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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卡索夫:攝影可以像中國菜一樣充滿詩意

1992年,烏茲別克塔什干市場。


從想要目睹世界的激情出發

採訪並文 / 馬列

攝影 / 格奧爾基·平卡索夫

編輯 / 張琳悅

在馬格南圖片社的所有在世成員中,從低到高一共分為5個等級——通訊員、提名成員、預備成員、正式成員、供稿人。

其中,所謂的「供稿人」,實際是一個榮譽級別——Bruno Barbey、Raymond Depardon、Josef Koudelka、Elliott Erwitt、Steve McCurry……他們享受馬格南正式成員的全部待遇,並且不用接圖片社的「活兒」,可以只拍自己想拍的照片,做自己想做的項目。

在這個級別的馬格南攝影師中,格奧爾基·平卡索夫(Gueorgui Pinkhassov)算是「出挑」的一個——這一點只要看看他近幾年發在Instagram上的大量手機攝影作品,就能窺一斑而知全豹。

「在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很多馬格南攝影師會放他們過去拍的老照片。也有很多人利用這個平台提升自己的名氣,去賺錢。但我只放自己最新的照片,用這個新平台去轉變自己的風格,去進步和成長。」談到Instagram上的作品,平卡索夫顯得頗為驕傲。

 平卡索夫ins作品。

這位目前生活在巴黎的俄羅斯攝影師,個子不高、鬚髮花白,但身體強健、精力充沛。幾十年來,平卡索夫不停歇地行走過眾多國家,拍下優秀而獨特的照片。對他來說,好奇心就是創造力的來源。即將古稀的他,在警惕社會偏見的同時,也時刻準備接收世界投向自己的每一束目光。

身為馬格南圖片社最高級別成員,平卡索夫無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報道者之一,但同時他自己更為認同的角色是藝術家。有趣的是,這兩個看似相距甚遠的角色,卻來自同一個人的影響。

1952年,平卡索夫出生在前蘇聯時期的莫斯科,青少年時期開始對攝影產生極大興趣。1969年,他在莫斯科電影學院學習電影攝影,畢業後在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攝製組工作。正是在此時,平卡索夫與這位指引其職業生涯方向的重要人物相識了,他就是著名導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AndreiTarkovsky)。

對平卡索夫來說,塔科夫斯基的電影——尤其是《索拉里斯(Solaris)》——直接改變了他拍照的方式。「《索拉里斯》讓我反思很多,甚至可以說打開了我的精神世界,帶領我通向歐洲藝術……他的電影里有一種寂靜的詩意,還有一點焦慮、一點恐慌,我也試圖在自己的照片里呈現這種感覺。」

無論是在20世紀80年代拍攝的一系列明顯帶有藝術氣息的靜物與風景照片,還是作品成熟時期標誌性的從客觀現實中抽離出的複雜光彩——如第一本攝影書《Sightwalk》中的作品,從看到塔科夫斯基電影的那一刻起,豐厚而濃烈的詩意就一直蘊藏在平卡索夫的攝影中,迄今不絕。

那些破碎的光線、色塊被抽離出現實場景,以一種抽象的方式重組成視覺迷思,讓觀看者沉醉其中,懷疑並尋找著,享受並焦慮著……

當然,與詩意的藝術表達方式一同注入平卡索夫血液的,還有塔科夫斯基所說的另一句更重要的話——「到街道上去」

平卡索夫回憶說:「當塔科夫斯基告訴我應該向外面看,做一個報道者的時候,我是沒有這樣想的。我當時認為自己是一個藝術家,我的眼睛應該看向自己的內心。」

1996年,俄國莫斯科喀山站前。

塔科夫斯基不僅讓平卡索夫接受了拍攝紀實照片的建議,還向他介紹了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另一位被平卡索夫認可、可供自己追隨的精神導師。「我對馬格南的所有同事都非常尊敬,但我仍然對其創始人最感興趣,尤其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因為他和我一樣,原本是一名藝術家,並沒有打算做記者。只是當時的環境和想要目睹周圍世界的激情,讓他扮演了這個角色。」

藝術家和報道者,平卡索夫近乎完美地遊走在這兩個身份之間,不管面對怎樣的題材或事件,他對於如何選擇自己想要的攝影方式熟稔於心。

在報道新聞事件時,平卡索夫盡量簡單地拍攝,記錄下真實發生的事件本身;不做報道時,他會從平凡的生活中,捕捉常人不易於發現的獨特光影。有時,這兩者也在互相影響、滲透、融合。在平卡索夫最為經典的攝影作品中,複雜光線、斑斕色彩、強烈明暗的影像展示出非凡的視覺表現力。

 1997年,法國巴黎歌劇院。

時至今日,年近古稀的平卡索夫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與創作力,與此同時,他也逐漸把諸多精力放在開辦自己的攝影工作坊上來。至於這麼做的目的,平卡索夫說:「只有真正喜歡的人才會留下來,我尋找的就是這些能與我靈魂共通的人。這樣,我就會影響很多人,而他們會擁有和我相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2018年,甫一成立就成為馬格南戰略合作夥伴的光社影像中心,特別邀請平卡索夫來到北京,開辦新一輪的攝影工作坊。在此期間,穀雨與平卡索夫進行了一次對話。


「攝影可以像中國菜一樣充滿詩意」

穀雨:你在青少年時期就對攝影產生了興趣,當時攝影吸引你的是什麼?

平卡索夫:高中的時候,有一次隔壁班要去博物館參觀,但他們沒有攝影師,於是老師就來我們班問:有沒有人會拍照片?一個男生說:我會。於是他就跟著去博物館,而不用上課了。我當時特別羨慕,認為攝影師這個職業會給人帶來很多自由,這是最初的直覺告訴我的。

後來,我開始拍照片,將生活中處處充滿的詩意記錄下來。我是俄羅斯人,我的父母是烏茲別克的,那裡更偏向東方一些。我認為西方人更理性,對於報道性、事件性的東西更感興趣,但東方人更富有詩意。比如中國菜就特別有詩意,你並不能從名字猜出它是用什麼做的,這就像是一個隱喻。我認為攝影可以像中國菜一樣充滿詩意。

穀雨:隨著攝影的發展和你理解的不斷深入,攝影吸引你的地方是否有所改變呢?

平卡索夫:詩意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也找到了其他東西。長久以來,我一直是一個報道攝影師,如果有事件發生,就會拍下來。報道攝影就像捕獵,特別讓人激動。但其中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認識世界的好奇心。

我認為自己不是報道者、不是詩人、不是俄羅斯人、不是父親……是所有的個性、特點、生活哲學等整合在一起,造就了我這個人。去報道、去旅遊、去看不同的東西,這對人性格的滋養比任何東西都要強。當環遊世界,看到很多人是怎樣想、怎樣做的時候,你會發現社會上有很多的偏見,人一定要親眼見證這些東西,繼而才會認識到這個世界的真實模樣。

我的第一個老師是布列松,他走的也是這條路。布列松和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等人一起建立了馬格南圖片社,卡帕曾經問布列松:你認為自己的身份是什麼?布列松說:我是一個超現實主義藝術家。

卡帕則說:你不要再說這個了,以後你要跟別人說自己是一個報道者。儘管布列松想成為一名藝術家,但他最後還是接受了卡帕的建議。布列松說他很感謝卡帕的建議,也從來沒有後悔過這個選擇,因為正是如此,他才看到了整個世界。

穀雨:我在很多報道里看到,俄羅斯導演塔科夫斯基對你影響很大,你甚至說他的電影《索拉里斯》改變了自己拍照的方式,這是一種怎樣的影響?

平卡索夫:在當時,前蘇聯的主流電影是以政治宣傳為導向的,塔科夫斯基這種偏藝術表達的電影並不受歡迎。當《索拉里斯》上映的時候,一個朋友約我一起去看,我本來不感興趣,但為了陪朋友就買了兩張票。但是我卻被「放鴿子」了,我想既然票都買了,就看10分鐘吧。10分鐘後,所有人都走了,我卻一直看到了最後。

塔科夫斯基的《索拉里斯》讓我反思很多,甚至可以說打開了我的精神世界,帶領我通向歐洲藝術,讓我認識到了什麼是人文主義、文藝復興……他的電影里有一種寂靜的詩意,還有一點焦慮、一點恐慌,我也試圖在自己的照片里呈現這種感覺。

 1976年,前蘇聯亞塞拜然巴庫的庭院。


永遠別忘了拍簡單的照片

穀雨:除了照片里的詩意表達,塔科夫斯基好像還鼓勵你做一名報道者?

平卡索夫:這也很有趣。當時,我按照這種詩意的感覺拍了一些照片,別人把它們拿給塔科夫斯基看,他很喜歡,說這是他見過最好的照片。

但等到我和塔科夫斯基面對面的時候,他卻說我拍的這些對他來說不是照片。我問他:你覺得照片是什麼?他說:照片就是布列松啊。我說:布列松是誰?(我當時還沒聽說過布列松。)

塔科夫斯基告訴我:你要到街道上去,要在正確的地方、正確的時間看到並拍下真正的現實。我們眼前的世界總是處於變化中,不是靜止的,所以拍攝紀實照片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不理解,但我接受了這個建議,走上街頭拍攝紀實照片。我當時用徠卡相機,裝廣角鏡頭。那時還是前蘇聯時期,整個國家正處在一個偏執、神經兮兮的狀態,如果你在拍照,別人就會覺得你是間諜,於是我就把相機放在腰部位置拍照。

 1981年,前蘇聯俄國莫斯科。

當塔科夫斯基告訴我應該向外看、做一個報道者的時候,我是沒有這樣想的。我當時認為自己是一個藝術家,眼睛應該看向自己的內心。但很奇怪,當接受他的建議時,我也很喜歡這個觀點,因為塔科夫斯基說的一點都沒錯,世界就是在變化的。

當把在街頭拍的照片和之前的放在一起比較後,我驚訝地發現它們傳達的信息是完全不一樣的。最早拍的照片,放到現在仍然可以拍,從中看不出時間的變化,好像這個世界一直都沒有變;但作為報道者在街頭拍的那些照片,只有當時能拍到,特別具有時代性。不管你想不想,用攝影去見證這個時代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在給自己的孩子拍照片,因為我知道他們會長大。記得有一次我把他們小時候的視頻拿出來播,在一個全景中,正在拍攝的我出現在了鏡子里,我的孩子說:爸爸你變了好多啊,為什麼你不拍自己?我說:我覺得自己一直都沒有變。有時候時間的流逝,時代的改變,我們自己是不自知的。

所以雖然當時我不想,但仍遵循了塔科夫斯基的建議,成為了一名報道者。我覺得這很奇怪,塔科夫斯基本來是一位詩人、藝術家,但卻對我產生了這樣的影響。我現在也會對參加工作坊的學員說:你可以拍那些關於光線與色彩的、充滿詩意的照片,但是永遠別忘了還要拍簡單的照片。因為你不知道今後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你需要去見證它、記錄它。

穀雨:簡單的照片是指?

平卡索夫:沒有那麼多詩意在裡面,只是客觀記錄世界的照片。布列松說:對我來說,相機就像日記本。所以,我也會讓學員把攝影從藝術的高度降低到這個簡單的層面,因為記錄是非常重要的。

1993年,我第一次來中國,那時上海滿大街都是自行車。在十字路口,交警需要專門防止自行車亂過路口。當時我給一個雜誌拍照片,不只是紀實照片,也拍了很多詩意的照片,我現在挺後悔當時沒有再多拍一些。

 1995年,中國上海南京路。

布列松也到過中國,留下了很好的紀實照片。他也去過莫斯科,我和很多俄羅斯人一樣,都很感激布列松記錄了這麼多,這些照片就像布列松送給莫斯科人的免費禮物。這對於布列松來說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人們認為他是間諜,不讓他拍照片。其實就算布列松真的是個間諜,我還是會對這些照片感興趣,因為它們很重要也很有趣。

我承認,我認為自己更像藝術家,會拍很多詩意的照片。但我也會拍紀實照片,如果它們見證了一些事情的發生,那麼這些照片是更有優先順序的。所以我會嘗試拍各種各樣的照片,紀實的或詩意的,而選擇的工作就交給後人了。


「最好的攝影師是監控攝像頭」 

穀雨:你說攝影的見證力量很重要,但是相比過去那個年代,現在幾乎每個人都在拍大量的照片,這樣的現實會使攝影的這種力量有所減弱嗎?

平卡索夫:在報道界,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變革。當每個人都可以用手機記錄身邊發生的一切時,新聞攝影或許真的已經死了。你知道當下最偉大的攝影記者是誰嗎?其實是每一個監控攝像頭,攝影記者的工作正在一點點被機器取代。

但即使這樣,每一個攝影師還是應該走上街頭,繼續拍攝,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新聞報道攝影的文化傳承依然存在,我也希望馬格南能繼續堅持這一點。

穀雨:很有趣的說法,我也曾看到過你說的這句話:「最好的攝影師是監控攝像頭,它既準確又客觀。」

平卡索夫:2014年2月,烏克蘭基輔爆發衝突的時候,我正在那裡開工作坊,馬格南的攝影師傑爾姆·塞西尼(Jérome Sessini)給我打電話說,他可能來不及趕到這裡了。我跟他說雖然遊行已結束,但氣氛還在。所以我走的那天,他還是到了基輔。

而等他一到,事件突然白熱化了,原本對峙的廣場上開始有人射擊。塞西尼當時很害怕,只能躺在地上並開始錄製視頻——就像一個攝像頭那樣,而子彈不斷從他腦袋上面30厘米的地方飛過去。這時的他已經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位記錄者。

在他拍攝的視頻里,有人走過,然後在他身邊死掉。這段視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見證,看到它的人都會感到非常震撼。照片是沒有聲音的,所以有時候我們也需要拍一段視頻,這樣有利於觀看的人感受當時的氣氛,更容易反映現實。

在塞西尼報道那次事件後,我給馬格南的攝影師寫了一封內部郵件。我說,現在很多馬格南攝影師已經對報道攝影、戰地攝影不感興趣了,但即使這個不賺錢,也不是當代藝術,對事件的記錄仍是存在於馬格南基因里的,這些事情還是一定要做的。

  2014年2月21日,Maidan廣場,烏克蘭基輔衝突。攝影 / 傑爾姆·塞西尼

穀雨:「最好的攝影師是監控攝像頭」,是因為攝影的見證力量主要來自其客觀性嗎?

平卡索夫:是的,但要準確理解「客觀性」是一件比較難的事。作為一個記者,到現場看到一些東西,想到一些東西,這些東西肯定或可能改變了之前的想法,這種徘徊是客觀的表現,又不能定義客觀。事物都有兩面性,作為新聞報道者應該誠實、坦白,要分析不同面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而不應在一開始就選擇好自己的陣營。在這一點上,攝像頭或許做得更好。

穀雨:1988年,你加入了馬格南圖片社,這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平卡索夫:馬格南對攝影師有很大的意義,從商業角度它的品牌效應會讓我們獲得公眾的關注。但我並不關注這些,因為我最大的興趣是創造。相比名氣、金錢,我對創造更感興趣。

在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很多馬格南攝影師會放他們過去拍的老照片。也有很多人利用這個平台來提升自己的名氣,去賺更多的錢。但我只放自己最新的照片,我用這個新的平台去轉變自己的風格,去進步和成長。我對所有人都是公開的、誠實的。

馬格南的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攝影師,雖然保護自己的照片庫也很重要,但仍要時刻面對新的社會環境,更新自己,不然就會走向守舊。我想,馬格南想要的也是那些一直在創新、在探索的攝影師。

但是,我認為現在馬格南選成員的方式有點問題。每次大會,提名成員的作品都被批評,這使他們一直卡在這個階段。因為他們最初的投稿作品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內最優秀的,而作為馬格南提名成員的兩年中,他們很難拍出同樣優秀的作品,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機制沒有意義。

我希望馬格南可以把提名成員取消,只保留預備成員和正式成員,並擴大預備成員的接納範圍,把有意向的攝影師都放進來,並長時間關注他們的成長。

另外,馬格南是通過投票選出正式成員的,雖然投票制度很好,但我並不喜歡。我會給馬格南成員寫郵件,這比一張選票更有意義,影響力更大。


為了真實,選擇彩色

穀雨:在你的攝影中,對色彩的運用是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但在職業生涯早期,你也拍過很多黑白照片,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色彩對自己的重要性的?

平卡索夫:1982年,我去了喬治亞,那裡的人熱情、慷慨,社交性很強,我拍了很多好照片。在一次婚禮上,別人給我一個彩色膠捲拍,我大約拍了10張,之後就去一個土耳其浴場洗澡了。

在浴場里,我看到從天花板上透下來的光、蒸騰的水汽,甚至還有彩虹。那個場景讓我非常激動,於是我趕緊去拿相機回來偷偷拍攝。拍完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用的是拍婚禮的彩色膠捲,於是我換成黑白膠捲又拍了一些。洗出照片後,當看到那些彩色照片上的美妙光斑與色彩時,我非常震撼,那就是我第一批彩色作品。

 1982年,喬治亞第比利斯土耳其浴,平卡索夫第一批彩色照片。

我在當時拍婚禮剩下的膠捲里一共發現三張很棒的照片,後來我又帶了十個彩色膠捲回去拍,但仍然只發現了三張好照片。所以,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因為第一次總是讓人特別激動,而越往後,這種激動的感覺就越來越弱。就像我之前每次接到拍攝任務都會提前去踩點,但每次踩點時拍的照片,都比之後正式拍攝時的更好,所以現在我再也不會提前踩點了。

穀雨:那麼現在,你怎麼看待攝影中的黑白與色彩呢?

平卡索夫:在過去,黑白比彩色更真實。布列松曾經嘗試拍攝過彩色照片,甚至在一些雜誌上發表過,但後來他說自己再也不想拍彩色了。

當時,布列松認為黑白才是專業的象徵,但現在不會有人說這樣的話。因為人人都用專業的單反相機,彩色的照片才更加真實。而且,現在的人們還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濾鏡去改變色彩。所以,在我看來,如今的黑白也只是其中一個濾鏡而已

對現在的攝影師來說,黑白是一種偽裝,一種復古風格,一個可以每天更換的面具。我不反對黑白,但為了真實,我會選擇彩色。

另外,以前製作一幅很美的照片需要經過複雜的暗房工作。每個攝影師都有自己的技巧和風格,這是他們的小秘密。但現在用濾鏡或PS很簡單就可以做到。這些技術一下子貶值了,傳統的藝術攝影就這樣被摧毀了。

在今天的攝影世界裡,價值體系已經不一樣了。哈利·格魯亞特(HarryGruyaert)、阿歷克斯·韋伯(Alex Webb)還有我以及我的學員們,我們始終在追求具有真實性的視覺詩歌,以及經典的報道攝影。但是現在許多使用相機的根本就不是攝影師,而是觀念藝術家。

 2006年,中國陝西咸陽市。

穀雨:在你的攝影中,即使圍繞一個主題拍攝——比如城市或事件,似乎也不太強調敘事性,觀眾很難從中讀到故事,為什麼這樣處理?

平卡索夫:不同的情況,選擇不同的拍攝方式。假如要報道一個事件,我會儘可能簡單地拍攝,讓人看到事件最清楚、明白的一面,因為事件是真實的。

假如這個地方沒有事件發生,我就會換個視角,去發現別人看不到的、獨特的東西。這時拍照片一定要有創新性,要用足夠複雜的構圖形式。


Instagram上最活躍的攝影師之一

穀雨:那就是說,這些具有複雜視覺形式的照片大都不是為了記錄事件的。

平卡索夫:對,平庸的照片是沒人感興趣的。

我最近的新書《#Sophistication#Simplification》精選了一些發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人們通常不會一眼就看出來這些照片具體拍的是什麼,我的目的就是讓人們去發現、去思考。

在拍這些照片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比喻或隱喻。比如照片里鴿子身上的斑點和雪地很像,這就是一種視覺比喻。還有一幅拍的是一個茄子,但大部分人都猜不出來。這些照片通常需要一些時間去解讀,我非常享受這些觀看過程中的小智力遊戲。

穀雨:你是Instagram上最活躍的攝影師之一,為什麼對它有如此大的熱情?

平卡索夫:在布列松的時代,如果展示自己的照片,要麼辦展覽,要麼出本書。如果辦展,開幕時最多也就200人;如果出書,也只是幾百本。但現在把照片放在Instagram上,5分鐘就會有幾千人看到。

在Instagram上,有很多人對照片感興趣,雖然這是典型的大眾文化,但仍然可以在其中找到精英群體。我在辦講座的時候,總會來很多人,但是很快就散光了。其實在Instagram上也是這樣,關注的人一直在換,只有真正喜歡的人才會留下來,我尋找的就是這些能與我靈魂共通的人。這樣的話,我就會影響很多人,而他們會擁有和我相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這也是我辦工作坊的目的。

穀雨:除了照片,你還會在 Instagram上發慢動作視頻,為什麼用這種形式呢?

平卡索夫:我是一個追求真實的攝影師。在我看來,把畫面放慢,其實是一個讓事物變得更加真實的過程。這不是為了變得更有詩意,而是為了讓人看得更清楚,看到更多細節。

穀雨: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藝術創作領域,越來越多的攝影師開始使用視頻,你認為這會對攝影產生影響嗎?

平卡索夫:首先,我們可以論述時間到底是什麼。時間的存在其實只有當下的這一刻,在這一刻之前或之後,時間都是不存在的。對我來說,只有攝影能將真實存在的這一刻保存下來。

把照片排列起來,就是視頻。或許很久以後我們拍照片,就是從一段視頻中抽出自己想要的那一幀畫面。不過,我們可以把照片掛在牆上,但是視頻不行。

總之,攝影和視頻都是很重要的形式,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不會因為另外一方的出現而制約彼此。

 2002年,中國廣東布吉鎮。

穀雨:2000年前後,你多次來到中國拍攝,對這裡印象如何?

平卡索夫:中國有很悠久的歷史和文化,也很神秘,我一直想多來看看。最初接觸中國文化是在一次展覽上,那時我已經開始拍照片了,但還不認為自己是藝術家,但那次看展收穫很大。

在展覽上,我看到一幅畫葡萄的中國畫——遠看很像一幅照片,甚至都能看到葡萄皮上的霜,但離近看又很抽象。在展覽現場,我一直試圖找到一個介於抽象與具象之間的觀看距離,這種感覺很有趣。那次看展也是我發在Instagram上的那些不容易看懂的照片的創作靈感來源。

穀雨:除了中國,你似乎對日本也很感興趣。最知名的作品《Sightwalk》就是在那裡拍的。日本最吸引你的是什麼?

平卡索夫:其實日本對歐洲文化的影響很大,我想找尋歐洲現代藝術的根源在哪裡,所以才選擇去日本。我發現日本人會非常仔細地觀察大自然中的線條、形狀等,這給他們的藝術創作帶來很多啟發,也間接影響了歐洲藝術。

在拍《Sightwalk》的時候,我開始嘗試更多記錄光線、色彩和形狀,我想搞清楚視覺世界的運作機制。這一幅拍的是一些摞在一起的瓷碗,但第一眼看上去很抽象。這幅拍的是三隻貓,但我感興趣的是它們在一起時的形狀。這幅照片是我第一次將焦點放在畫面的背景上,雖然現在許多人也這麼拍,但我想我是第一個,儘管當時並不是很有勇氣這麼做,但其實效果還不錯。

 1996年,日本東京酒店餐廳。


辦工作坊的哲學:趕走腦袋裡的偏見

穀雨:這次的工作坊由光社影像中心舉辦,開辦這樣的工作坊,你覺得自己能帶給學員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平卡索夫:我想要讓學員們的生活得到簡化,因為現在人們總是有很多偏見。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對他們說:你的設備要專業,技術要專業等等,但其實不是這樣的,一個手機就足夠了。很多人問我怎麼用相機,我說你們把相機放到P檔,這樣就和手機一樣了。

許多學員參加工作坊,帶著各種好鏡頭,因為有很多攝影家說不要用變焦鏡頭,要用定焦,這樣更專業。但是,布列松就說:我不是專業的,我是業餘的。這才是他最棒的地方。專業的設備可能會讓你會覺著很自滿,但實際上,應該簡化下來。拍照片是因為熱愛,而當真正熱愛一件事情時,你其實就是一個業餘愛好者。

比如在光社這裡,今天是荒木經惟的展覽,明天可能是別人的;現在是我的工作坊,之後也會有別人的。每個來辦展覽、做工作坊的人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但是沒關係,這就是一個不斷破除偏見的過程,這才是教育的方式。

布列松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們腦袋裡的偏見。而這也是我工作坊的哲學——趕走腦袋裡的偏見。中國的修行者會做冥想,把腦袋放空,什麼都不去想,讓身體自發地接收和感應世界,攝影也是一樣的道理。正如我跟工作坊學員說的第一件事:不要渴望尋找任何東西,要用心感受,跟隨環境改變自己


關於格奧爾基·平卡索夫

格奧爾基·平卡索夫,1952年生於莫斯科;1969年,在莫斯科電影學院學習電影攝影,畢業後加入莫斯科電影製片廠;1978年,加入莫斯科圖形藝術聯盟,獲得獨立藝術家身份;1985年,永久搬到法國巴黎;1988年,成為馬格南圖片社成員,長期為《GEO》《Actuel》《The NewYork Times》等國際媒體報道重大新聞事件,並拍攝專題作品;1993年,獲得美國新聞媒體視覺設計協會傑出獎、世界新聞攝影比賽藝術類別獎。曾出版書籍《Sightwalk》(1998)、《Nordmeer》(2006),在法國巴黎、俄羅斯莫斯科、瑞士日內瓦、愛沙尼亞塔林等世界各地舉辦展覽。

運營編輯 / 張琳悅 校對 / 阿犁 運營統籌 / 迦沐梓

穀雨致力於支持中國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與傳播。了解更多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穀雨計劃(guyuproject)」,投稿與合作請發郵件至guyustory@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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