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漢字大規模系統傳入此國，國王都會寫文言文

越南順化皇城宮門漢字

隋唐至宋初：漢字大規模系統傳入越南階段

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王朝在安南地區推行科舉制度，開辦官學和私學教授漢字和傳播中華文化蔚然成風。這一時期安南地區文教日漸盛隆，人才培養堪比內地。有鑒於此，朝廷已允許安南人通過科考選任補官。會昌五年（845年），「舉格節文，安南所送進士不得過八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安南人修明經、進士舉業者中，的確有些出類拔萃者通過考試，入仕於朝，如愛州名士姜公輔第進士，登制策科，官至相位。交阯名士廖有方在京城長安考中進士，雖仕途不顯，但頗有才氣，文筆聞於交阯。他在柳宗元貶謫嶺南期間慕名攜詩文登門求教。柳氏對其詩文稱讚有加，認為有「大雅之道」，並特作《送詩人廖有方序》和《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兩篇文章，加以勉勵和指導。科舉取士為交阯布衣階層開闢了入仕的途徑。在這一制度下，漢字大規模而系統地傳入越南，使用範圍也從官場和士大夫階層逐步擴大至民間，鞏固了它作為交阯地區正式通用文字的地位。這一時期，安南地區在書寫文字上使用的是漢字，但卻出現漢語和越南語雙軌並存，各司其職的現象。也在這一時期，越南語非常系統而全面地借用漢語，形成以唐音（長安音）為識讀標準的完整的漢越音體系，保持至今。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將其稱為「漢越語」。

越南末代科舉士子舊照

唐朝設立安南都護府，駐有大量的軍隊。戍衛邊陲的士兵或戰死沙場，或隨將帥撤回中原，或永久僑居安南娶妻生子。這在主客觀兩方面均為漢字在該地區的傳播與發展提供了更多的途徑。唐朝還沿襲歷代將越南地區作為流放地的做法。據有關學者統計，唐朝安南都護府轄內驩州、峰州和愛州三地所流放的罪人高居嶺南道流放人數之首，占整個唐代流放人數的百分之十一。如唐初四傑之一王勃之父王福畤坐事貶交阯令。王氏在主政期間造福一方，大開文教事業，死後當地越人立祠以念其功德。被貶到安南的還有褚遂良及其兒子彥沖、彥甫以及杜審言、沈佺期、李巢、李友益、高儉、韓思彥、斐夷、劉瞻、賓參、李仁鈞、陳蟠叟、楊牧、李乾佑、嚴善思、宗晉卿和盧藏用等二十人。他們均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工於詩文。他們貶謫安南必然會推動各自管內文教事業的發展，這不但有利於漢字和漢文化在越南的進一步傳播與發展，而且還為上述地區的文教事業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對孕育後世文豪墨客產生了影響。如越南第一部正史《大越史記》即陳朝時期清都鎮東山縣大學者黎文休奉敕以漢字修撰，內容上自趙武王（即趙佗），下迄李昭皇，凡三十卷。此史書雖已散佚，僅有些許內容被後世之《大越史記全書》援引而得以保留，但它為越南後世史家撰史奠定了基礎。越南史家對黎氏及其著作評價頗高，認為「我南國有國史，自此始[」越南陳朝清都鎮即中國南朝迄隋唐常貶謫官宦所至之愛州地。可見貶謫官宦對當地後世文教事業影響之一斑。

河內文廟

968年，安南強豪丁部領建立丁朝，越南開始進入自主封建的歷史新時期。自丁朝以降，越南歷代封建王朝之典章制度，社會組織機構等方面均效法中國，以鞏固王權和加強對國家的有效統治。1070年，越南李朝在升龍建立文廟。1076年，李朝又在文廟旁修建國子監，專供皇親國戚及權貴子弟接受漢字和漢文化教育，後來教育對象逐漸擴大，也接受天資聰慧的百姓子弟就讀。1075年，越南首開科舉，此後成為歷朝取士的重要途徑。越南科考內容、形式和組織方法均以中國為宗，但亦有其自身若干特點。據有關資料統計顯示，在越南八百多年的科考史中，第進士者多達2818人。在本土化科舉取士機制下，漢字和漢文化對越南的影響不斷擴大和深入。農村也開辦私學傳授漢字、漢語和漢學，從而使漢字在這一時期逐步滲透至城鎮，甚至是偏遠村社，為廣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和使用。政府使用漢字頒布政令和告示，徵集鴻學碩儒用漢字撰修國史；文人雅士以漢字吟詩作賦，著書立說；民間宗教活動，簽訂契約亦多使用漢字。屬明時期（1414-1427），明朝官吏在越南各州、府、縣廣設學校。據史載，越南屬明期間，明朝在越南建立的學校共計161所，其中府學14所，州學34所，縣學131所。明朝在越南的統治雖短暫，但眾多學校的設立對漢字進一步在越南的傳播和推廣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由於長期受到漢字和漢文化的熏陶濡染，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越南不僅將漢字稱為「儒字」和「聖賢之字」，甚至被越南人珍視為「ch? ta」，即「自己的文字」。這不僅反映了古代越南社會對漢字和儒學的極力尊崇，還從側面反映了中國儒學對漢字在越南傳播的巨大推動力。

這一時期越南創作了大量的漢字詩文和著作。如李公蘊的《遷都詔》，李常傑的《南國山河》，陳國峻的《檄將士文》，阮薦的《平吳大告》、《軍中詞命集》、《藍山實錄》、《抑齋詩集》，吳士連的《大越史記全書》，阮秉謙的《白雲詩集》，黎貴惇的《見聞小錄》、《芸苔類語》、《群書考辯》、《北史通錄》、《全越詩集》、《桂堂詩集》，吳時志的《皇黎一統志》，以及阮朝國使館編修的《大南實錄》和《欽定越史通鑒綱目》等，數不勝數。拋開政治立場和民族主義的束縛而視之，有些詩文堪稱雄文宏論，深得漢文化的精髓，體現出越南人對漢字驚人的駕馭和理解能力。為窺其一斑，筆者略舉李朝開國皇帝李公蘊之《遷都詔》如下：

昔商家至盤庚五遷，周室迨成王三徙。豈三代之數君，徇於己私，妄自遷徙，以其圖大宅中，為億萬世子孫之計。上謹天命，下因民志，苟有便輒改。故國祚延長，風俗富阜。而丁、黎二家，乃徇己私，忽天命，罔蹈商周之跡，常安厥邑於茲。致世代弗長，算數短促，百姓耗損，萬物失宜。朕甚痛之，不得不徙。況高王故都大羅城，宅天地區域之中，得龍蟠虎躍之勢，正南北東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廣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塏、高燥也。民居蔑昏墊之困，萬物極蕃阜之豐。遍覽越邦，斯為勝地，誠四方輻輳之要會，為萬世帝王之上都。朕欲因此地利，以定厥居，卿等如何？

河內遷都詔

1858年法軍入侵越南峴港，之後逐步控制越南。1885年，越南正式淪為法國的殖民地。在法國殖民統治和「西學東漸」的雙重歷史背景下，越南以漢學為基礎的傳統教育體系日漸衰落，漢字和漢語的使用範圍逐步縮小，最終漢字退出了越南通用書寫文字的歷史大舞台。這是一個曲折而複雜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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