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時代之殤歸咎於一人，王圓籙是否太過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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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今天
1900年6月22日（距今118年），舉世聞名的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
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祿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並挖出了公元4世紀至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餘件。這一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後經英、法、日、美、俄等國探險家的盜竊掠奪，藏經洞絕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僅剩下少部分留存於國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記得高中時期，小編對莫高窟充滿了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讀了余秋雨的《道士塔》，知道了湖北麻城農民王圓籙：「身著土布棉衣，目光獃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見到的中國平民。」可恨的是這個卑微、渺小、愚昧（余先生為這幾個詞都加了前綴「太」）的農民，「他從外國探險家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每當看到此處，小編都是血脈賁張，義憤填膺，恨不得當面啐一口王道士，將其打翻在地。
王圓籙道士於莫高窟下寺正殿前-1907年斯坦因拍攝
暫且放下那佛國世界璀璨的藝術魅力不說，先說說那個被葬於莫高窟大泉河東岸沙灘上，被余先生目為「敦煌石窟的罪人」的王道士。道士王圓籙被敦煌人稱為「王阿菩」，這在當地的語境中可以理解為「菩薩」甚至是「活佛」，俗話說金碑銀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至少在百姓眼中，王道士不是一個壞人。
王圓籙，農民，略識文字，湖北麻城人，出生於道光30年（1850），卒於1931年。《麻城縣誌》記載咸豐六年（1856）夏，麻城遭遇旱災，莊稼幾無收成，災民常有餓死，逃難是活下來的最好方法。王圓籙沒有就近討飯，也沒有投親靠友，而是來到萬里之遙的酒泉一帶，入肅州巡防營當了一個小小的兵勇。退伍後成為老莊子弟，道號「法真」，歷史上稱其為「王道士」。王圓籙走到敦煌看到多年廢棄無人看管的莫高窟，一種使命感使其成為莫高窟的管理者。
中國農民最初知道佛教，大約是因為《西遊記》里的唐僧。身著道袍的法真，內心也有一份向善的信仰。也許在王圓籙眼裡，佛教和道教並無分別。法真道士經營佛教事務也是極其虔誠和負責的：清理長期被落沙封堵的洞窟；率領僧眾四處奔走，苦口勸募，尋求布施；將化緣得來的錢財盡其所能，搶救修復坍塌的洞窟和塑像。
敦煌這樣荒涼苦寒之地，募化的艱難可想而知。王道士拿到斯坦因、伯希和的「捐贈」和「布施」後，除塑了一尊玄奘塑像外，還清理修繕了破敗的廟宇和坍塌的洞窟，重塑了已經斑駁不堪的所有金身，還修造了大佛前殿的樓閣等等。
40年如一日，遠離花花世界，在茫茫戈壁深處，不拿政府一分錢，也不開公司入股分紅，就這樣風餐露宿的默默守候著鳴沙山下、大泉河邊的千餘洞窟。王道士沒有私自佔用出賣祖宗遺產而換來的一分錢，甚至連自己的一身行頭也不曾改變過，至死仍是一身道士長衫、一頂布帽。
如果說他有所佔用，應該就是洞窟對面那一座道士塔。
不可否認，王道士對敦煌文物甚至對中國文化都是有罪的。但是，查一查歷史，我們對這個目光短淺，愚昧的麻城道士，真的可以理直氣壯的指責嗎？
那麼，王道士在莫高窟都幹了些什麼呢？
1900年（光緒25年）5月25日，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時，王道士突然發現：「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王道士墓誌）。面對這一意外發現，王道士忙開了。
1
第一步
王道士請來了敦煌本地的鄉紳耆老。面對這許多古物大家同樣是驚訝萬分、不知所措。最後，大家意見統一了，認為這是先人佛教的功德物品，應該妥善保存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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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逐級上報。按說，王圓籙還算是個盡責的人。發現藏經洞後，他徒步數十里，趕往縣城找到敦煌縣令嚴澤，還選了幾件精美的寫卷和絹畫送給縣令嚴澤，希望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這位嚴知縣不學無術，把這兩卷經文竟當作兩張發黃的廢紙。
1902年，王圓籙又向新任敦煌縣令汪宗翰彙報了藏經洞的情況，這位進士出身、對金石學也頗有研究的知縣當即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卻也只留下一句「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的空頭指示。
兩番未果，王圓籙仍不甘心，開始上訪。他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肅州（酒泉），在河西走廊行程800多里，找到道台廷棟，武將出身的廷棟大人瀏覽了一番，最後得出結論：經卷上的字不如他的書法好，就此了事。
再後來，剛完成《語石》一書初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就任甘肅學政不久，就接到汪宗翰關於莫高窟藏經洞情況的報告，便托汪宗翰為《語石》一書尋找一些關於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碑刻資料。卻未下令對藏經洞採取有效保護措施，只是向甘肅藩台建議將這些古代文獻和文物運到省城蘭州保存。
然而，敦煌離蘭州路途遙遠，僅運費就要五六千兩銀子，只好又「擱淺」。直到1904年，省政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
上訪到省部級已經是極盡人事了，可倔強的王道士仍然不死心，他要告御狀！他斗膽給清宮的老佛爺寫了秘報信：「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山裂一縫，吾同工人用鋤挖之，欣然閃出佛洞壹所，內藏古經萬卷。」但遺憾的是，這封上達天聽的御狀未能寄出。
從1900年到1907年文明人斯坦因的到來，整整7年間，王道士為保護莫高文物，做了他應該做以及可以做的一切。
諷刺的是，這邊王道士與藏經洞頻遭「冷遇」，另一邊卻有人視莫高窟為寶地，不遠萬里而來。
1905年10月，俄國人奧勃魯切夫在黑水城遺址挖掘之後，趕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蠟燭為誘餌，換得藏經洞寫本兩大捆。這是藏經洞文書流失於外國人的開始。
1907年3月，聽說藏經洞消息的英國人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趕到敦煌。看看這個英國人的來頭，他是持大清朝廷頒發的官帖、在官兵的保護下到敦煌來的。至今仍然怕官、迷官、拜官的國人，見到朝廷介紹來的洋大臣，山野小民哪裡敢說半個不字？大約也只有麻城（這是全中國革命烈士最多的地方，曾有6萬多子弟參加紅軍，煅造出王樹聲大將，王宏坤、許世友、陳再道上將等28位新中國第一批授銜的將軍）的農民有這個膽子，他和洋大人百般周旋，數度將其拒之門外——這些在斯坦因所著《西域考古圖記》都有詳細描述。
對英國人甚至西方人來說，斯坦因是最偉大的探險家、考古學家。但是他在敦煌卻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強盜和小偷，他竭盡引誘、欺騙、布施、盜竊等卑劣手段，來對付文盲王道士。最後其卑鄙目的也終以得逞，先後兩次從王道士手中劫掠大量國寶，運至大英博物館。
此後，西方竊賊接踵而至。
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來到敦煌，將藏經洞遺物「翻了個遍」。以白銀500兩換得6000餘卷漢文寫本和不少古藏文寫本、200多幅紙絹畫、20餘件木雕及大批絹幡和絲織品。由於伯希和通曉漢文，他獲取了藏經洞中學術價值最高的經卷寫本和絹本、紙本繪畫。
接著美國人華爾納來到莫高窟，此時藏經洞早已空空如也。華爾納轉移目標，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畫和彩塑。
後來俄國，後來日本……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國飯店，在京的學界名人幾乎都參加了招待伯希和的宴會。會上，他將隨身攜帶的一箱敦煌寫本精品公開展覽出來。中國學者大驚不已，當時中國的宋版書已很稀少，忽然有人帶來了從未見過的六朝隋唐古寫本，整個北京學術界震動了。
敦煌卷子流散於國外，自然是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心。但是，流散於國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收藏，並得到妥善的保護，無一損壞現象。而中國則出現了另一種令人痛心的現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來之前，無論王道士怎麼吶喊都無人重視，但當斯坦因把精美的敦煌文物傳曉於全世界時，清朝官員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考慮的不是如何保護，而是千方百計地竊為己有。因此，偷竊一度成風，敦煌文物流失嚴重，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再歷浩劫。
100多年前，強悍的英、法洋人，挾堅船利炮，扛文明大旗，在圓明園實施強盜行徑——東方數千年的文明結晶遭到搶劫、砸毀和焚燒；50多年前，離敦煌不遠的張掖市大佛寺，舉世聞名的大佛雕像被紅衛兵砸開腹部，取出千年的經卷，在佛堂焚毀成灰燼，這些紅衛兵是什麼人啊？中國最頂級大學裡的天之驕子！
只有所謂的文化人對文化的摧殘，才最慘烈最挖空心思也最有破壞力！所以責怪一個偶然路過的文盲道士，要求他對敦煌文化流失負責，你不覺得太苛刻嗎？
王圓籙發現藏經洞之後的種種行為，業內人士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歷史罪人論」，一種是「無知黑鍋論」。
「歷史罪人論」者認為，如果王圓籙第一次盜賣文物是上當受騙，那麼後來又連續5次以上在17年間繼續盜賣文物，這肯定不是上當受騙。
「無知黑鍋論」者則認為王圓籙發現藏經洞後，向當地官員彙報，當時的政府卻長達7年置之不理，半路出家的農民道士賤賣文物亦在情理之中。此外，若無引狼入室的中文翻譯蔣孝琬，斯坦因不可能憑蹩腳中文從認死理的王圓籙處得逞。後來，斯坦因將大量敦煌文物暫存安西縣政府達數月之久，也無人過問。再者，伯希和等人偷運文物路過北京時，還向中國官員和學者展示，京城名流誰也沒有提出扣留這批文物，還設宴款待，中國海關也一路綠燈……故認為敦煌文物被盜賣，是王圓籙、蔣孝琬和當朝官員共同犯罪的結果。
據《西域考古圖記》等相關史料記載，當時，西方人到中國帶走文物時，都持有當地官方許可證，且一路官兵保護，一介道士根本就沒有能力拒絕他們。
當我們振振有詞或者痛心疾首鞭笞王道士的時候，我們又該對大清朝廷以及那些食君俸祿的大清官員們（文化人）說些什麼呢？
大清官員也曾經不痛不癢地問過斯坦因：「你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們拿到歐洲去呢？」他們有權利阻止，也有能力阻止，卻不肯作為甚至不想作為，我們不去批判這些位高權重的文化人，卻來痛恨那個被余先生加了許多「太」的王道士，你覺得有意思嗎？
歷史地看，與其說王圓籙是作為當時莫高窟的掌管人而背上送走經書的罵名，勿寧說他是在為整個風雨飄搖的大清國的凋敝、民國的無暇顧及、以及近代的日益膨脹的民族自尊心而做了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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