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的興衰，牽繫著中國人一段失落的過去

最新 06-23

和短暫的人類生命一樣，城市自有它們的生與死。而洛陽的故事，人們也恰恰是從它的身後劫灰說起。

在《洛陽的最後時光》中，這座數度毀於兵災戰火的城市被還原和重生，街巷相通，人聲鼎沸，北魏洛陽這座中國古代最輝煌的都市之一的最後時光栩栩如生地呈現在紙上。

洛陽的興衰牽繫著中國人一段失落的過去。這不僅是歷史，也不僅是建築，更是人的故事。

洛陽的興衰

文 | 唐克揚

本文整理編自《洛陽在最後的時光里》

標題系編者添加

城：一個在劫灰中倒敘的故事

在《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美國漢學家謝弗（Edward Hetzel Schafer）提到洛陽的時候流露出不一般的艷羨語氣：

「洛陽古城與它西面的長安城相比，無論規模還是歷史都不相上下，但洛陽還有某種更為溫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圍……」

當得住這樣的美諛，洛陽曾經是一座什麼樣的城市呢？

我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大概已經忽略了一切具體的時間空間，忘記了百代的光陰是無法用一張地圖來描繪的。但是，人們在提到歷史上的偉大城市時，多半又都是如此的「印象派」，而且越是深刻的誤會，這理想中的城市便越是光彩奪目。日本室町時代（1336年—1573 年）以來，就一直流傳著因洛陽而得名的「洛中洛外」圖繪，那時代的絕大多數日本人從未來過中國，更不用說身臨其境地感受洛陽的繁盛，可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在這樣的圖繪中，霧裡看花，把「洛陽」兩字當成一切人間錦繡的最高象徵。

「洛中洛外」圖繪

日本人所艷羨的中國的「理想城市」，也有自己的「地形圖」。這圖的最緊要處，是容得下各種誤會和曖昧的「自然」。對於洛陽而言，「理想城市」是「花」和「塵」的並存。陽春好景時的「洛陽花下」呼應著不那麼美妙的「衣袂京塵」，它們一起構成了中古中國城市最顯著的景觀。這景觀同時也是「自然」和「人工」的平局，是中國式人生的一對寓言。

「花」對於洛陽來客並不陌生。宋人後來總結說：「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 雖負擔者亦然。」（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這，大概就是「溫馨……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圍」之一種吧。但是，今天的人們不太容易體會的，是看花客眼前拂面而至的「紫陌紅塵」，它隨著人情的漲落時隱時現，既曾托起了芳華叢中的十里春風，也讓古代的城市變得骯髒、困頓，並在城市的末日里將其直接埋沒。它提醒著我們，繁盛的時間也映照著過往的苦惱人生，城市如同其構成物之一的建築材料，在建構、累積的同時也崩塌、污損，而萬古不變的自然將歡笑如初。通過這種對比，「自然」最終揭示和凸顯了「人事」的有限。

和短暫的人類生命一樣，城市自有其生與死。對於有一類城市而言，「過去完成時」中那些已經不可見的風景，才是其對於當代歷史的意義所在。

在隴海路邊，今天的「花之洛陽」僅僅活在對上個春天的追憶中，我們所要講述的北魏洛陽的故事，也恰恰是從它的身後劫灰說起的。

如今洛陽的廢墟

547年，也就是哥特王托提拉洗劫羅馬的後一年，一個名喚楊衒之的北平人—此「北平」大概只是現生滅滅的宿命。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將來完成時」設定於楊衒之生活時代的兩百多年前。依然是在這座城市，有一位出身河西敦煌的著名書法家，已經準確地窺見了洛陽未來的命運—對於將文化當作物品收藏、只關心其面值而不在意其價值的當代人而言，索靖的大名聯繫著《出師頌》，一件2003年拍出兩千二百萬元人民幣高價的書法名作，但對於歷史學家而言，索靖被記住卻是因為他一千七百餘年之前一句神奇的讖語：

「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循環律，為中國城市帶來了奇怪的喜劇和悲劇並存的傳統，或者是現實與它的最終結局間不祥的映射—歷史時間在此不再是一根綿延的線，而是被壓縮成了一個有著黑洞般密度的點，它吞噬了所有「進步」或者「演進」的意義。

塔：中古最壯麗寺塔永寧塔之焚滅

背景介紹：永寧寺塔始建於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為北魏洛陽城的皇家寺院永寧寺中的佛塔，是專供皇帝、太后禮佛的場所。這座塔為當時洛陽的制高點，登上這座塔注視，當時的洛陽城好比梵天佛國。然而在永熙三年（公元534年），永寧寺塔被大火焚毀。這座中國古代歷史上記載的「最高建築」，如今卻只剩一個方圓百米的土台。永寧寺塔的焚滅，實際上也暗示著洛陽城走向衰落。

社科院復原的永寧寺塔圖

一切都是從一個女人開始的。

這個女人便是赫赫有名的靈太后，因為姓胡，史傳上常常把她稱為胡太后。胡太后出身低微，但在北魏的宮闈鬥爭中，罕見地生存下來並成為強者——有鑒於兩漢兩晉的外戚之禍，或許也和游牧民族的某種風俗相關，北魏的開國君主拓跋珪定下一條令人不寒而慄的規矩：立太子則殺生母。由此，北魏的嬪妃們都寧可生諸王、生公主，而不想不幸成為太子的生母。而胡氏卻偏偏母以子貴，在這種野蠻的風俗中，她奇蹟般地成為一個活下去的例外。

這個胡太后不僅是政治鬥爭中的強者，也像歷史上其它的女強人一般是個折騰的能手——或許並非因為女性天生就愛折騰，而是因為在一個權網羅織的男權社會中，女性想要立於不敗之地，非得以一種非常的方式介入政治才行。而這種非常方式所激發的能量，有時卻會導致令人啼笑皆非的後果，產生了富於色彩的歷史故事。除了身手敏捷之外，在傳統歷史學家的心目中，這位愛折騰的胡太后就只能以「穢亂後宮」聞名史冊了。

據說，被她逼為面首的情人中，包括練習北碑的書家們無人不知的《楊大眼造像題記》的楊大眼將軍的兒子楊華，後來她還寫了一首《楊白華》歌辭來懷念遠走高飛的情人：「……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里。」楊華和胡太后的不正當關係實在算不了什麼，在「國史案」中，北魏前期的名臣崔浩，就是因為如實描寫北魏皇族的穢亂情形而招致殺身大禍的，對以荒淫殘暴出位的南北朝而言，這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因為，前有西秦的苻生後趙的石虎，後有北齊高歡的子孫……在末年殺子廢帝之前，胡太后玩的是另一種昂貴的把戲，北魏前期積攢起的財富，全讓她付作了勞動萬夫、花費驚人的土木之功。朝綱鬆弛的另一面，是「拉動內需」，全民逸樂。神龜二年（519年）八月，胡太后駕幸永寧寺，想要親自爬上她一手締造的那座九層佛塔看看，大臣崔光趕緊上表勸阻，寫了一篇現代人看來恐怕是超級「唐僧」的文字，他引經據典，從《漢書》《禮記》《春秋》《傳》等等上面找了一大堆不能爬高登塔的理由。其中偽托《內經》的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

——《魏書?崔光傳》

崔光無疑深諳女性心理。雖然「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他當然知道，胡太后在寶塔上扭了腳傷了筋骨的可能性其實並不大（既然她素以體格健壯著稱），然而，真正的危險在於「遊樂」對於「禮拜」之義的傷害，在於高塔上不受約束的眼睛——還有心靈。一旦她們嘻嘻哈哈開了頭，上行下效，爬高望遠成為這座城市的風尚，一切恐怕就再也難以阻遏了：

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

——《魏書?崔光傳》

太后與若干宮女登臨之後，大概自己也被她們所看到的嚇了一大跳。法國哲學家德?瑟托（MicheldeCerteau）把城市經驗依高度劃分為兩種，摩天大樓上的孤獨瞭望者和地面上的城市步行者，後者是片斷但更為真實的人和城市的關係，前者則在孤立之中有了一種全知全能的錯覺——他看見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市的「平面」。沒有多少高層建築和人身自由的中國中古社會，向來使用簡單的圖解（diagram）和大略的象數比附來規劃城市空間，對於俯瞰城市的全景畫從無體會。把建築的高度視若遊戲的女人們登臨永寧寺塔後，突然驚怖地發現那裡「視宮中如掌內，臨京師若家庭」——這還了得！以後胡太后之流大概是未再大舉登高，但梯未撤，塔猶在，這就為門禁森嚴、垣牆拱衛的帝京的神聖意義留下了致死的「命門」。「遠存矚眺，周見山河。」這種眼睛的自由帶來的是心靈的放縱，就如崔光準確地預見的那樣：「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於是「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

永寧寺塔基遺址

這種節制和貪求、禁慾與放縱之間的衝突，導致了中古時代最高大的木結構永寧寺塔的出現和毀滅，讓它在政治巨變中最終被付之一炬。

人：中古世界洛陽城的居住者

中古時的洛陽城中住的不都是羅馬共和國意義上的「市民」（citizen），相反，大多數洛陽「城民」共享——「官民雜處」——的社區並不能提示他們人生權益，甚至人身自由的巨大差異。相當一部分洛城人，其實是工有所專，服務於北魏上層貴族的「部民」，也就是「專役戶」，這些「社區」的性質和今天北京的「火器營」「藍靛廠」類似。更差一點的，是過著悲慘生活的「刑徒」和「奴隸」，自古猶然。在東漢洛陽刑徒墓地中挖掘出的後者的骸骨，有一部分至死還帶著刑鉗。不自由的，甚至也還包括那些揮鋤勞作於洛陽城外，平時住在城裡的「城民——部民——農民」。平日里這批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戰時則成為軍事有生力量的來源。城市首先是他們的過夜容身之處，其次才是消費娛樂之所。就城市「設計」者的原意而言，「城民」的去處生涯，和優先「建成」的那部分城市沒什麼關係，毋論抬頭瞻望那壯麗的紀念碑了——其實千百年來，這樣的「城市的暗面」一直隱匿在各種紀念碑的陰影中。

——「城民」之中還包含特殊的政治人群，比如商之「頑民」的後裔，這些人在洛陽的淪落在於他們不太美妙的社會品級。從周公的時代開始，在那時還不大的洛陽城中，就已經住著一批「異見者」的後代，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同時也帶來了堅決不肯服從新誥命的商代遺民，那也就是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所寫到的，被歷代輕視和虐待的商之「蠢殷」。這批執拗的遺民的居處，自然「城隍偪狹，卑陋之所」而已，直到鮮卑人入據了洛陽，他們依舊是在這裡居住的朝廷官員輕看的對象，以至於大家紛紛搬家，去往更「高尚」的體面人社區了，只剩下燒制瓦器的工匠滿不在乎，照住不誤。世人便作歌謠：「洛陽城東上商里，殷之頑民昔所居。如今百姓燒瓦工，人皆棄去住者恥。」在洛陽，可以和「蠢殷」低下的社會地位相顧相憐的，只有城市最南端的洛河南岸，不在城中的「四夷館」和「四夷里」了：四夷館是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夷里是歸正臨下的強勢姿態，使得「天下之中」的網格不再均一。這座城市把周邊的「戎狄蠻夷」一網打盡，並且在空間上既已呈現出不平等的態勢：就連同樣代表著中原正統的南朝都城（建康）的來客，也不在洛陽的眼中。

——有賤民區和貧民窟，便有相應的「高尚社區」。「高尚」首先受惠於政治上的優勢，洛城，首先必須是高貴洛城人的舞台。洛陽內城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近洛水，北達邙山，東西寬二里，南北長十五里的一塊地方，集合了三十個屬於高貴人的里坊，總名叫做「壽丘里」，這是皇族簇集的住地，老百姓統稱它們為「王子坊」——「王子坊」，到底是三十個「超級街區」的物理總合，或只是對這樣的住區等級的統稱，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今天流傳下來的只有在其中發生的故事。在王子坊中，河間王元琛素以富麗豪侈出名，他經常和高陽王元雍較著勁兒，看誰更加奢華，兩人的競爭追步西晉時洛陽人石崇、王愷鬥富的前事。元琛所建造的「文柏堂」仿自皇宮太極宮裡的徽音殿，他在其中置造了黃金做的水罐和玉石砌的水井，並用五色金絲搓成井繩；河間王府中還蓄養了三百個歌妓舞女，都是全國的上選美人。可就這樣，他還是比不上元雍，那傢伙富可敵國，第宅園苑和帝王家的不相上下，家中養有僮僕六千，樂伎五百，「出則儀衛滿路，歸則歌吹連夜」，一頓飯就吃掉幾萬錢。

——「高尚社區」的定義主要是因為門第上的原因，而在古代城市中，社會地位的「高尚」（decency）既可能意味著「品」也可能關於「流」——若要細究，前者顯示了政治等級的「高低」，後者則是約定俗成的社會身份的「貴賤」。那會兒，儘管洛陽城中已經出現了大批貿易致富的商人，這些階級夾縫中的得利者卻還不太得志，有錢並不見得「入流」。據說，洛陽的周人已經「巧偽趍利，賤義貴財」，落下不好的名聲。到了北魏的盛期，不止平民，就連官吏也是「貪虐好貨」的，「奸商」們趁機發了大財，還有人在天下各州之間開設連鎖貿易，富比王侯。這些人的勢力在洛陽一天天壯大，難免引起了皇族們的猜忌，到孝明帝神龜年中（518年2月——520年7月），便下令工商世俗不得穿金飾銀、披錦著綉，但是這命令竟然不管用……在洛陽城中的准財、金肆二里，有十個里坊的地面，滿滿都是這幫「奸商」的身影——中國傳統中似乎總是無商不「奸」的，但畢竟又是他們，慷慨地妝點著洛城的門面，刺激著普通人的好奇心和慾望：「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啟扇，閣道交通」。「下流」者的財富，就是這樣創造了另一種「社區繁榮」的類型。

——最後，便是《洛陽伽藍記》中濃墨重書的佛寺了，作為特殊時期的特殊事物，它是以上諸種城市元素的總合之地。有勢力的佛寺常常獨霸一整個裡坊，是洛陽城中最別緻的「住區」——如果皇宮的「居民」是「王家」貴胄，佛寺的「居民」則由「僧戶」充任，他們都不編入賦稅人口，成為帝國社會結構中無法測度的黑洞。雖然同樣不免於奴役、流品、政治這些俗套，佛寺和以上幾個社區不同，並不算是洛陽城市中清晰界定的一部分，尤其它的「社會成分」最為混雜，是流動性最大的一種，因為僧人可能來自以上的任何等級。由於前述的亂世苦厄，常有「逃役之流，仆隸之類」，底層人民為了「避苦就樂」，紛紛「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就連洛陽的空間也隨著佛寺的興廢而變更，於是一夜之間創現了新的伽藍，門禁森嚴的富家宅院，搖身變作了人盡可往的都市叢林。有一個別緻的專屬說法稱呼此等新風，叫做「舍宅題寺」。

我們將以上這些籠統地稱為「洛城人」。「洛城人」，或者就是洛陽廣義的「城市居民」，縱然我們已經解釋了他們之間顯著的差異，誰敢說這些人之間便毫無相同之處？高貴和下賤，頑皮抑或端莊，普遍人性總在看不見的深處彼此勾連。一方面，政治或等級上的差異使得這些人群在社會空間里彼此暌隔；另一方面，又有一種洛城人共享的城市公共生活，在分歧和孤立之中潛滋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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