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大師施蟄存：惹怒魯迅被罵「洋場惡少」

1933年10月，施蟄存與魯迅發生了「莊子」與「文選」之辯。這場文墨官司，按照施蟄存的說法，是「兩個人在報紙上作文字戰，其情形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其實，這種文人間的筆戰，在當時是極為稀鬆平常的，現在平心靜氣地看待這場爭辯，更符合施蟄存當年用「拳擊戰」的比喻，即只是一場「拳手」間的較量。

拐進愚園路一條不起眼的老弄堂，推開一扇通向灶披間的門，循著一股飄蕩的雪茄煙味，踏上窄窄的木樓梯，站在一個朝南房間的門口，看到了一個老人側坐於窗前的剪影：身著大袍，頭髮梳得很光，一根助聽器電線從耳邊掠過臉頰垂到胸前，面前是堆著煙灰缸、書籍以及一些筆硯古玩等各色雜物的書桌，背後是一架書櫥。煙灰缸里有時還裊裊地冒著一股細煙，太陽從一邊的落地窗投射進來，襯得這個剪影與細煙愈加深刻。這位老人就是施蟄存先生。再過幾天，就是他的生日。不久前，華東師範大學為他的百歲誕辰舉行了慶賀儀式。百年歲月對於歷史只是一瞬，對於生命個體卻是奇蹟。尤其當這個生命同時還承載了文化，那麼，一個百歲的文化老人也是一個文化奇蹟。這個剪影，好像是文化奇蹟的詩化意象，虛實明暗，值得人細細咀嚼玩味。

百年有多長

周遭朋友許多人見過施蟄存，或為他的書當編輯，或為仰慕他而心甘情願為他當義務文員，或僅僅為了見識這位當年被魯迅罵過的「洋場惡少」是何等模樣。事過境遷，一些北山樓當年的常客，隨著北山樓主人的漸漸老去，在北山樓的蹤影也變得稀疏，只留下一個話題收藏在意識之中：施先生何以會活得這麼長久？言下之意就是施蟄存活到百歲是個異數。這樣的困惑，多半來自於對施蟄存與魯迅當年那段爭論的一知半解。普遍的看法是，一個敢於向魯迅挑戰的人一定內火旺盛，而被魯迅罵過「洋場惡少」者，上世紀50年代後因意識形態異化所遭受的壓力有目共睹：起先是被剝奪當教師的權利，趕往圖書館資料室，而後乾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資減半，有一段時間甚至只發生活費，「文革」期間連住房都被造反派強行縮小，只能在三樓曬台上自己搭上一間小板屋生活。這樣的日子，無一與長壽相關。連90歲時的施蟄存自己都說過：「我也弄不懂，像我這樣年輕時身體一直不好，得肺病，吐血，七老八十生癌動大手術，現在連出門都不能夠的人，居然活到現在。」

但走近施蟄存，人們才會理解，一個原本並不健碩的人何以能平靜地越過一個世紀的坎坷，那是需要深沉的生存理念作底蘊的。

在世的現代作家中，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像施蟄存這樣完整地見識和參與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重建和發展的過程。說到這裡，有人不禁要提到另一位世紀老人——巴金。是的，巴金也是20世紀新文化極少在世的標誌性大家。但仔細考究這兩位的文化活動，巴金從進入文壇初始一直到他上世紀90年代初病重為止，一直執著於文化創造的社會功利。而在參與20世紀中國文化完整性這一點上，施蟄存更名至實歸。

上世紀10年代，還是中學生的施蟄存迷戀創作時興的「鴛蝴小說」，寫舊體詩；進入20年代，他追逐新文化，選擇報考北大，未果，於是輾轉於之江大學、上海大學等地，學外語、吸收西方文化，也鍾情中國文化，還接受過剛剛萌芽的共產主義教育，他加入過共青團。30年代，他主編《現代》雜誌，推崇現代意識的文學創作，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並且還親自嘗試創作現代感極強的小說與詩歌，以至於後人將他的小說歸為中國的新感覺小說，而戴望舒等一些在《現代》發表詩歌的詩人，則由「現代詩」派，漸而成為中國最早的「現代派」詩人。其間，他與魯迅、馮雪峰等左翼作家有過較為密切的聯繫，但也與魯迅發生過一場著名的論爭。

抗戰以後，他開始教學生涯。主要精力轉向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同時還開始了碑版拓片的收集和整理。

他的道路從創作鴛蝴小說到新感覺小說，從寫舊體詩到現代派詩，從翻譯外國文學到古籍整理，從作家到教授，從編輯到學者，從參與文學論爭到理論研究……他經歷的歷史事件之多，時間跨度之大，在現在看來都是無人能出其右的。這是長壽的收穫，然而，決定他文化活動的空間寬廣度的，不僅僅是長壽。跟施蟄存共事50餘年的錢穀融先生這樣評價施蟄存，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他用自由主義的眼光觀察、衡量一切。重性情，講趣味，熱愛與追求一切美的東西。他對待生活，就像對待藝術一樣，隨時隨地都在追求生活中的趣味，生活中的美。」錢穀融所說的「自由主義」，指的是他能以遊戲般的審美興緻，自由出入於20世紀中國的各種文化潮流，而中允的審美姿態又使他始終不迷失自我。這樣的審美態度一旦轉化為生命態度，就能在意識形態環境適合的情況下選擇入世，而不適合時，就採取隱遁，躲到自我的興趣與愛好中。抗戰時的碑版收集，當「右派」以後的翻譯與碑版整理，「文革」期間的古籍整理，大概可以看作他隱遁的收穫。

百年是一個世紀的風雲。施蟄存是20世紀中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最直接的審視者，最忠實的記錄者。因此，在他身上見證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拳擊手」之道

長壽者自有長壽之道。說起施蟄存和魯迅，繞不過他們的交惡。在論戰發生前，施蟄存對魯迅很是崇敬，他主編的《現代》曾發表魯迅6篇雜文，包括那篇著名的《為了忘卻的記念》。

1933年10月，施蟄存與魯迅發生了「莊子」與「文選」之辯。這場文墨官司，按照施蟄存的說法，是「兩個人在報紙上作文字戰，其情形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其實，這種文人間的筆戰，在當時是極為稀鬆平常的，現在平心靜氣地看待這場爭辯，更符合施蟄存當年用「拳擊戰」的比喻，即只是一場「拳手」間的較量。徐中玉先生評論道：「一位從近處想，讀點古書對青年寫作有助，一位從遠處想，提醒青年不要沉到古書中去，原都有善意在，並不複雜。」

但這場筆墨官司後來被目為包含不同政見的爭辯，恐怕不是交戰雙方都預料得到的，尤其是解放後給施蟄存帶來的影響不可謂不大。但在這之後的70年時間裡，施蟄存沒有在任何文章里對魯迅稍涉不敬。魯迅逝世後不久，在虹口公園舉行過一次悼念活動，施蟄存前往參加，還向報界發表談話，表達對魯迅崇敬之心。1940年，葉聖陶、朱自清籌辦《國文月刊》，向施蟄存殷勤索稿，施蟄存用心理分析方法，詳細闡發了魯迅小說《明天》等所呈現潛意識的描寫，引起大嘩，陳西瀅等還寫文予以商榷。無論從何種角度看，如果沒在世的現代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像施蟄存這樣完整地見識和參與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重建和發展的過程。作為20世紀海派文化的「標誌性建築」，施蟄存名至實歸。

有那種對魯迅作品表示欣賞的意願，施蟄存是不會拿魯迅的作品來做題目的。1956年，上海各界從萬國公墓將魯迅靈柩遷至虹口公園（今魯迅公園）、建魯迅紀念館，施蟄存去拜謁並作《吊魯迅先生詩並序》，其中所云「秉毅持剛，公或不移於睚眥，知人論事，余豈敢徇於私曲」，較為真實地表達了施蟄存對那場爭辯的態度。他在那間北山樓中曾說過：魯迅先生批評我，我也可以批評他。這種嬉笑怒罵的自由「批評」之風，雖然有失「費厄潑賴」，但至少可以想見當事者的率真與意氣。

執著的中間派與清醒的現實主義

在魯迅的筆下，曾將施蟄存描寫為「洋場惡少」，歸為「……之流」。這個「之流」包括對「左聯」出語不敬的戴望舒、杜衡；也包括任職於國民黨「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穆時英、劉吶鷗。在這個被稱為海派的小圈子裡，劉吶鷗才大氣粗；穆時英喜好泡舞場，葉靈鳳穿著考究入時。從來沒有出過國的施蟄存雖然也跟著他們一起出入過舞廳等聲色場所，學會了抽雪茄，但他與同伴們最大的區別在於他不僅「是一個飄飄蕩蕩的大少爺」，更是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晚年的施蟄存談起這些曾經的朋友，有非常中肯的評述。他說「劉吶鷗和穆時英這兩個人都是絕頂聰明的人，都是文學天才，開一時風氣，可惜都為利益驅使，過早脫離文學環境，做了漢奸，死於非命。」對於沈從文這位在上世紀80年代後迅速恢復在文學史上名譽和地位的大師，施蟄存同樣不趨時阿世，他曾說：「從文雖然自己說永遠是個鄉下人，其實他已沾染到不少紳士氣。」「早年，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氣，似乎已消磨了不少。」「從文一生最大的錯誤，我以為是他在40年代初期和林同濟一起辦《戰國策》。」他對於人事的價值判斷不感情用事，稜角鮮明，可見一斑。

施蟄存在晚年仍舊關注文化發展變化的動向，作出非常冷靜理性和具有說服力的判斷。上世紀90年代初，一些青年學者討論「重寫文學史」問題。施蟄存敏感地加以思辨道：「『重寫』文學史問題，其實不是『重寫』，而是『另寫』。文學史，不論是古代文學史，新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或專題文學史……人人都可以寫，各有千秋，自成一家之言，而不必重寫別人的文學史。」對於那時出現的關於純文學、嚴肅文學與垃圾文學、痞子文學的爭議，施蟄存以新文學運動為例，認為，「今天的垃圾文學、痞子文學，有絕大可能成為明天的純文學、嚴肅文學。當然不是全部都有此資格。它們中間，還必須經過一次考驗：人民的篩選，時代的篩選。至於今天的純文學、嚴肅文學，我看還是承認老朽，遜位讓賢為妙。喋喋不休，無補於回天。」這些中肯的話，折射出他思路敏捷、講究實際的治學風範。

不死就是勝利

在現代學人中，像施蟄存這樣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中，在天日重光之後，一下子拿出這麼多成果的人是不多的，陳寅恪、錢鍾書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施蟄存當時的生存狀態似乎比上述兩位要惡劣。

從上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施蟄存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出過一本書。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放棄，正相反，這段時間，正是施蟄存整個學術生涯中最有價值的一個階段。

無論是在華東師大的圖書資料室，還是在「牛棚」里，他從不把人與人之間的是非當成一回事，白天被斗，晚上就爬上閣樓看書、寫文章，久而久之，他就把這種例行公事看成一種慣常的上班與下班的程序。「文革」後期，他住在二樓朝北亭子小間，放上一隻小方桌就很擁擠了，而且室內還有一隻抽水馬桶，他只能利用它，就坐在屋角這隻蓋上蓋子的馬桶上寫作或接待客人。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80年代初。那時讀書、研究碑版、寫讀書札記及看大張拓片就在這小房間，但要佝僂身體才能觀賞。他總共寫了四五百萬字，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他的幾十部書（包括選編與翻譯作品），都是那時的積累。

海派文化的「標誌性建築」

生於杭州，住過蘇州，成長於松江，成名於上海的都市。上過四所大學立意交友與追求學問，卻獲得四個肄業文憑。懂得兩門外語，譯作豐厚，卻鍾情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唐詩宋詞。以現代派的姿態揚名，又以傳授古代文化立身。這個沾著江浙兩省泥土芬芳的子弟在上海灘沐浴歐風美雨，自詡「政治上偏向左翼，文藝觀上堅持自由主義」，逡巡於20世紀文壇左與右之間，觀利害之變，辨是非之明。這種清醒明睿的心智，使自己所鍾情的事業儘可能少地受到外力傷害，個人志趣儘可能多地得到保留。這個老人如今在上海梧桐扶疏的窗前，坦然面對一世紀年輪，我總覺得他應該像老錦江、老外灘那樣，成為上海文化的標誌性建築。無怪乎當無數小資們以追尋傳奇的方式挖掘張愛玲等當年滬上名媛的身世與婚姻之謎時，海外的學者卻常常輾轉打聽愚園路上那間北山樓門牌號碼。李歐梵「之流」一定也見識過那個坐在窗前的剪影。當然，那個剪影是生動的，幾年前，當施老夫人還健在的時候，你大聲叫一聲「施先生在嗎？」那個剪影會幫你叫一聲「阿奶（施蟄存晚年這樣稱呼自己的太太），有客人來了！」現在，寂寞的剪影會在你告別時提醒你：「作家只能是時代的，我的時代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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