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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稅離我們還有多遠?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許權勝

我國的財富洗牌是用房地產多少來衡量,買房就能拉大貧富差距,而地方政府正是這種貧富差距的始作俑者,土地的高價格導致生產要素成本急劇上升,必然會導致企業競爭力的下降,破除地方政府對土地的壟斷,肯定是高層今後的改革方向,因此房產稅的降臨可以說是今天歷史的必然決擇。

6月16日是周末,自然資源部悄然發出一個看似非常平淡的新聞:不動產登記平台已經實現全國聯網。這則消息只是提到不動產登記窗口作風問題專項整治、多部門分散登記的歷史遺留問題和嚴查違法違規辦理不動產登記等內容的官樣文章,甚至沒有透露一星點兒不動產登記會對房地產市場關聯影響的信息。

眾所周知不動產登記是房產稅徵收的必備條件,而自然資源部卻對用途絕口不提,顯然是害怕信息過於敏感會引起房地產市場的混亂。但傳遞出的信息卻蘊含核彈級能量:房地產稅徵收已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為了佐證這種判斷,筆者綜合各種信息來證明這次房產稅改革是決然到了非改不可的局面,我國不管從內部或外部都不允許坐視對房地產稅因循相襲永無盡期的漠視,不動產登記的聯網更像打仗前的「炮火準備」,讓人隱約感覺到終結房地產行業亂象已經近在眼前。

其實當前的經濟形勢已經容不得我們再去陳陳相因的去「扯皮」,實體企業已經被逼到牆角,再不改革房地產稅收制度就可能會出現重大經濟危機。內部和外部原因都逼迫房地產稅到了非收不可的地步。

下面筆者先從內部因素來闡述我們將很快出台房產稅的必要性。

一是在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逼迫下必須配套徵收房地產稅。近來銀保監會的嚴厲監管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地方政府的融資渠道,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日益突出,所以各級地方政府對中央的房地產限制,都絞盡腦汁來突破禁令,以人才招攬為名進行變相鬆綁房地產,湧現各大城市的搶人計劃。

比如筆者所在省份安徽合肥,只要具有中專文憑,即可買房落戶,借用招攬人才的辦法擴大購房基數來變相使房源緊張,人為製造「飢餓銷售」,使地方政府更好的價格賣掉手裡的土地。

地方政府解決債務危機的意圖很好理解,就是把自身的各種高槓桿債務轉嫁到民眾頭上。2008年前我國居民槓桿率在18%左右,2018年初居民槓桿率已經達到50%。

槓桿轉嫁到民眾頭上是因為土地財政而引起的,所以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不能再給地方政府鑽土地政策的空子,使地方政府承襲原先的土地財政。這個唯一辦法就是徵收房地產稅,由原來的土地財政變為土地定著物物權與財政捆綁。

二是金融脫實向虛也必須用徵收房地產稅來遏制。本來僅是居住功能的房地產也可以稱作為實體經濟,自從我國把房地產徹底市場化以後,房地產便具有了金融功能,也就是說可以像股票那樣炒來炒去,於是我們的房地產市場就變成了與股票類似的虛擬金融產品。

那麼股票炒作在於炒預期,炒作者預期這家企業今後市場行情看好,它的上市的股票就有炒作價值。可是房地產一旦也扭曲成預期,其原有的居住功能就變成投資功能,君不見幾日前深圳買房要首先繳納500萬的誠意金、南京2萬人搶幾百套房?

這體現出買房者與炒股者一樣的心態,預期未來的房價會戳到天上,於是買房變成搶房,房地產市場異化成17世紀荷蘭曾經瘋狂的「鬱金香」泡沫,而支撐這種泡沫的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推波助瀾參與推動土地不斷上漲的預期。

那麼房地產變成虛擬經濟會對實體經濟有什麼影響呢?虛擬經濟相對與實體經濟而言,實體經濟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當虛擬經濟不能為實體經濟服務時,虛擬經濟越強就越損害實體經濟。

換句話說如果企業的利潤遠低於炒房的利潤,企業則會把資本轉向炒房,脫實向虛越來越嚴重。這就是西方發達國家推出資本利得稅和房產稅控制脫實向虛的原因所在。我們的房地產稅越不敢出台,資產泡沫就越大,脫實向虛趨勢就越難扭轉。

三是提升消費水平必須要徵收房產稅。5月份央行公布金融數據,社會融資規模比上年同期減少3000億,與預期近乎腰斬,在融資壓力下,一場違約潮將大面積來襲,看來實體經濟的資金面的緊張已經到了不能承受之重。

再看看5月份全國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增速為8.5%,是2003年以來社會消費零售總額的最低值。2006年居民負債收入比為18.5%,2018年負債收入比為77.1%,也就是說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23%,消費水平嚴重下降。

對比一下房價,房價越漲越高,社會消費能力卻在不斷萎縮,「六個錢包」耗盡三代人的消費能力。即使是政府自己,有報道稱曾經是湖南GDP前五名的耒陽也因財政困難,公務員5月份被欠薪,安徽六安、宿松等地發生大規模教師討薪活動無不預示地方政府的財政也同樣面臨窘境。

而地方財政出現財政危機的原因是房地產泡沫的不斷攀升抬高了地方消費價格,人們因為所有的錢都投進了鋼筋水泥中以求保值,手裡就沒有錢來消費,一些擁有幾套房產的人卻因為攢錢要還每個月的銀行按揭,寧願天天吃著榨菜。這種畸形消費結構都是因為不正常的房地產投機所引起。

消費與企業的關係是,企業要給勞動者豐厚報酬,不僅如此,還要讓勞動者無後顧之憂,政府就要建立社會福利機制。

可是因為房地產使我們失去消費能力,企業生產的東西因為市場沒有了消費能力而使產品積壓,企業又要交各種稅費又要開工人工資,產品又缺乏消費市場,而政府失去稅源只能降低福利。

所以這種連帶關係如果脫節,整個社會經濟就會越來越糟糕。所以我們抑制房地產的泡沫的擴大等於就是在提高消費能力、等於是在挽救企業、也等於是在挽救自己的福利。這些因素都直接與抑制房地產暴漲有關聯。而使人們理性對待房地產只能徵收房地產稅。

最為關鍵一點是地方政府以後不再以土地財政為目標,土地炒作從根源上失去動力,這才是高層和除炒房者外的民眾都希望看到的。

現在再來談一下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是美國貿易戰和美聯儲加息政策逼迫中國必須把徵收房產稅納入快速通道。美國與我們打貿易戰的底氣來自於大幅降低自家企業的徵收稅率,美國的企業稅減少至20%左右,比我們的35%要將近少一半,美國的房產稅佔地方政府收入的90%以上,以維持地方政府的有效運轉。

因為美國有房產稅,所以可以減少對企業過度徵稅的依賴。美國等於是用房產稅的全民納稅來減輕企業壓力,企業的產品才會在全球都具有競爭力。反觀我們國家對個人擁有的房產不再收收房地產稅,其實也徵收了,只是因為怕麻煩,在土地徵收環節就把稅一併徵收上去了,所以給人錯覺是房產擁有環節不收稅。

但這樣收稅的壞處是房產失去彈性調節功能,彈性調節沒有了,就好像汽車沒有按裝減震器,如果遇到路況不好,人坐上面肯定受不了。同樣道理,房產如果沒有彈性設計,遇到一些地方政府為一己之利夥同開發商有意哄抬地價、並有意放開市場曲意逢迎民眾炒作的道德風險。

因為房產是生活必需品,但被少數人囤積居奇,那肯定會出大問題,牽累到大眾民生。高房價必然推高企業成本,企業本來稅收就不堪重負,又要為高房價而增加的成本買單,我們有什麼優勢來應對美國鐵心要打的貿易戰?

再者,美聯儲的加息迫使我們資金外逃,企業融資壓力加大。本來我們的應對措施也要跟進加息的,留住國內資金,但利率提高會導致我們的企業受不住。所以提高企業競爭力只有通過政府減稅來實現,可是對一個行業的減稅意味著對另一行業的加稅。

而房地產業的現狀是「萬千寵愛集一身」,所以在這個緊急關頭也沒有道理不用彈性方式來開徵房地產稅。

如果一個稅賦彈性沒有了,調節貧富差距功能也就失去了,房地產的快速造富功能會加劇貧富分化,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裡,但又沒有調節功能使這些少數人的財富為社會大眾服務,「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則會重演。

社會不穩定因素陡增,政府又要增加維穩費用,而政府並不產生收益,這些增加的費用又要轉嫁企業頭上,會導致企業更加羸弱不堪,實體企業的資金也更流動到房地產行業,房地產業也會更火爆,萬徑歸流於房地產。這些本來是推測的東西現在都在逐漸成現實,所以現在也是對房地產稅徵收的最佳窗口期。

種種跡象表明,徵收房地產稅勢在必行。我國的財富洗牌是用房地產多少來衡量,買房就能拉大貧富差距,而地方政府正是這種貧富差距的始作俑者。

土地的高價格導致生產要素成本急劇上升,必然會導致企業競爭力的下降,破除地方政府對土地的壟斷,肯定是高層今後的改革方向,因此房產稅的降臨可以說是今天歷史的必然決擇。

當然,今年的國稅與地稅合併,對統一稅務執法、共享稅務信息、提高征管能力、避免稅收流失的合併理念,是不是國家也是為了徵收房地產稅而提前部署呢?

綜上所述,筆者以為,種種跡象表明房地產稅將很快與我們不期而遇。

(本文作者介紹:資深財經評論員,長期在金融行業一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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