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政府有沒有向國民借債的行為？
政府債務如今已是尋常事，那麼在古代社會呢？有沒有政府借債的行為？
社科院研究員姚枝仲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說，「古代的政府債務，主要是為戰爭籌集資金。……為戰爭籌集經費的辦法，除了借款之外，還有增稅、募捐、鑄幣或者發鈔、專賣、官商營業甚至賣官鬻爵等。中國古代基本不用借款為戰爭籌資，但把借款之外的方法都用了個遍。中國主動發行的最早一筆政府債務發生在1898年——按照《馬關條約》，清政府需向日本賠償2億兩白銀，分八次交完。當時已至第四期賠款應付之期，廷議發公債，計劃募集1億兩白銀。債券名稱叫做『昭信股票』。名為股票，實為債券，償還期限為20年，年利率5%。在此之前，中華大地雖屢有戰事，但均沒有通過借債的方式來籌集糧草軍資。」
但是，姚先生的這段話，有兩個明顯的錯誤：第一，清政府的首次借債，並不是1898年發行的「昭信股票」，因為在1894年，即光緒二十年，由於「海防吃緊，需餉浩繁」，晚清政府已經進行過一次「息借商款」，籌借到1100萬兩白銀。
第二，在此之前，古代政府也並不是「均沒有通過借債的方式來籌集糧草軍資」，姚先生應該聽說過「債台高築」的成語，這個成語便來自東周時期國王的一次戰爭融資：周赧王「欲發兵攻秦，命西周公簽丁為伍，僅得五六千人，尚不能給車馬之費。於是訪國中有錢富民，借貸以為軍資，與之立券，約以班師之日，將所得鹵獲，出息償還」。但這場戰爭打敗了，「赧王出兵一番，徒費無益。富民俱執券索償，日攢聚宮門，嘩聲直達內寢。赧王慚愧，無以應之，乃避於高台之上。後人因名其台曰『避債台』」。
為什麼有些學者要極力否認中國古代存在過政府借債的史實呢？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些學者要強調中國傳統政治觀念的落後性，不可能有借債這樣高大尚、現代化的金融行為。用姚枝仲先生的話來說，政府借債「與彼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思想有關，皇帝可以取用國內任何財產，無須借貸。而且，以君主之尊向民眾舉債，使君主與民眾處於平等地位，於那時的君權理論也不合。」
還有一名雜文作者梁發芾先生，也曾寫文章提出：「中國和西歐的財政史有很多不同，最明顯之處是，中世紀以後的歐洲國家經常舉借債務以應付不時之需，而中國歷史上的王朝無論遇到多大財政壓力也不會考慮舉債。……原因或許在於，『債』就是『責』，債務就是責任。中國傳統皇權理論認為，皇帝至高無上，不向任何人負責，所以，皇帝絕對不能向臣民借錢，成為向臣民負有還錢義務的債務人。再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就是皇家的，皇家缺少什麼，直接向臣民拿就行了，何必說借？所以，擁有整個天下的皇家要向百姓借錢，理論上是說不通的。」這是以成見想像歷史。
第二個原因是，這些學者、文人要強調政府債務是西方傳統，而這一傳統又演化出了近代證券市場，這麼高檔的金融，只能產自西方，不可能產自中國。比如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席教授陳志武先生就認為，「我們今天熟悉的證券市場，起源於13至14世紀的威尼斯和弗洛倫薩，是由這些城邦國家的政府公債而發展出來的」，因為古代西歐國家不能隨便徵稅，「一旦出現大額戰爭開支，政府就只能靠公債，等戰爭勝利並得到敵方資產後，再把戰利品分給貸方，還清債務。古代公債市場就是這樣被逼出來的」。
而東方國家呢？「以中國為例，早在周朝時期，政府就對徵稅毫不猶豫，古代的爭議更多是圍繞到底以人頭收稅還是以田畝計稅上，而且還總是有財政盈餘，往國庫里存錢」，這就不需要通過政府借債來解決戰爭經費，因而也就發展不出公債市場。
但在晚清「息借商款」之前，周赧王「債台高築」之後，中國歷史上就從來沒有政府舉債的記錄嗎？當然不是這樣。中國宋代就是政府借債最為頻繁的時期。
宋仁宗慶曆年間，宋王朝與西夏交戰，需要大量物資，但財政沒辦法一下子掏出那麼多錢，三司（財政部）合計了一下，說資金缺口有數十萬貫。如何是好？有大臣提議：借債吧。於是朝廷「請呼數十大姓計之，一日而足」，宋政府將京師的大富豪請來，向他們借點錢，一日之內便籌到數十萬貫。
南宋後期，四川路軍事統帥鄭損為了籌借到錢糧，請當地富戶王珙吃飯喝酒：「鄭制置與富人王珙借錢糧，就請赴面飯」。若按陳志武先生、姚枝仲、梁發芾諸位的觀點，宋政府向民眾加稅，或者直接徵用民資就可以了，又何必又何必放低身段請土豪吃飯？顯然，中國古代政府對於徵稅，也不是「毫不猶豫」的，更不可能隨意「取用國內任何財產」。
短暫當過三司使（相當於主管財政的國務委員）的宋祁還向宋仁宗提出一個龐大的政府借債計劃：「臣愚以為，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戶，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司明諭詔旨，許令百姓各指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若干數目，先作簿抄上，然後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錢，許於所在送納，仍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開坐敕命，候將來邊鄙罷兵日，並支還象牙、香葯、茶鹽，許百姓任便於京師外州清算。其所借到錢，於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貨輕齎，入京付榷貨務，減市賈收錢，仍別立庫承貯，以備軍須警急。如此，錢稍有次序。乞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下，以明國家損豪強、優力農、稱物平施之義。」
按照宋祁的這一設想：全國居民申報財產，政府造冊登記，然後向各戶借錢（借款額度為戶產的20%），發給一份註明了借款額的「帖」（實質上就是債券），等到戰爭結束、邊境罷兵，政府即連本帶息支還象牙、香葯、茶鹽。另外，這筆戰爭融資完成後，政府還要宣布減稅30~50%。
你看，宋人還設想通過政府借債的方式來降低稅率，如果政府能夠隨心所欲地徵稅，又何必如此大費周章？你可能會說，宋祁的政府借債計劃，是強制性的徵發啊，哪有這樣借債的？有。我們知道，1170年代，威尼斯城邦政府為籌措戰爭經費，發行過大規模的政府公債，這個威尼斯公債其實就是強制性貸款——政府先估算居民的財富水平，然後根據其財產攤派債券。簡直就是按宋祁的設計施行的。
現在，你可能又會說，威尼斯公債的歷史貢獻是發展出債券市場。你前面說的只能說明宋朝政府有借債行為，它像威尼斯政府那樣發行公債券了嗎？
讓我舉一個例子吧。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戶部官員提議說：「諸路屯駐大軍，例當貼降錢應副，欲下榷貨務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招誘客人等請。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作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依自來優潤分數。」宋高宗「從之」。
這一次宋政府發行的公據、關子，有面值（從10貫到100貫，分5種面值），有利息（優潤分數），有兌付期限（關子3年，公據2年），期限內可流通，商民自願入納現錢與白銀申領，這不是公債券又是什麼？
斷言傳統中國發展不出公債市場的人，恐怕是因為對宋代中國的金融證券缺乏足夠了解。熟悉宋代經濟史的香港科技大學劉光臨先生則說，宋朝已經「發展出一個規模頗大的公共金融市場」，「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向商人個人、家族或群體舉債並不罕見，但是政府走向公債市場，並懂得如何維繫其債務信用，卻是中國，也是世界財政史上開天闢地的一大突破」。可惜，許多人對此歷史並未給予足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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