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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皇帝磕頭?復旦博士:豈有此「禮」!《唐明皇》《大明宮詞》都搞錯了

原標題:對皇帝磕頭?復旦博士:豈有此「禮」!《唐明皇》《大明宮詞》都搞錯了



《唐明皇》劇照


清宮劇流行,很多人認為三跪九叩、對皇帝磕頭、跪著談事是中國歷史的常態,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電視劇如《唐明皇》、《大明宮詞》中居然也出現了大臣跪奏的畫面,其實是將清朝的情況視作中國歷史常態了。


但是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君臣之間是比較平等的同坐之禮,或至少沒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間更接近師友關係而非主奴。

先秦時代,君臣之間都是溫情脈脈的親戚,如甲骨中的子組、午組卜辭的主人,就是商王兄弟或從兄弟,君臣兼兄弟之倫。周王稱呼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稱呼異姓諸侯為「伯舅」、「叔舅」,《尚書·顧命》就記載大臣拜周王,周王回禮答拜。


君臣之間互相拜,在人格上是互相尊重的。對於商朝後裔建立的宋國,周王對宋國君主之間更是行賓主之禮,而非君臣之禮。《禮記·曲禮下》就說國君對大夫以上的臣都要答拜,仲長統在《昌言》中也談到:「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


朱熹提到,「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當時君主並不是高高在上的「萬歲爺」。他還提到「古者天子見群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朱子語類》卷九十一)。


正如閻步克先生所說,先秦封建時代是一種「等級君主制」,當時「貴族政治下君臣身份相通,級差較小」(閻步克:《宗經、復古與尊君、實用》,《北京大學學報》2005年6期)。體現在禮儀上,天子不但拜揖三公,也對百官行拜揖之禮。



《大明宮詞》劇照


《禮記·曲禮上》記載周人貴族之禮,「若仆者降等,則撫仆之手」,意思是駕車的家臣若身份低下,乘車之君也應該按駕車人的手,以表示感謝。


正如朱熹所說,古人「待臣僕如子弟」(《朱子語類》卷十三),君臣的小共同體之間關係是以類似模擬親屬的方式展開的,因此禮制上有一種溫情的氛圍。


《曲禮下》還記載,國君對於大臣和世婦,不應該稱呼他們的名,而應該稱呼他們的字,以表示尊重;大夫對於自己的家臣,士對於自己的家相,都應該如此,以示尊重。


《說苑·臣術》:「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意思是君主對自己的伯父、叔父、庶子哥哥、異姓的長輩大臣,都應該只稱呼字,而不能稱呼名,以表達尊敬。


孟嘗君禮賢下士


戰國時代,三代以來的小共同社會與貴族之禮開始解體。雖然也還有孟嘗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宗室血緣之臣,但游士流動,已經是陌生人社會了,因此多舉用沒有血緣關係的臣。列國之間競爭激烈,於是競相招攬外來人才,各國君主多敬禮士人,以師傅、朋友之禮相待。


戰國早期,魏國最得人才,因為魏文侯以士人為師、友「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資治通鑒·周紀一》),魏君不但對子夏、田子方等士人行師禮,還對賢士段干木的居所行禮。


又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說,鄒衍到魏國,魏惠王親自到郊外迎接,對他行賓主之禮;


到了趙國,平原君側身跟隨他,親自為他拂試席位;


到了燕國,燕昭王手持掃帚在前面為他清掃道路,把他請入碣石學宮,拜為老師,自己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學習。


《戰國策·燕策》中也提到,能完成帝業的君主是將賢能大臣尊為老師,能完成王業的君主則與賢臣做朋友。



《楚漢傳奇》劇照

到了秦漢,君臣之間不再是殷周時代那樣一群宗族親戚,溫情抱團互相拜,而是皇權獨大。君權甚強,也不是戰國時代的禮尊士人之風。


揚雄曾比較了秦漢前後待士人之禮的巨大變化:「鄒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


而到了秦漢,「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漢書·楊雄傳下》)。


戰國時代,鄒衍、孟子等士人能獲得萬乘之尊大國君主以老師相待之禮,而到了秦漢,就連連郡守、縣令也不再禮敬這些士人。



叔孫通


秦朝實行尊君卑臣的制度,叔孫通製作上朝禮儀,可以達到令「群臣震恐」的效果,朱熹早就看透叔孫通這套「禮儀」不過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五)。


這套能讓大臣嚇得哆嗦的「禮制」,卻深受皇帝的喜愛。


叔孫通讓群臣震恐之後,劉邦就感慨自己終於知道皇帝的尊貴了。儘管秦漢以來,尊君卑臣成為大背景,但漢代皇帝見丞相仍要起立,以示尊敬。


《漢書·翟方進傳》:「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顏師古注釋引用了《漢舊儀》說,漢代制度有謁者負責高喊:「皇帝為丞相起」,然後皇帝起立後再坐下。


余英時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並且隨著漢代儒學重建,隨著時間的流逝,出現了向先秦的部分回歸,尊君卑臣之禮開始褪去。儒者主張重建先秦士人作為君主之師的尊嚴。


為了壓低秦漢皇上的跋扈,董仲舒提出了「貶天子」之說,此說與同屬於齊地的轅固生之間可能存在著思想的淵源(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0頁)。


漢儒的《公羊》學,則強調朋友是「群臣與成王同志好者」,同時也以吳王闔閭與伍子胥的關係,說明君臣為朋友之倫的道理(《公羊傳·定公四年》疏)。


同為今文經學的《韓詩》,也提出了周公踐天子位後,將十位有德性的士人尊為老師,將十二位比較有德性的人援為朋友的說法(《韓詩外傳·卷三》)。


在洛陽新安縣出土的一件西漢瓦當銘文是「尹壽亦王」(《文物》2000年10期),根據《漢書·古今人名表》,這個「尹壽」是堯的老師,這個銘文的意思是,君主的老師也是和君王一樣尊貴的人。


這些觀點公然被銘刻在建築瓦當銘文上,說明儒者的宣傳,已經逐漸成為社會的共識。



君臣之禮

在此背景之下,君臣之間又出現了天子「養三老五更」之禮,皇帝對三老大臣行對父親的禮,對五更的大臣行對兄長的禮,此種尊敬大臣的回歸,和秦始皇那種讓群臣「震恐」的「禮儀」之間形成了鮮明對比。


「養三老五更」之禮在以後的南北朝仍然繼續使用,如《周書·于謹傳》就記載北周武帝對老臣于謹行禮,大臣坐在尊貴的南面,皇帝以更卑微的北面坐,給皇帝講學,最後皇帝對大臣行再拜之禮。


在南方的東晉,門閥政治也帶有向先秦貴族政體回歸的色彩,皇權並不強大,晉元帝與宰相王導一起同坐,以朋友的關係相處。元帝、王導二人之間的法帖,都用朋友平輩之間的「頓首」一詞。


而到了晉成帝時期,他寫給王導的手詔則多使用「驚慌言」、「敬白」等對尊長的敬語,中書省起草的詔書,則稱「敬問」,這以後就成了定規。正月初一,王導入朝,成帝還親自起來迎接(《晉書·王導傳》)。


晉朝以後一直到唐,君主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像先秦一樣,不稱呼大臣的名,而是稱呼字或者官職,以表示尊敬。


顧炎武就舉了南北朝、隋唐時期多個例子,如《南史》中梁武帝稱呼蔡撙的姓名,蔡撙並不回答,直到梁武帝改稱「蔡尚書」,他才回應,並告知「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因此「帝有慚色」。


皇帝不小心呼喚了大臣之名,這是非常不禮貌的,因此梁武帝會為此感到羞愧。顧炎武指出,當時「君臣而有朋友之義,後世所不能及矣」(《日知錄》卷二十三)。



古代跪拜俑(唐)


唐以及五代,宰相見皇帝議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宋初宰相雖不再與皇帝同坐並賜茶,而是站著議事,但其他大臣仍時有同坐並賜茶的禮遇,如真宗時楊億擔任顧問,就同坐並賜茶;理宗時真德秀經筵上講課完畢,也是同坐賜茶,類似的還有一些例子。

此外,宋代君臣常有「夜對」論事,也往往「命坐賜酒」,君臣之間親密如「僚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對》,《四川大學學報》2010年3期)。



臣子下跪


宋代人認為,宰相不再像是唐、五代時期那樣坐而論道,從容賜茶而退,主要是因為他們擁有核心的決策權,沒有閑暇與皇帝坐而論道。


正如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對宰相所說:「朕日與公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頻繁,所以不暇及」。


因此,唐和五代負責和皇帝坐而論道的部分,轉移到了代表士大夫道統的經筵講官那裡(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222頁)。


總體而言,宋代政治屬於「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君臣之間並非清朝那種主奴關係。



跪奏


跪奏最早出現在女真統治下的金國,《金史》記載金國的宰相高汝礪向金宣宗跪奏。古代北方諸族重視主奴關係,趙翼就發現從鮮卑開始到金元,多有杖打大臣的情況,「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但南朝的情況就較好,至於「金元二朝此風尤盛」,「元時官吏杖罰之制,更烈於前代矣」(《陔余叢考》卷二十七)。

陶晉生先生就指出,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經常有對大臣的笞刑,在完顏阿骨打時期,就普遍對本族臣下實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時期,則開始鞭笞漢族士大夫。


「這種野蠻的刑罰,後來才叫做『廷杖』,在元、明兩代繼續使用,是屈辱士大夫的有效方法。」(《金代的政治衝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歷史編·宋遼金元類》第二冊,中華書局,2009年,第1708—1709頁)。


金、元不僅鞭打、杖打士大夫,而且元朝還大汗還可以下令朝堂上打大臣的臉,也沒有任何人的異議。


元成宗時杖打了平章、御史後,居消息傳出後,居然「眾呼萬歲」。吳晗就認為,明代廷杖是從元朝繼承而來。



《康熙王朝》劇照


到了清朝也打大臣,如康熙就號稱「朕於他人慾打即打,若御史、給事中,亦必思而後打之」。杖打大臣,正是因為他們將臣視為家奴或養狗,《清太宗實錄》卷三七就記載,皇太極訓斥大臣,說養狗「畜養日久,尚收其益」,但這些大臣沒用,所以「曾鷹犬之不若」,直接用養狗來比喻他和大臣的關係。


正是在這種被視為養狗,隨時可以被主人鞭打的主奴關係背景下,金國的高汝礪才選擇了跪奏,並從此形成了新的制度。


姚大力教授談到,元朝皇帝將臣下視為奴婢,一些官員給皇帝的上奏中也自稱「歹奴婢每」、「奴婢」,其中包括了御史台首席大夫、御史台第二大夫、將領、天文家,甚至連元末權臣脫脫也對元順帝說「郎主使奴婢侍親」(《論蒙元王朝的皇權》,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十五,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第305—307頁)。


主奴結構下的元朝也實行跪制,據《續資治通鑒》記載,文天祥被召去見元朝宰相,他說南宋都只是作揖,元朝才是下跪,我是宋人,當然應該行宋的禮儀,而不是下跪。

窩闊台時期,臣下見到大汗就需要跪拜,而忽必烈時期出現了跪奏,所謂「皆跪奏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到了明朝,君權更為集中,還繼承了金元杖打大臣的傳統,發展為庭杖。另一方面,繼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為了彰顯皇權的強大,發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禮儀。



清朝跪拜


清朝在入關中原之前,就發明了一套比明朝五拜三叩首更加尊君卑臣的禮儀,即三跪九叩,滿語叫hengkilembi,入關以後便將這套東西推廣全國。


《清會典》規定:「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禮,其他朝儀亦如之」,即所有君臣之禮都使用三跪九叩。同時,清朝也堅持跪奏制度。


據清人《嘯亭雜錄》記載,乾隆十三年,一個叫劉於義的大臣因為跪得太久,居然被活活跪死。這種跪奏不但貶低士大夫的人格,而且更是對體力和耐力的嚴重消磨。


所以李鴻章、翁同龢等六十多歲的老臣,都還會經常堅持練習三跪九叩的技巧,並且自製護膝以保護膝蓋,一些護膝可以厚達一寸。



利瑪竇

正是因為金、元、清以來形成了主奴關係的皇權,所以當晚清儒者見到西方國家君臣之間那種比較對等的禮節之後,強烈的對比下會產生痛苦感,並因此回憶起中國古代君臣之間其實和西方一樣,是互相尊重的,


如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就感到「西禮之暗合乎中國古禮之遺意者」,實在批評清朝主奴關係的那種扭曲的皇權。


中國歷史漫長且複雜,金、元、清那種君臣為主奴、鞭打士大夫、跪奏的源流雖然時間上更近,但從整個中國主流傳統來看,則不是常態,而只是一種畸形且扭曲的破壞。



作揖


辛亥革命後,君主制被廢除,也就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君臣關係了。


雖然梁啟超等學者認為,現代的工廠經理和僱員、上司與下屬、教師與學生等仍然帶有一定「君臣」的含義(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1頁;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頁


但民國至今,各類正式的禮儀都是人格對等的握手禮,其精神也是向中國主流優秀傳統的回歸。


當然,現在一些以「傳統文化」為名,行跪拜的拜師禮,就其精神而言,其實並不符合古禮。


竊以為,在席地而坐時代,學生對老師跪拜是適合的,而在垂足而坐時代,學生對老師行鞠躬禮即可,這才更符合傳統文化的精神。




作者簡介:李競恆,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四川師範大學教師,著有《干戈之影:商代的戰爭觀念、武裝者與武器裝備研究》、《論語新劄:自由孔學的歷史世界》、《早期中國的龍鳳文化》等書。



原標題:《唐明皇》和《大明宮詞》禮儀錯了


作者:李競恆


來源:作者賜稿


時間:西曆2018年6月22日


本期主編:泗榕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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