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

【小編按】巫寧坤先生的作品是被漢語知識界忽視或避而不談的作品。有人認為，他的文字是一百年來中西方文學的結晶之作，給漢語文學新的東西，高於楚辭的哀而不傷不怨，他的節制有杜甫的東西更有西方的元素。巫先生總結自己的一生是，「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余英時先生注意到並認同巫寧坤先生對何偉所說的，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運動，我也許會是一個更有成就的學者，也許我會寫出幾部有關英、美文學的專著。但是那又怎麼樣呢？關於這一方面的專書早已汗牛充棟了。《一滴淚》也許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本文即選自《一滴淚》。

自從我被劃為右派，我的著作就不能出版，已出版的也不能再版。我翻譯的《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4年在上海出版，卻由三聯書店於七十年代在香港兩次盜版，連譯者的名字也沒署。1978年北京三聯書店派一位編輯來蕪湖找我，約我修訂舊譯，1979年在北京再版，紀念白求恩逝世四十周年，這次署上譯者的大名。我問這位編輯，三聯當年在香港以那種方式翻印我的譯著，做法是否恰當？他的姿態很高：「反正是宣傳進步作品嘛。」我過去翻譯的美國短篇小說也在一些新出版的選集中出現，當然沒有稿酬。

我也應一些老朋友之約，開始翻譯一些英美文學作品。袁可嘉教授主編《歐美現代十大流派詩選》，約我翻譯幾首狄倫托馬斯的詩。誰都知道他的詩常晦澀難懂，更難翻譯。但是，這位威爾斯天才詩人椎心泣血的詩篇曾伴我走過漫長的靈魂受難的歲月，我勉為其難翻譯了五首。其中一首，《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作於詩人的父親逝世前的病危期間：

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

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對於我們這一代飽經滄桑的老人，這好比暮鼓晨鐘！

……1980年夏，我回到北京才幾個月，《世界文學》，當時全國唯一的譯介外國文學的月刊，約我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要在當年十月號刊出。簡直不可思議！自從1952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為這本書挨批以來，「腐蝕新中國青年」的黑鍋，我背了將近三十年。怎麼偏偏會找到我來翻譯這本「下流壞書」？莫不是命運的嘲弄，還是菲茨傑拉德顯靈，責成我還他一個公道？我雖自感譯筆粗拙，難以重現他那優美的抒情風格，卻也無法迴避這道義的召喚。

十月，我聽說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主辦的「全國外國文學學會」訂於十二月在成都召開成立大會。我和國內學術界隔絕多年，閉目塞聰。我想若能參加會議，一定可以從同行專家的聚會中獲得教益。我去向陳院長請教。他立即打電話給外文所所長馮至教授，問他為什麼我沒有接到邀請。馮教授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們不知道寧坤還活著。」陳院長大樂，說道：「老巫現在是我們學院的英語系教授，此刻正坐在我面前！」幾天後，我接到一個特邀請帖。

二百多人從全國各地來參與盛會。我很高興有機會見到一些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包括幾位「改正右派」。會場在金牛賓館，原來是毛澤東的「行宮」。當年他下榻的那座樓仍然作為「聖地」保存，有一名老服務員給參觀者當嚮導。另一座樓里有當年偉人用過的巨大游泳池，眼前乾涸見底。我隨口說，成都居民這麼多，可惜它不能用來為人民服務，嚮導狠狠瞪了我一眼，滿臉驚愕的神情，彷彿我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我很快就發現，那個死者的幽靈不僅在他往日的行宮作祟，而且在今天的會場上流連。儘管人人把「解放思想」掛在嘴上，大多數發言的人還是四平八穩，言之無物，對於有爭議的問題，比如「西方通俗小說」、「現代派文學」等等，均不置可否。

在一次為數不多的全體大會上，主辦單位的一位蘇聯文學研究員作報告。他的題目是《要文學，還是要革命？》，頗有挑釁性。列寧在十月革命成功前寫過一篇文章，猛烈抨擊現代派文學，認為它是對革命的威脅，用的正是這個題目。這篇「學術報告」就是老祖宗遺教的翻版。報告人又抬出澤丹諾夫的權威，大聲疾呼要求禁止文革以後在國內出現的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流通。澤丹諾夫何許人也？斯大林手下的文化沙皇。這太荒唐啦！我感到憤慨，但是我對自己說：「你是客人，閉上大嘴巴。」

會議的最後一天，與會同志分成三組進行專題討論。我選擇了「文藝理論組」，七、八十人擠在一間大屋子裡。會議由馮至教授主持。討論並不熱烈，直到主席介紹一位中年男同志發言，原來此人來頭不小，官封文化部文藝理論處處長。他的開場白是介紹他上高中的兒子對他說的一段話：「爸爸，別提你那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啦。過時啦！沒有人對它感興趣啦。人們需要點新東西。」哄堂大笑。這時候，處長換上嚴肅的語調，接下去說他兒子是被一種錯誤傾向引入迷途，這種錯誤傾向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動。但是現在該是扭轉這種錯誤傾向的時候啦。如此等等。最後他以權威口吻總結道：「我們必須在文藝理論工作中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按照會議慣例，領導幹部作總結髮言後就宣布散會。處長的發言顯然就是這個訊號。散會的時候到了，下面的節目是告別宴會。我應當放過他嗎？要我管閑事，跟這位權威人士較真兒嗎？會場上比我有資格發言的大有人在。只爭分秒的決定！我舉起手，試探性地問道：「主席，我可以講幾句話嗎？」事出意外，但主席也只好請我發言。

我開頭也輕鬆愉快地回到處長講他兒子的話：「處長同志，我很高興你沒打你兒子一頓屁股，因為我覺得他說得對。」哄堂大笑。我接著說，我不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但也不能說我贊成它。道理很簡單，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儘管政治學習搞了幾十年。何況，今天世界上有那麼多獨立的共產黨，也有同樣數目的「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向他提出一個問題：「處長同志，到底哪個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沒有回答，我繼續發言：「經過多少年來的混亂，經過一幫自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強加於全黨全國的十年浩劫，我們怎麼能堅持馬列主義，而不首先老老實實虛心學習，探索它的真面目」?

下面，我談到現代派文學的問題。「這一點對有關現代派文學的爭論也適用。全中國，甚至在這間屋子裡，有多少人熟悉現代派文學？在人們有機會讀幾本作品、並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前，你有什麼權利武斷地下一道禁令？先讀書，後批評，車前馬後不行。自封的書籍檢查官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但願如此。昨天大會發言的同志，倚靠列寧的權威，把革命與文學對立起來。列寧那篇文章是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寫的。當時他認為現代派文學在俄羅斯流傳可能不利於布爾什維克革命事業，顯然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把現代派文學和革命對立起來，這隻能是政治幻想的虛構。至於澤丹諾夫，幸好他早已帶著花崗岩腦袋見斯大林去了。如果今天有誰在中國要把選擇強加於人，那麼我肯定會選取自由的文學，而謝絕奴役人的革命！」

全場轟動。我走出會場時，有好幾個人和我握手，興奮得說：「講得好！」南京大學「改正右派」、中文系張教授攔住我說：「老巫，謝謝你，謝謝！你說了我想說的話，但我不會說。謝謝你說了出來！」他眼睛裡含著淚水。

十二月中回到北京後，我去看望卞之琳老師，聽說他身體欠佳，因而沒有參加成都會議。一見面他就說：「你在成都又放炮了。副所長回來後跟我說，寧坤的思想可真解放。我一聽就明白你又惹事了。」

「我們不是應當響應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的號召解放思想嗎？」我很老實地向他請教。卞老師雖是老黨員，還不失為一位忠誠老實的忘年交。「你吃過那麼多苦頭，怎麼仍舊這麼天真？我要是你，我就會珍 惜我的改正，專心搞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出於對一個久經患難的老朋友真摯的關懷，他提出了明智的忠告，我自然十分感激。同時我也認識到，解放思想在文革後的中國還有漫長的艱苦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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