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是否引發戰爭

原標題：巴黎和會是否引發戰爭

英國首相Lloyd George ,義大利總理 Orlando , 法國總理Clemenceau 和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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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1919年巴黎和會，可謂二十世紀歷史的斷層線，對於不同的人來說，有著不同評價。一般人們的印象好像只有凡爾賽對德條約，事實上，有不少國家捲入這場會議；更重要是，在厭戰的集體情緒之下，這場會議試圖塑造新的國際秩序。

在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不同國家各色人等雲集於此，據悉，參加國家有27個，與會的各國正式代表過千人。今天來看，巴黎和會的遺產不僅僅是一時一地，更是塑造了迄今為止的國際秩序。

加拿大國際關係史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是當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的曾外孫女，她所著《締造和平》一書，試圖還原更為豐富的巴黎和會，其中充滿了豐富的歷史細節與人物形象。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巴黎和會三巨頭的栩栩如生的形象，更可以看到日後即將登上歷史舞台的人物，比如當時還是學生的李承晚。

（加拿大）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著

中信出版社 2018年3月

巴黎和會主要目的是解決一戰問題，而一戰主要是在歐洲戰場進行。這場戰爭不僅將歐洲撕裂得四分五裂，更關鍵的是暴露了歐洲人內在虛弱與失去鬥志，無法管理好自身問題，這為代表新時代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帶著「十四點」計劃登台創造了條件。

時代變化也促成了外交變化。過去的維也納系統之下的外交，主要是外交官甚至宮廷之間的秘密會議，巴黎和會試圖創建的國際秩序，則要求更為公開甚至公正的外交氛圍。這事實上也和普選擴大的時代背景聯繫在一起，媒體的發達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能夠前所未有關注這一會議，這也使得民意成為國際秩序中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對於不得不習慣媒體鏡頭的政治巨頭而言，任務顯然更重。

外界期待如此之高，其挑戰可想而知，很可能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對比新時代呼之欲出的理想，現實始終堅固存在，無論是巴黎和會的現實，還是各國政治的現實，如何彌合不同國家之間分歧，幾乎是從一開始就不可能的任務，中國等國家的命運變遷也捲入其中。

歐洲問題始終是巴黎和會的核心，亞洲的問題只是配角。然而，亞洲的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正在崛起甚至走向軍國主義，而民國在袁世凱去世之後陷入了南北對峙，衝突不可避免，巴黎和會明顯對於日後二者走向影響深遠。

對於當時國人，巴黎和會可謂慘敗，日本接收了德國在青島和膠東地區的權益。1919是顧維鈞的悲劇之年，也是西方列強的失言之年。

然而，站在日本角度而言，巴黎和會也遠遠談不上外交勝利。日本作為後發國家崛起，其成就在明治維新之後可謂斐然。日本國力已經追趕傳統大國，從1885年到1920年，日本國內經濟生產總值增長接近三倍，礦業和製造業接近六倍，不算德國海軍排名是第三，戰爭也使得日本對外出口急劇擴大。

日本一直希望融入國際秩序，成為一流國家得到認可，然而仍舊感覺到自身在國際社會的不被理解甚至嫉妒怨恨，對於日本移民的限定也與日俱增。當時西人對「黃禍」的恐懼已經開始，日本明治維新元老山縣友朋就一直強調要避免白種人結盟反對黃種人。日本當時對英美的態度是配合為主，也自覺限制移民數量。日本巴黎和會代表在出國之前，已經被首相叮囑要與英美合作，在巴黎和會主要目的是提出種族平等。

這一條款今天看起來很美好甚至無害，但是在當時卻顯得格格不入，無論日本代表如何堅持不懈提出這一條款，始終遭遇漠視和反對。即使在日本最密切的盟友英聯邦內部，這條條款也是如此，比如澳大利亞的首相休斯就覺得改變白人主導政策，澳大利亞沒有政府能活過一天，他質疑日本提出的意圖，「我們的立場是，如果有意圖，那你就明說；如果沒有意圖，那你為什麼要提這件事？」

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在種族平等問題遭遇的挫折，使得日本在山東問題的爭取上更不能放棄，這是列強對日本的安慰，也是日本國內的壓力所致。日本提出在山東的權益基於這是源自德國的利益而得到繼承，這不僅基於日本參戰的事實，更是事先得到英國法國俄羅等國支持，而且北洋政府事實上和日本對此有過不少協議。如果在舊時代，日本在山東的計劃並不會遭遇那麼多挑戰，卻在美國以及顧維鈞等人努力下，贏得非常艱難，日本代表回國也遭遇不少批評。

山東的問題，在巴黎和會只是一個小篇章，甚至在個別巨頭眼中，只是讓他們無端煩惱的又一件小事。然而，這件事使得民國和日本都充滿了挫折感，對兩國命運改變巨大。當時日本和民國某種意義上都在努力進行憲政實驗，北洋政府看似分裂，其實也是各方談判的必然階段，如果有時間未嘗不能成就一番事業，而日本當時正是大正天皇階段，處於大正民主時期，黨派政治欣欣向榮。

民國和日本當時都希望憑藉巴黎和會主張的暖風，走進新國際秩序的春天，然而現實使得此前的夢想類似幻覺。對中國而言，顧維鈞在巴黎和會對歐美的警告恰恰言中，巴黎和會的結果不僅導致了五四運動的興起，蘇聯模式更在中國煥發新的影響力。對於日本而言，影響相對隱蔽，但是邏輯也是一致，即日本感受到西方尤其白人列強的虛偽性，以和平合作姿態融入國際秩序努力遭遇碰壁，為日本走向軍國主義道路添了不少動力。

這是亞洲的故事，在1920年代被認為無關宏旨，在幾十年後才被意識到重大影響。站在歐洲乃至全球視角，巴黎和會的影響當時已經顯現。

今天來看巴黎和會，對於一戰引發對德紛爭並沒有妥善結局堪稱最大問題，迄今仍舊有評論認為巴黎和會埋下了二戰的種子。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曾經在巴黎參會，他感受到了各國對於德國條件苛刻而不符合現實，甚至寫出了《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指出追求對德國的懲罰不僅會傷害德國，也會毀滅歐洲。

因為這本書，凱恩斯日後名聲大噪，不過他的觀點畢竟只代表了經濟學家的看法，對於國際關係學者，巴黎和會有不同的意義。比如基辛格站在美國人角度，就認為很少有一份外交文件像《凡爾賽和約》那樣在達到自己的目標上如此失敗，國際聯盟本來目的是用法律機製取代大國角逐來解決爭端，但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確保這些規定得到強制執行，甚至導致德國和日本對於舊秩序的破壞衝動。

這是巴黎和會的過錯嗎？或許是。二戰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現代化過程無法避免的歷史進程嗎？在作者看來，巴黎和會不僅僅是《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甚至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不該歸因於此，巨頭們都在努力營造和平，雖然事與願違。巴黎和會的遺產與意義，不僅僅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被歐洲傳統列強取笑或抵制，但他的方向卻被時間證明仍舊有效，只是當時領先世界半拍，甚至類似當時日本對於種族平等的追求遭遇的困境。

威爾遜主義雖然當時沒有被有效實行，但是種子已經播出。二戰之後美國外交基本走向了威爾遜主義。如果站在今天來看，我們仍舊在巴黎和會的基礎之上，歷史的無奈與不可欺，大概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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