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的博弈：啟蒙時代法國的公眾輿論
大革命史是法國史研究領域的經典主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革命史爭論，極大地推動了18世紀舊制度史的研究，使之成為此一時期史學變革的動力之源。
國家社科基金優秀項目「法國舊制度末期的公眾輿論與權威崩潰」（批准號為11BSS019），希圖追蹤史學前沿，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出發，審視1750年代以降法國社會整體的思想氣候的變遷，擺脫按照社會學或歷史哲學理論程式所作出的宏大敘事，重新評估「啟蒙與革命」的關係。
原文 ：《國家與社會的博弈互動：啟蒙時代法國的公眾輿論》
作者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洪慶明
圖片 |網路
啟蒙時代法國公眾輿論研究的興起
18世紀中期之後的法國，在絕對主義王權之外出現了一種絕對的抽象的權威——公眾輿論。它取代法國社會兩大傳統的權威支柱教會與王權，成為新的裁決力量。到1770年代，在諸如馬爾澤爾布、孔多塞和內克等諸多開明文人和政客的描述中，公眾輿論是「國民之法庭」（le tribunal de la nation），蘊含著全體國民理性一致的至高正當性。在本質上，它與絕對主義君權同構，是神聖的和統一不可分割的。
18世紀法國公眾輿論研究的興起，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革命史學論爭的產物，同時也構成此一時期新史學變革的一部分。筆者希圖追隨國際史學前沿，以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研究1750年代以降法國社會整體思想氣候的轉變。該研究的目的和意義在於：其一，擺脫傳統解釋按照社會學或歷史哲學理論程式所作出的宏大敘事——新階級、新社會登上歷史舞台的「零點時刻」，希圖更多地接近當時具體真實的社會情形，使歷史看上去更加豐富細膩。其二，擺脫過去觀念史的範式——僅對啟蒙大人物及其著作作哲學或美學式解讀，力圖關注整個社會的思想氛圍，有助於在解釋「啟蒙-革命」的關係時避免目的論的窠臼。其三，18世紀是「書籍的時代」，是知識信息傳播急劇擴大的時代，更是現代性觀念開始崛起為主流的時代，它直接接續著現代世界。研究舊制度時代的輿論爭奪及其背後主體的利益動機，研究公眾輿論給社會、政治運行帶來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對解決當今移動互聯時代面臨的問題和訴求不無借鑒意義。
執念於「公開性」的輿論氛圍生成
公眾輿論導源於國家與社會交集地帶的公共領域，是公眾對政治國家與社會博弈之中的意見表達。按照舊制度法國的絕對主義王權理論，君主是國家唯一的代表，絕對主義政治體系掌控下的社會不可能生成公共領域。但是，1715年之後，法國政治與社會的演進變化為公眾輿論的誕生提供了土壤。首先在政治方面，諸如宗教、財稅等一系列政治問題引發了精英內部越來越激烈的爭論和對抗；其次在社會方面，科學革命以降新知識新觀念的產生形成，伴隨著相對和平年代的經濟繁榮、文化與審美權力從（凡爾賽）宮廷向城市（巴黎）的轉移、書籍時代的來臨、識字率的提高，為輿論的發動和傳播提供了必要的機制。
在勤守「國王的職業」的路易十四治下，以凡爾賽宮廷為中心的「代表型公共領域」呈一時之盛，法國社會難以生成批判性的公共輿論。但是，1715年「太陽王」駕崩之後，他留下的沉重遺產，開啟了法國政治爭論之門。首先是1713年他要求教皇頒布的《烏尼詹尼圖斯通諭》，引發了持續半個世紀的宗教爭論；接著是18世紀中期爆發的財稅爭論，使王國政府與高等法院時常陷入激烈的對抗當中；繼後是1760年代的經濟、政治改革爭論。這些關係到現代民族國家和政府建構的重大問題糾葛在一起，導致了連綿不斷的「輿論戰」。這是因為，在面對具有天然優勢的絕對主義王權，以高等法院為核心的另一方，希望藉助社會公眾的力量作為對抗。1770年末至1774年的「莫普改革」，將爭論推至頂峰。在爭論過程中，與王國政府對抗的一方，藉助歷史闡釋，力圖證明高等法院與王權具有一樣久遠的歷史，是阻遏王權陷入專制的中間機構；或重新闡釋公法，證明代表國民利益的機構具有不可侵犯性。
爭論的話語衍生了新的觀念或新的概念。截至1774年，諸如國王已陷入專制主義、「國民主權」、召開三級會議以代表全體國民討論和批准政府的稅收政策法令，等等，連續提了出來。1787年危機再次爆發時，輿論的呼聲也再次「舊事」重提，最終導致了路易十六同意召集三級會議，從而開啟了革命的進程。僅就舊制度本身來說，政治爭論打破了絕對主義權力體系信息內部上傳下達和「不爭論」的模式，表明舊的政治模式及其附著的權威已然處於崩塌之中，一種執念於「公開性」的輿論氛圍已然生成，從而為革命實踐的政治模式奠定了心理基礎。
「輿論戰」為革命提供話語資源
任何思想都植根於它生成的社會環境中，通過傳播向社會逐層滲透，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精深虛空的哲學原則和理論說教，作用和影響可能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大。18世紀法國的主要傳播機制，如書籍報刊、沙龍、共濟會等，提供了「純粹理性批判」和「實踐理性批判」的必要工具，不僅信息在其中流動和擴散，而且它們運作的模式同樣有悖於絕對主義體制和等級社會的基本原則：沙龍是貴族與資產階級上層平等相遇的場所，倡導「博愛」原則的共濟會，其成員無論出身哪個等級皆是平等的兄弟。那麼，參與其中的主體是什麼人？公眾輿論基本的傾向是什麼？像其他各個時代一樣，18世紀法國的公共領域機制既有「涵括性」，也有「排斥性」，參與公共領域需要具備必要的條件，如教育、機會和動機。在教育發展和社會期望發展變化的情形下，文人群體以及利益攸關的高等法院界，是其中主要的參與者和發動者。社會公眾輿論面對的是壓倒性優勢的傳統權威——教會和王權。
18世紀法國印刷廠
長期的輿論動員必然影響社會成員的「表象」認知。儘管我們並不能斷定，肇始於1750年代的去基督教化進程以及君主的去神聖化進程，就是輿論動員的結果，它們可能更多的是17世紀以來的社會發展和情感變化的結果。但是，18世紀中期登上舞台的公眾輿論，無疑既是這個長時段進程的一個反饋，也推進和加深了這一進程。那麼，舊制度末期這種思想氛圍和集體心態的顯著變化，與1789年的革命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革命直接可見的起源是政治性的，即18世紀中期一直持續到1787年連綿不絕的政治危機，導致了作為社會唯一組織者和管理者的君主制政府體系和權威的崩潰。革命爆發之後會產生自身的動力，因為革命進程是一個權力重組的過程，原子狀態下的社會政治重構依賴於輿論的爭奪，而舊制度末期的「輿論戰」，為革命進程中的輿論競奪提供了話語資源。
公眾輿論與政治文化的轉變
筆者並未從社會學理論模式出發，將18世紀法國視為一個經濟發展和階級對抗升級、新興意識形態得以張揚的社會，而是從實際發生的歷史出發，闡明了1750年代左右在法國政治生活中誕生的公眾輿論，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截至1774年路易十五駕崩和「莫普改革」失敗）在法國政治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評估了公眾輿論在舊制度末年法國人集體心態轉變中的作用，分析了公眾輿論與革命之間的關係。筆者亦未重複傳統解釋背後的邏輯，即啟蒙思想動員為革命準備了意識形態的彈藥庫。相反，從具體而微的社會文化進程觀察，舊制度末期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變化，並非導源於啟蒙文人的創造和宣揚，而是與科學革命以來的知識更新有著非常顯著的聯繫，啟蒙時代是西方社會意識連續變化進程中一個顯見的高峰時段。
當然，現有研究成果也有不足。首先，對1760年代的財稅爭論（國內有學者新近出版的舊制度稅收特權研究有專章論及）、改革爭論（包括經濟的、行政的和軍事的改革）沒有作詳盡深入的研究。其次，研究截至1774年路易十五時代結束，因為到這個時候，後來革命利用的話語，如國民主權、三級會議等，已基本形成。但就啟蒙-革命的關係而言，1780年代尤其是1787年之後的公眾輿論可能更加直接，因此1787年至革命初期的公眾輿論和政治話語值得做另外一個課題。再次，歷史保羅萬象，過去發生的一切都是歷史。有些缺憾是時間與學力的緣故，有些則是因學科界限致論題難以整合而未有涉及，如同樣作為公眾聚集和信息流通場所的畫展、劇院乃至花園街道等方面。筆者企望繼續在這片園地里做些拾遺補缺的工作。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12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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