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潛選詩：選本的定位及其價值生成
在中國詩歌史、文化史上，選本有著重要的意義。清代詩論家沈德潛編選的《唐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詩歌選本就起到樹立權威詩人、確定經典詩作的作用。通過這一系列詩歌選本，沈氏還總結並完善了中國傳統主流詩學，推廣了「格調說」。《唐詩別裁集》等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與沈德潛對詩歌選本的定位有極其密切的關係。
一、沈德潛對選本的定位
沈德潛(1673－1769)，字確士，40歲後更字歸愚，江南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43歲的沈德潛從唐詩著手，開始系統地、有計劃地編定詩文選本：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始批《唐詩別裁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唐詩別裁集》刻成。始批《古詩源》。
雍正三年(1725年)，《古詩源》刻成。選《明詩別裁集》起。
雍正十二年(1734年)，《明詩別裁集》成。
乾隆二年(1737年)，批《唐宋八家文》。
乾隆十七年(1752年)，《唐宋八家文》刻成。
乾隆十八年(1753年)，《杜詩偶評》成。
乾隆十九年(1754年)，始選《清詩別裁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詩別裁集》刻成。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編選《宋金三家詩選》。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謝世。不久，沈德潛的門生將《宋金三家詩選》付諸剞劂。
沈德潛對這些選本有明確的定位，那就是，「以教學者而垂諸後世」，為「初學者」、「學詩者」提供最佳的範本。在《古詩源序》中，沈德潛分析了詩歌的源流升降，指出編選這部書的目的是「為學詩者道之」。沈德潛「覽唐詩全秩，芟夷煩蝟」，編定《唐詩別裁集》，也是「為學詩者發軔之助」。另外，沈德潛編《唐宋八家文》，是「因門弟子請」，「出向時讀本，稍加點定，俾讀者視為入門軌途，志發軔也。」「鉤劃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熟讀深思，有得於心。」後來，沈德潛還「取杜詩而選之，而評之」，成《杜詩偶評》。在這部書中，沈德潛「考一己所得之淺深，而亦為學詩者道以入門之方也」。
「初學者」、「學詩者」，就是那些希望躋身於社會政治結構和文化權力核心的中下層讀書人。這一群體有其特定的社會身份和需要：從思想狀況上看，他們處於接受知識的階段，也正處於習得價值觀念的階段；從發展趨勢上看，他們雖然暫時處於社會的中下層，但其中一部分人終將進入社會政治權力體系，並在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上佔據優勢。這就要求「初學者」與主流價值觀念基本保持一致。面對中國古代詩文傳統時，「初學者」需要掌握的是主流的詩學觀念。沈德潛在選詩時必須以審慎、通達的態度處理詩壇的論爭，積極推行主流的思想觀念及精英階層的文學觀。為了確保這些後學順利地進入社會文化、政治體制之內，沈德潛在編選系列別裁集時，確定的編選原則是「選中體制各殊，要唯恐失溫柔敦厚之旨」。
從教化「初學者」的定位看，沈德潛編定系列詩歌選本時重申「溫柔敦厚」這一主流的詩學原則，實為理性的做法。這種「溫柔敦厚」的選詩原則有助於「學詩者」從根本上把握中國傳統詩歌的主要美學風貌，這一詩學思想所蘊含的思維邏輯也有助於「初學者」形成理性的生活態度，促使他們無論是在作詩、治學，還是從政，甚或為人等方面，都儘力做到既確然自守，又不偏執一端。因此，沈德潛倡導「溫柔敦厚」、美善相兼的「詩教」，在任何一個較為理性的時代，都是主流文學界追求的目標。
二、沈德潛對「溫柔敦厚」標準的改造
更重要的是，沈德潛明確認識到，自己編定詩歌選本是針對有志於詩歌創作的「學詩者」。為此，沈德潛對「溫柔敦厚」進行了積極的改造，賦予這一倫理原則、詩學原則以新的內涵。
童慶炳指出，在中國詩學史上，劉勰所說的「酌奇而不失其正，玩華而不墜其實」，源於《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說，劉勰的詩說「實現了倫理原則到詩學原則的轉化」。對童慶炳的觀點做進一步推衍，用之於沈德潛，我們可以看到，沈德潛編定的系列詩文選本將「溫柔敦厚」由倫理原則、詩學原則進而轉化為選詩原則。
沈德潛強調，詩具有教化作用，這與「溫柔敦厚」的倫理內涵相關。在編定《古詩源》、《唐詩別裁集》等系列詩歌選本時，沈德潛談到：「詩之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魚數言。而其立言一歸於溫柔敦厚，無古今一也。」「歸於溫柔敦厚」的教小子、教伯魚數言，即《論語》中的這樣兩段話：「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由此出發，沈德潛非常重視「詩教」：「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詩的功能是興、觀、群、怨，「學詩者」習詩、寫詩的最終目的是懂得修身齊家的道理，完善個人的人格；影響人倫道德以及風俗厚薄，溝通君臣關係，影響政治興衰，最終整個社會達到和諧完美的狀態。
但詩的教化作用是多層面：詩可以引導世人關懷社會、與官方政治意識形態保持一致，也可以注重情性的陶冶、心靈的凈化等。前者與政治民生、倫理道德等密切相關，後者則有可能是非政治的。沈德潛在選詩時對「政教」和「詩教」做了區分。在《清詩別裁集》中，沈德潛評施閏章《見宋荔裳遺詩凄然有作》時用了「政教」一詞：「『西川』句，謂蜀人懷其政教；『東海』句，謂山左失一雅宗也。」沈德潛在這裡使用「政教」一詞，不是用來評價施閏章的詩作，而是對該詩的內容進行解釋，意指宋琬在蜀地為官清廉，受人愛戴。「詩教」則與政治無甚關涉，那些沒有任何政治身份的人才是真正倡導「詩教」的。在《清詩別裁集》里，「詩教」一詞出現了兩次：「《西泠十子詩選》，虎臣與毛稚黃為主，憫詩教陵夷，而斟酌論次，以期力追淵雅也。」「所學一本庭訓，移家於吳，倡詩教。」這兩則分別是評柴紹炳和方還的，柴、方兩人皆為布衣。由「詩教」、「政教」對應著不同類型的人來看，沈德潛並未將二者混為一談。
的確，「詩教」與「政教」有根本區別。「詩教」基於人的審美感受，強調詩的藝術特質，其理想的境界是美善相兼。「政教」強調的是善，「美」只是實現「善」的手段，為了達到「善」，可以放棄「美」，而改之以其他手段。「政教」甚至可以通過權力強迫人們習得某種觀念，以達成既定的目標；而文學對人的教化作用只能在審美的基礎上進行，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讓人主動地接受、認同。沈德潛在編定《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系列詩歌選本時，有意弱化了「溫柔敦厚」所包含的政治教化、道德倫理等內涵，將「溫柔敦厚」由倫理原則轉換為選詩原則，以凸顯自己倡導的是「詩教」，而非「政教」。
沈德潛對詩的態度是：文學作品雖然不能是反政權的，但可以是非政治的。沈德潛反對將文學、政治混為一談，反對動輒從政治的角度解釋文學：「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即小小賦物，對鏡詠懷，亦必雲某詩指某事，某詩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杜甫在詩中表達忠君愛親之念，李商隱也會借詩諷喻政治，但在閱讀杜甫、李商隱的詩作時，不能把所有作品都落實到具體的政治問題、政治事件上。沈德潛也反對在詩歌中聲嘶力竭地頌聖。在《唐詩別裁集》中，沈德潛評唐代李邕《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應制》說：「初唐應制多諛美之詞，況當武后、中宗朝，又天下穢濁時也。眾手雷同，初無頌不忘規之意，故不能多錄。取鐵中錚錚者幾章，以備一體。」沈德潛對一味頌聖的諛美之詞極為不滿，認為頌聖不應「忘規」，甚至要以「規」為主，要展示出文人的風骨。沈德潛評清代詩僧曉音說：「碓庵主華山方丈，聖祖御制有《欲游華山未往》七絕，碓庵和至百首進呈，大約以多為貴者。茲只錄清真一章，重性情也。」曉音的應制詩「以多為貴」，忽視「真」，所以沈德潛只選了曉音一首有「清真」之格的詩。「真」是詩歌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作品缺乏真情實感，即使總是高言國家、政治，從「詩教」的角度看，也是不合格的。
由此可見，沈德潛從為後學編定詩歌讀本出發，重視詩的教育、教化功能，倡「溫柔敦厚」，這只是表明他不反對官方的價值觀念，不反對道德、政治等的重要性。但承認道德、政治的重要性並不等於在一切場合都以這種價值準則為中心。沈德潛將自己的選本定位於「學詩者」，從這一目標出發，倡導「溫柔敦厚」、重「詩教」，其核心是強調詩的內在藝術力量對人的陶冶作用，而不是詩的政治內容對人的訓誡、警示作用。
三、沈德潛「溫柔敦厚」選詩原則的實踐
沈德潛將「溫柔敦厚」由倫理原則轉化為選詩原則落實在實踐上，具體表現是：沈德潛明確表示，自己堅持「以詩存人」，選詩、評詩以詩作的「品格」，而非作家的「人格」為標準。
與沈德潛同時，倡「溫柔敦厚」者大有人在，拘泥於「溫柔敦厚」的倫理道德內涵者也不乏其人。沈德潛的同門薛雪說：「著作以人品為先，文章次之，安可將『不以人廢言』為藉口?」還有一些詩論家進而把作家在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品行、政治表現作為評詩的標準。潘德輿認為，詩只有是非對錯之分，而沒有美醜工拙之分，可以不講藝術性：「詩非它，吾之言語云爾，有是非，無工拙也。」在詩學論著《養一齋詩話》中，潘德輿評顏延之、謝靈運等人說：
顏謝詩並稱，謝詩更優於顏。然謝則叛臣也。顏生平不喜見要人，似有見地。然荀赤松譏其外市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進，不知極已。文人無行，何足恃哉!……若論詩不講《春秋》，是詩與《春秋》相戾，詩之罪人矣!可乎哉?
故予欲後人選詩讀詩者，如曹操、阮籍、陸機、潘岳、謝靈運、沈約、范雲、陳子昂、沈儉期諸臣逆黨之詩，一概不選不讀，以端初學之趨向，而立詩教之綱維。
潘德輿認為，那些道德品質不高，或者政治上有污點的人，如曹操、陸機、顏延之、謝靈運、陳子昂等，他們的詩作也毫無可取之處。評定詩作如果不考慮詩人的政治態度、道德品行，就是詩的「罪人」。由此出發，他希望人們不要選、不要讀曹操等人的作品。
與潘德輿等人不同，沈德潛在選詩時則堅持「以詩存人」。作家在不同的機緣下可能有不同的抉擇，政治立場、道德倫理標準等也會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選家不能以作家的品行為標準評判作品，不應該因詩人政治立場游移、社會處境不佳等原因，以政治操守卑劣、道德品行有虧為理由，武斷地把有爭議的政治人物排除在選本之外。在《古詩源》、《唐詩別裁集》中，沈德潛對顏延之、謝靈運等人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沈德潛選顏延之的詩27首，謝靈運的詩25首，阮籍的詩21首，陸機的詩12首，曹操的詩8首。這些人在《古詩源》中排名均居於前列(見表1)。
即令在選「當代」詩歌選本時，沈德潛也堅持排除政治意識形態、道德倫理觀念等的影響，以「詩品」為標準選詩。在清代詩壇上，錢謙益的詩作氣勢雄渾，穩健蒼勁，出唐入宋，自成一家。但錢謙益卻是節行有虧之人。錢謙益身為南明禮部尚書，卻於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降清。順治六年(1649年)，錢謙益又開始暗中從事反清復明活動。因這種首鼠兩端、進退失據的行為，錢謙益一直遭人詬病。沈德潛的同調喬億評價錢謙益說：「虞山詩才學誠無愧前賢，而不可以言品，正與其人相似耳。」但沈德潛在編定《清詩別裁集》時，則從詩作成就出發，視錢謙益為有清詩壇第一人，將之置於《清詩別裁集》卷首。沈德潛還帶著悲憫之心評價錢謙益說：「前為黨魁，後逃禪悅，讀其詩者應共悲之。」沈德潛選詩的目的，不是簡單地、強硬地教化後學，而是要為「學詩者」提供一個最佳的詩歌範本，供他們涵詠、誦讀，以提高他們的審美鑒賞力和創作水平。因此，沈德潛在斟訂《清詩別裁集》時，不是將自己看作必須保持政治敏感性的官員，而是將自己視為詩歌選家，站在藝術的、審美的角度，為後學評詩、論詩、選詩。沈德潛從詩人在詩壇的影響力以及詩歌的藝術性出發，將錢謙益置於卷首，這種做法遭到了乾隆的斥責。乾隆下諭旨說，「國朝詩不應以錢謙益冠籍」，並「命內廷翰林為之精校去留，俾重鋟板，以行於世」。但沈德潛個人的刻本並沒有因為乾隆的斥責及御定本的出現湮沒無存，反而成為我們今天最常見的選本。這充分證明了《清詩別裁集》的意義和價值，證明沈德潛堅持「溫柔敦厚」、「以詩存人」等選詩原則的合理性。
四、沈德潛選本的價值
沈德潛將選本定位於「初學者」、「學詩者」，這使他的系列詩歌選本對後世文學史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清詩別裁集》即是明證。在這部選本中，沈德潛本著「溫柔敦厚」的選詩原則，以「當代」人的身份、宏闊的歷史視野、敏銳的藝術眼光選出清初(1644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百餘年間的詩人996家，詩作3952首，其目的是確立「當代」詩歌經典，樹立「當代」詩壇權威。沈德潛通過確定入選作家及詩作數量的方式描繪了清代前期詩壇的基本格局。在《清詩別裁集》中，詩作數量居前五位的詩人分別是王士稹、錢謙益、施閏章、吳偉業和宋琬等(見表2)，沈德潛對王士禛等人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如評王士稹，「漁洋少歲，即見重於牧齋尚書，後學殖日富，聲望日高，宇內尊為詩壇圭臬，突過黃初，終其身無異辭」；評施閏章、宋琬，「南施北宋，故應抗行，今就兩家論之，宋以雄健磊落勝，施以溫柔敦厚勝，又各自擅場」。沈德潛視王士稹、錢謙益、施閏章等人為清代大家，並選出了能代表其成就的經典作品。
後人對於清代前中期詩壇的看法，與沈德潛描述的格局大體一致。1921年朱希祖編著的《中國文學史要略》，基本沿襲了沈德潛的觀點，以「江左三大家」，也就是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為清代開國之初的重要詩人，以王士稹為清代詩壇第一大家，以施閏章、宋琬為清代前期的重要作家。另如對龔鼎孳的看法，朱希祖也完全沿用沈德潛在《清詩別裁集》中的論述。沈德潛評龔鼎孳說：「時有合錢、吳為三家詩選，人無異辭。惟宴飲酬酢之篇，多於登臨憑弔，似應少遜一籌。」朱希祖評龔鼎孳說：「鼎孳雖與錢、吳齊名，而宴飲酬酢之作多於登臨憑弔，實已少遜。」游國恩的《中國文學史》是20世紀中後期影響最著的文學史教材。游國恩將清前中期的詩人分為兩類：一是愛國詩人，包括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人，這是《清詩別裁集》沒有涉及的。在《清詩別裁集·凡例》中，沈德潛明確地談到，《清詩別裁集》不選遺民詩人的作品。一是清代的詩派和詩人。在這部分里，游國恩詳細論述了錢謙益、吳偉業、施閏章、宋琬等人。另外，游國恩的《中國文學史》還專節論述了王士稹，說「清初詩人以王士稹最為著名」。其他如劉大傑、郭英德、過常寶等編定的文學史教材或者文學史專論，對清前中期詩壇的論述與上述諸教材基本一致，都把王士稹、錢謙益等五位作家視作清代詩人的代表。總體來看，自從建構了系統的中國文學史以來，各種文學史著作至多在這五位大家的基礎上增加個別作家，未見將五大家中的哪一家除去。可以說，如果一部文學史避而不談《清詩別裁集》中位居前五位的作家，這部文學史就是不全面的，甚或是殘缺的。
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書寫的文學史以王士稹、錢謙益、吳偉業等為清代詩壇大家的格局，到了沈德潛的《清詩別裁集》才得以確定。在《清詩別裁集》之前，大量清代詩歌選本對於詩壇大家的判定，與我們今天書寫的文學史有很大差異。其他各家詩選雖然大都肯定了王士稹詩壇盟主的地位，但因錢謙益、吳偉業二人的政治節操有虧，對錢、吳的評價均不高。如吳藹的《名家詩選》選宋犖的詩26首，高於錢謙益(18首)、吳偉業(25首)；《名家詩選》選了屈大均的詩20首，杜浚的詩19首，屈、杜二人的詩作數量雖然低於吳偉業，但高於錢謙益。劉然的《國朝詩乘》選曹爾堪的詩36首，魏裔介的詩30首，高於吳偉業(27首)、錢謙益(14首)。直到沈德潛，才本著「以詩存人」的原則，客觀、公正地評價錢謙益、吳偉業等，確立了後世文學史清代詩歌部分的基本框架。
沈德潛編定的其他詩歌選本，也同樣對我們今天書寫的文學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無論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確立的中國詩歌史上的大家，還是沈氏在《古詩源》中推尊的唐代以前的重要作家，抑或在《明詩別裁集》中揭出的明代詩壇中堅，都是我們今天書寫的中國古代詩歌史的核心人物。可以說，沈德潛以「溫柔敦厚」為根本的詩學原則和選詩原則，搜剔詩歌，編訂選本，確立經典，完滿地總結了中國幾千年來詩歌發展的歷史。沈氏的詩學論著《說詩啐語》大致相當於一本中國詩歌發展史大綱，《古詩源》、《唐詩別裁集》、《宋金三家詩選》、《明詩別裁集》和《清詩別裁集》則類似於我們今天的文學作品選。通過這一系列著作，沈德潛系統地梳理了中國詩歌史，確定了經典詩人和作品。
經過歲月的淘洗、刪汰，只有那些氣韻飛動、風骨勁健、有著巨大闡釋空間的文學作品能長存於世，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文學經典也需要「發現人」，只有經過「發現人」推薦，一個作家、一部作品才有可能被社會廣為接受。姚斯說：「在作家、作品和讀者的三角關係中，後者並不是被動的因素，不是單純地作出反應的環節，它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歷史的力量。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沒有接受者能動的參與是不可想像的。」這裡姚斯所說的「讀者」是指一部作品的廣泛讀者，我們可以說，一部作品的特定讀者，比如「發現人」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沈德潛就是這樣一位目光敏銳、富於藝術洞察力和鑒別力的「發現人」。《清詩別裁集》等詩歌選本對中國古代作家的排序、定位得到後世的普遍認同，這不能不讓人驚嘆沈德潛富於發現力的眼光。
「沈德潛的《古詩源》與《唐詩別裁集》到現在仍然是最流行的選本，儘管現代的各種詩歌史著作採用西方的文學理論系統闡釋古代詩歌史，但這些詩歌史著作所確立的詩歌史價值系統實質上乃是沈德潛所最後完成的系統。」的確，在沈德潛之先，致力於編定詩歌選本的選家眾多，但很少有人因詩歌之選而勝出；沈德潛同時或稍後，倡導主流詩學觀念的也並非只有沈德潛一人，但沈氏的詩論能夠流傳廣遠，並對後世產生深刻的影響，沈德潛的同調如李重華、喬億、潘德輿等卻聲名未顯。沈氏的詩歌選本能夠流傳開來並留傳長久，沈德潛的「格調說」成為清代四大詩說之一，其歷史的、邏輯的合理性就在於：沈德潛將自己的選本定位於「學詩者」，堅持「溫柔敦厚」等主流的詩學觀念；他還對「溫柔敦厚」加以改造，使之由倫理原則、評詩原則進而轉化為選詩原則，進一步強化了詩的社會功用與美感、藝術性的統一，為「溫柔敦厚」注入了新的內涵。正是這種在繼承中創新的方式，成就了《唐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等詩歌選本的經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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