亮夫先生曾稱之為浙東名宿，一代詞宗。徐行恭藏書萬卷且極重書品。所藏古籍書畫裱裝頗為精美，藏書均有函套，書籤皆出其手筆，書皆裝入特製書箱。他原來還藏有不少的名人字畫和明代人的手稿、抄本，聽說為另一個部門的「紅衛兵」抄沒了。我們沒能接收到。徐行恭的藏書庫曰延佇閣，亦稱竹間吟榭。著有《延佇詞》、《竹間吟榭集》。我們從杭三中搶救到的徐先生藏書約有5000餘冊。藏書多為清乾嘉刻本，沒有明刻以上的書，但也有較珍貴少見的刻本。如清金農撰《冬心先生雜著》，清陳鴻壽種榆仙館刻本，清傅以禮跋，是一部刊鐫精良，流傳較少的書。1980年，落實黨的政策時，徐先生非常開明，表示除書箱和少量工具書外，其餘藏書全部無條件捐給浙江圖書館。
1967年8月某日，杭州太廟巷一位居民汪蘊真先生家，因房屋年久失修，前桅倒塌。其家藏有一房間的古籍被雨水淋濕。而汪家人恰都不在杭州。我們接到居民區來的電話後，再次借了一輛車趕到汪家。這批被搶救的古籍被運到了外西湖的孤山館舍，約得書1463冊，字畫93幅，書多為殘缺本，但也有明刻本數種。
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2年。浙江圖書館還先後接收了10多家單位（或個人）送交的書與字畫。其中有6家送交的藏書值得一敘：
送書最多、藏書質量最好的是老浙江大學。1972年，浙大決定不招文科生，變成一所理工科大學，校革委會決定把校圖書館原藏的古籍圖書及文科舊期刊全部處理掉。於是派人來和浙圖聯繫。當時浙江圖書館領導小組剛成立，且在「文革」初期已收了數萬冊圖書，存放地方已十分緊張。
本已不打算接收了。但我得知情況後，立即建議圖書館能夠接收這批圖書。後經館領導小組研究同意，浙大就派車派人把書刊，外加部分舊報紙，並附有兩份目錄（一為古籍善本書目，一為普通書目）直接搬運到浙江圖書館大學路總部存放處存放。這批古籍經我們初步整理，可入古籍善本書目的約有二三百部之多。普通古籍圖書約3萬多冊。其中古籍善本中有元刻本二種，明抄本一種，明刊本百餘部；晉陶淵明撰《箋注陶淵明集》十卷，總論一卷，元刊本；元羅天益撰《衛生寶覽》二十四卷，補遺一卷，元刊本；明抄《克敵武略熒惑神機》十卷，原為金華英士大學藏書，後歸浙大，此書十分罕見，也極珍貴，這是我國古代研究火箭理論和圖制的一本專著；明刊百餘部，多為劉氏嘉業堂舊藏，蓋有嘉業堂藏書印，這也可說是物歸原主了。因為嘉業堂藏書建國後已由其主人劉承干於1950年全部捐獻給浙江圖書館。這百餘部明刊本中也有不少珍本，就是在浙大送來的這批普通藏書中也有難得的好書，如各省的地方志書，其中有幾部台灣省的康乾時期的志書，就十分難得。還有如《通志堂經解》以及幾部大部頭的叢書、叢刊現在也是流傳不多了。
第二家送書大戶要算餘杭農業局送來的陶承杏先生家的藏書。陶承杏先生又名杏卿，浙江紹興人。20世紀30年代畢業於浙江大學，長期從事杭州市政水利工作。他平時酷愛藏書，對鄉邦文獻、地方志乘及宗譜、家乘等書籍資料尤其喜愛，對杭城的名勝古迹、人物以及風俗習慣資料的搜集也非常熱心。故在他的藏品中有許多剪貼報刊的冊子，十分難得。1966年「文革」初，他家的藏書被「紅衛兵」抄沒，1967年1月餘杭農業局把書裝入麻袋用拖拉機裝運到浙圖古籍部，經清點約有3萬餘冊，其中古籍圖書約2萬餘冊，舊期刊上千種5000餘冊，舊平裝書數千冊，剪貼報刊資料數百冊，地圖、圖制約百餘冊，舊畫報數十本，新書新刊也有數百冊。陶家的藏書雖然較雜，但陶家藏書中珍品也不少。如：陶氵睿宣批校並跋的《乾隆紹興府志》八十卷；明祁彪佳撰《林居尺牘》、《遠山堂詩集》，均為清抄，有清沈鈞業跋。在數百冊舊報刊剪貼資料，及舊畫報、舊刊中，有不少也是現存較少或難得的資料。1980年，按照黨的政策，除按陶先生的要求發還了部分藏書外，其餘藏書都由陶先生全部捐獻給了浙江圖書館保存。
第三家大戶為省警衛處（設在凈慈寺）送的書。省警衛處在「文革」初期曾向浙圖要去4萬多冊新書，這些書都是由原空五軍的幹部來聯繫並取去的。當時，上面的要求很嚴，凡是浙圖送的書都必須清潔、完整，確定送去的書目不準再作變動，否則嚴懲不貸。後來省警衛處又從寧波、奉化要來一大批古籍，聽說是用來作為林彪「704」行宮藏書的。1971年「913」林彪自爆後，這些書都變成了無主之書。後經有關方面研究，決定將新版書歸還浙圖，古籍暫交浙圖保存。後來這些書都送到寧波天一閣藏書樓去了。
第四家為省文史館。1966年"文革"初，文史館的同志為免遭"紅衛兵"的干擾，就把該館的數千冊古籍和千餘冊新版書用車裝送到浙圖孤山古籍部。當時既沒有辦理任何交接手續，也沒有說明送書的原因。送來的書先是堆放在古籍部一間較潮濕的水泥地平房裡，後來我們發現這批書有些受潮發霉，就和其他抄沒送來的書堆放在一起，並逐步進行了整理、編目、入庫。
第五家為童振藻家。童曾在清末任職雲南，在滇時曾致力於雲南省地方志資料的搜集、考證與著述。民國20年（1931）間由滇遷杭為寓公，住在杭州九曲巷。他帶回的雲南邊陲地方志及地理礦藏資料甚多。"文革"初，據說童家是被杭二中"紅衛兵"破了"四舊"。1967年8月童家的書由杭州市公安局裝入麻袋後送交浙圖。當時因為接收的書太多了，又在運動高潮期，館裡就把收到的這批書和其他一些書堆放在一起，以致後來較長時間都沒有被發現。約在1975年夏，因需要找一些廢舊書包樟腦丸，才偶然發現了這批書。童家的書大多是雲南的地方志書。其中有一些是國內流傳較少的版本，如《陸涼州志》、《騰越州志》等，共約數百冊，七八十種。現在這些書都已全部發還給童家了。
最後一家是建國後曾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張宗祥家。張宗祥先生的藏書其實在"文革"前已部分捐獻給浙圖，其中《小皕一廛書葉》113頁，59種宋元刊本，宋刊56種，元刊3種，全是原刊本，宋刻宋印，元刊元印，是一部十分難得的學習、鑒定版本的工具書，是認識宋刻紙張的最可靠的老師。還有張宗祥手抄的百種鐵如意館抄本，都是國內流傳較少的書籍。"文革"前夕張宗祥謝世。"文革"初期，張的大女兒張鯨珏分批將其父的遺書、遺稿捐獻給了浙江圖書館，所捐獻的書數量雖不多，但每部每種均是珍品。如宋刊《五代史記》、《明文海校補》、《全宋詩話》（稿本）、《續全唐詩話》（雖是手抄本，但原書已佚，等於就是稿本）等。
"文革"期間，浙江圖書館用購贈方式收入古籍的，首家當為朱師轍先生。朱師轍（1879-1969），字少濱，安徽黟縣人。清小學家朱駿聲之孫，朱孔彰之子。是一位經史、古文字及詩詞學專家，他家祖、父、孫三代都是藏書家。家藏書本存放在老家黟縣。1951年10月，朱師轍從廣東中山大學退休，來杭州岳王路定居，因此藏書也從安徽黟縣裝運來杭。朱家的藏書多史部及經部小學類之書，共計5000餘冊，其中明刻本和朱氏三代的稿本、批校本約600多冊。朱家的藏書很有特色，歷來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朱家還藏有毛澤東、陳毅分別於1951年和1962年給朱師轍的信稿。"文革"初，朱將毛主席寫給他的這封信放在玻璃框里掛在大門上，"紅衛兵"因此未敢"光顧"其家。朱家的藏書也難得地倖免了一場浩劫。1969年朱老謝世，遺言將全部藏書捐獻給國家。當時浙圖的幹部都下放在"五七"幹校。領導派我與另一同志到朱家聯繫。朱師轍的夫人願將藏書全部捐獻，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我們能夠給她安排一個工作。但因當時我們無法應允她的這一願望，捐書之事只好作罷。朱夫人去世後，1975年，朱家小兒子朱軍因"文革"冤案牽連被錯判入獄，家裡經濟十分拮据，其家人就與浙圖聯繫，願把藏書捐售給圖書館。圖書館最終徵得朱家兩個兒子意見確無異議後，朱家藏書就由浙圖收購入藏了。毛主席給朱師轍的信稿，因於1976年上交給了中央檔案館，浙館現保留有複製件。另一家是居住在杭州市新華路的一位年近八旬的孤寡老太太。據說其丈夫原為銀行里的高級職員，丈夫去世後她別無經濟來源，僅靠街道每月補貼8元錢維持生活。但她家裡卻藏有近百軸元、明、清三代的書畫精品。1972年，老太太託人與浙圖聯繫出賣她家的書畫。浙圖在收藏方面原是以書籍為主，原本不收購字畫的。但這次派人到其家裡一看，發現確實有不少珍品。如元代黃公望、方方壺等的大幅山水畫；明張瑞圖的大幅中堂、文徵明的小楷長卷；清朱彝尊、毛西河的字畫；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明尚友的一軸彩色畫，經浙江省博物館字畫鑒定專家黃湧泉鑒定，確認為明人繪畫中之精品，而在畫史上尚友的任何作品都是極少見的。浙圖後決定全部收購老太太的書畫。當時收購全部百餘軸字畫的價格為300元人民幣。現在看來，這絕對是個開玩笑的天方夜譚。但這確實是那個時代的事實。在當年，書畫社收購黃賓虹、吳昌碩等名家的字畫，一般定價為2.5元一軸。而以300元收購百餘幅，亦算是不菲的了。
最後提一提汪振德先生。汪是桐廬新登人，早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工學院電機系。他生平喜愛收藏古籍、字畫、古陶瓷等。藏書多為鄉邦文獻，量達萬餘卷。"文革"初，他家的藏書全部被"紅衛兵"抄沒，後送桐廬縣文化館保存。1986年，汪子豹卿將全部收藏書收回，後運到浙江圖書館，表示願將全部圖書售捐浙圖。現浙圖藏有汪家藏書3000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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