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在烏台詩案中有沒有殺身之虞？

大家都知道，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發生了一起「烏台詩案」，蘇東坡下獄。許多談及此事的文章都有意無意渲染了蘇東坡的險情，認為他面臨殺身之禍。但我瀏覽史料，覺得那些文學式的渲染，無非是為了製造悲情，未免誇大其詞。坦率地說，從史料的角度來看，蘇軾在烏台詩案中並沒有什麼大的危險。

雖然台諫官對蘇軾提起的指控非常嚴厲，派系傾軋的色彩明顯，如監察御史里行舒亶稱，「（蘇）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情理深害，事至暴白。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豈特在不收不宥而已。」說得這麼殺氣騰騰，其實是宋朝台諫官文風的常見毛病。我們如果去找宋朝台諫官彈劾政府官員的奏疏來看，便會發現危言聳聽之詞，著實常見。這也是宋朝政治彈劾的特點，不能簡單等同於政治迫害，更不可等同於司法起訴書。

「烏台詩案」進入御史台「制勘」的司法程序後，由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主持審訊。我們必須指出，讓李定參與詩案的推勘，在司法程序上是有問題的，因為李定是彈劾蘇軾的檢察官之一，不可能中立，按照宋朝的司法慣例，本應迴避。應迴避而沒有迴避，顯示了宋神宗時代的司法制度已遭到部分破壞。

不過，御史台詔獄對蘇軾的司法控罪，跟殺氣騰騰的政治彈劾還是有區別的。司法意義上對於蘇軾的指控，實際上只有兩條：

一、蘇軾與駙馬王詵「貨賂交通」，存在不正當的利益輸送，如蘇軾給王詵送禮，王詵則動用關係撥給蘇軾度牒指標。

二、蘇軾「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 。御史台詔獄的任務便是調查清楚蘇軾的這兩個「犯罪事實」。

蘇軾被控的第一條罪名，放在今日也是不法行為；第二條罪名，若按現代社會的準則，當然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不過八百年前的宋人尚無此見識，按宋人觀念，「匿名謗訕朝政」跟「上書諷諫時政」是兩回事，後者為習慣法所認可的士大夫權利，前者卻觸犯了成文法。蘇軾在詩文中譏諷新法，類同於「匿名謗訕朝政」。

蘇軾在接受御史台詔獄訊問的時候，一開始並不承認自己有「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的行為。這麼做，不僅是為自己脫罪，更是想保護與他有詩文往來的友人。但舒亶等人找出了蘇軾的六十九首（篇）詩文，作為誹謗朝政的證據。由此可見，為了坐實蘇軾的罪名，舒亶等「新進」真是煞費心機。

蘇軾這才不得不承認其中五十九首（篇）詩文，確實含有譏諷新法之意，如《山村五絕》一詩有「邇來三月食無鹽」之句，是「以譏鹽法太急也」；《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一詩，則「以譏開運鹽河不當，又妨家事也」；《山村五絕》其四：「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是諷刺「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八月十五日看潮》一詩，「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之句，是譏諷朝廷的水利法「必不可成」……

元豐二年十一月底，御史台詔獄完成了對蘇軾的訊問。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進入「錄問」的程序。朝廷委派權發運三司度支副使陳睦為錄問官，前往御史台錄問。蘇軾如果翻供，則案子將重新審理。但蘇軾在錄問時，「別無翻異」。於是，御史台以類似於公訴人的身份，將蘇軾一案移送大理寺，由大理寺判罪。

大理寺很快作出裁決：

蘇軾與駙馬在交往過程中，存在不正當的利益輸送，屬於「不應為」，按大宋律法，「諸不應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 ，蘇軾「合杖八十私罪」。又，因蘇軾剛到御史台時，「虛妄不實供通」，「報上不以實」，加杖一百。

蘇軾作詩賦等文字譏諷朝政，致有鏤板印行，「准律，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又「准律，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舊時官員可以官階、館職抵刑），因此「蘇軾合追兩官，勒停，放」。

也就是說，蘇軾一案按照司法程序走下來，大理寺根據當時法律，給出的處罰不過是追奪官階、免職（或者杖一百八十）而已。進而言之，就算沒有太祖誓約的約束，沒有士大夫的勉力營救，從宋朝立法與司法制度的角度來看，蘇軾顯然也沒有殺身之虞。

大理寺將判決報告呈報宋神宗，「奏裁」。十二月二十四日，神宗下詔，對蘇軾一案作出最終處分：蘇軾降為黃州團練副使，赴「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將蘇軾貶謫至黃州（今湖北黃岡）當一個閑差。這個處分結果，比大理寺建議的裁決還輕一些。

其他受「烏台詩案」牽連、與蘇軾有譏諷文字往來的官員，也受到程度不一的責罰：駙馬王詵「追兩官、勒停」；蘇轍貶為「監筠州鹽酒稅務」；王鞏貶為「監賓州鹽酒務」；張方平、李清臣「罰銅三十斤」；司馬光、范鎮、曾鞏、黃庭堅等人「各罰銅二十斤」……

這一起不得人心的案子總算了結了。

（本文絕非為烏台詩案辯護，烏台詩案毫無疑問是宋王朝的一大污點。但蘇軾在詩案中的真實境遇，首先是一個事實判斷的問題，對歷史作家的不實渲染，應該給予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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