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自我：為什麼是道德造就了人類？

作者：丹·瓊斯

Dan Jones

作者介紹

丹·瓊斯是英國布賴頓的科普作家。

記憶、性格、行為——很多因素可以用來定義個體。而深入發掘，我們會發現更多出乎意料的自我來源的因素。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福音派教士克里斯汀·馬可·皮耶爾蓬環遊世界佈道。他宣稱同性戀是一種罪孽，還傳授遏制同性戀慾望的方法。這對他本人來說也是深入內心的心靈求索。作為具有同性戀傾向的人，他本人就深受這種慾望的折磨。用消除別人慾望的方式來追求自己的靈魂救贖，他也公開承認這是一種矛盾。

那麼問題來了：哪一種態度反映了真正的皮耶爾蓬？他的有關同性戀有罪的福音信息是否背叛了他自身同性戀的本性？還是這反映了在心靈深處，他超越了原始衝動的扭曲和束縛呢？

乍看之下，這個問題似乎缺乏科研價值：心理特徵是複雜而極其獨特的，並且，無論在大腦的某部分，還是在性格的某方面，都沒有凸顯出自我的所在，所以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找到一個普遍適用的答案。「『真實的自我』無法作為一個科學的概念來被證實或被證偽。」耶魯大學的妮娜·斯特羅明傑說。

然而她和很多其他心理學家都已經在著手研究這個問題。大多數人始終相信，在我們表面的態度和行為背後潛藏著一個真實的自我。這或許是一種錯覺，但這也說明了我們是怎樣看待人類包括我們自己的。如果能更好地理解是什麼造成了這種錯覺，我們就能學會更好地與自己和他人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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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困擾著哲學家們。十七世紀的約翰·洛克認為記憶是自我的核心和關鍵，主張自我以意識體驗的連續性為基礎。只要你通過記憶把經驗拼湊成連貫的敘事，你就有一個持續的自我。

這是種誘人的想法，然而現代科學也提供了懷疑它的理由。例如，逆行性失憶症患者失去了事故前或患病前所有的記憶，但仍然保留有創造新記憶的能力。他們的自我並沒有被抹去。這一點從他們本人的切身感受和看護人員的觀察都能夠證實。

憑直覺來說，洛克所認為的自我本質是一種跨越時空的延續物，這有一定的道理。不然的話，你充其量只能擁有瞬間即逝、眾多串聯在一起的自我，其中並沒有一個是真正的你。雖有跡象表明，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參見《真實的自己：未來是個陌生人》）。但作為起點，你的性格似乎是提供這種持續自我感的最佳候選人，前提是性格本身不會隨時間遷變發生戲劇性的逆轉（譯註：真實情況與此前提相反，性格的確有可能隨著時間變化而不斷發生變化）。

如果自我的本質既不是記憶也不是性格，那又會是什麼呢？當前，心理學家和實驗派哲學家們有了新的策略，通過向人們提問取代苦思冥想推測自我的本質。通過提供問卷者對某人在不同場合的變化的反應，看他們直覺上認為某人偏離自我的程度。研究者希望通過這類調查能找出人們普遍認可的真實自我到底是什麼。

2014年斯特羅明傑聯手亞利桑那大學圖克森校區的肖恩·尼古拉斯做了一次問卷調查測試，問卷中，虛擬人物吉姆遭遇一場嚴重車禍，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是把大腦移植到一個新的身體上。問卷提供了故事的不同版本：經歷了移植手術後，心理上與原先相同的吉姆；患有選擇性失明（視覺失認症）的吉姆；和患有失憶症的吉姆。調查結果如下：

對於移植導致的選擇性失明，調查參與者普遍認為這種創傷對吉姆的自我造成的變化最輕微，而認為失憶對吉姆的自我造成的改變非常大。這符合洛克的理論。第三種情況是，在腦損傷失去道德良知後，吉姆不再有能力分辨對、錯，也不再對別人的痛苦產生情緒上的反應。人們認為這對吉姆自我的改變最大。

現實生活中情況也是如此。尼古拉斯和斯特羅明傑在2015年對神經退行性疾病（包括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阿爾茨海默症和額顳葉痴呆症FTD）患者的家庭成員做了問卷調查。肌萎縮側索硬化症，正如斯蒂芬·威廉·霍金患有，漸進性肌肉萎縮對智力沒有影響；阿爾茨海默症會逐漸抹去患者的記憶；額顳葉痴呆導致患者的社會行為和道德認知發生變化。測試結果表明肌萎縮側索硬化症患者的親屬認為對患者的自我改變並不大，阿爾茨海默症的家屬反映，患病經歷對患者的自我改變較大，而額顳葉痴呆症病人的親人認為這種病對自己所愛的人的自我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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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表明，人們在觀待其他人的自我時，會將道德作為判斷對方真實自我的標準。斯特羅明傑認為這符合我們作為社會性物種的特點。

「我們關注其他人的道德品質是因為我們想了解他們作為社交夥伴的表現」，她說。她表明，我們之所以認為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真正的自我，可能是因為我們高度重視關注社會行為。

但這裡有一個有趣的轉折點，由於心理學家在人類身上發現了太多自私的偏見，我們可能會以為我們對別人的道德期待不會像對自己的那樣寬容。但並非如此：實際上我們認為其他人的真實自我不僅是有道德的，而且具有道德上的良善，根據我們自己的道德觀來定義的「善」。

這種情況在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喬治·紐曼、約叔華·可努比和保羅·布魯曼的一系列最新研究中表現的十分清楚。他們向人們講述福音傳教士馬可·皮耶爾蓬的內心衝突以及其他一些類似案例，並記錄調查參與者的反應。一個清晰的（思考）模式呈現出來：持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受訪者更傾向於認為皮耶爾蓬的同性戀自我才是他真正的自我，而保守派則認為他的反同性戀福音才是。

總的來說，如果某人的行為在我們眼中是善的，並且與我們的價值觀發生共鳴，我們便臆斷這是他人真實自我的一種表達。反之，則把它當作表面的、「膚淺」自我的表達。「從表面上我能判斷出你是什麼人，可能認為你並不是完人，」可努比說，「但若我思量內心深處真實的你，就會有一種強烈的傾向，認為你在道德上本質良善」。這在世界上不同文化中也有同樣的價值判斷。甚至連悲觀厭世者也傾向於在其他人的自我上發現德性的良善。

這種內心深處將善德賦予其他人自我的心理傾向能否被駕馭並變成一種向善的驅動力呢？也許對這種觀念加以適當的鼓勵有助於緩解敵對群體之間的緊張，並消除彼此的偏見。

哈佛大學的朱利安·德·弗雷塔司和米娜·斯卡拉最近對此可能性做了測試。我們知道人們傾向於袒護集團內部觀點相仿的人，而傾向抵觸群體外，尤其是傳統中被認為是具有威脅性的人。2015年12月，加州聖貝納迪諾發生伊斯蘭恐怖槍擊案，兩個月後，德·弗雷塔斯和斯卡拉對超過1000位美國白人做了在線調查，評估他們感受到來自阿拉伯人的恐懼和威脅程度。接著他們講述了一些人向好的方面轉變的例子，故事主角有美國白人、阿拉伯敘利亞人、也包括美國的阿拉伯移民。然後再詢問調查參與者這種良善轉化是來自這些人真實的自我，還是表面自我。

調查參與者把美國白人道德上的改善看作是他們真實自我內在良善的體現，對阿拉伯人案例的看法也完全相同。雖然傳統觀念上阿拉伯人被認為是具有威脅性的外群體的成員，但作為個體仍然被視為本性良善。更重要的是，當調查參與者被鼓勵首先思考外群體的真實自我時，他們表示對外群體的恐懼程度降低了。這種心理干預甚至改變了行為：在思考對方真實自我時，調查參與者更願意把自己獎金中的很大份額捐獻給外群體名下的慈善機構，而此案例中是捐給了敘利亞的紅新月會。

於是，我們似乎至少能夠把握好別人如何看待我們的真實自我，雖然他們把我們的核心自我解讀為道德良善，並不總吻合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你是否認同皮耶爾蓬的同性戀傾向反映了他真實的自我，取決於你個人現有的道德觀。但皮耶爾蓬自己最終做出決定，他聲明放棄反同性戀的宣教生涯，並承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如莎士比亞所說，「尤其要緊的是，你必須對自己忠實」。（譯註：語出《哈姆雷特》）

這篇文章的印刷版題為「善的錯覺」。

智悲翻譯中心　譯竟於2018.04.20

翻譯：圓熾

一校：根讓巴丹

二校: 圓豐、圓莉、圓新

終審：圓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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