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季第2集：古典文化的「再生」：由神性向人性的轉換
原標題：第二季第2集：古典文化的「再生」：由神性向人性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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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Schubert：Zw?lf Lieder von Fr. Schubert<br>S.558 - Du bist die Ruh", D.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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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井中月
毋庸置疑，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隱含著種種神性意味。雖然，這一時期人文主義光輝燦爛奪目，但是，人們精神生活的主要內容仍然是「宗教式」的。可以講，人文主義思潮亦是基督教文化的一種體現，不僅因為基督教信仰從深層次上支持了人文精神的高揚；也在於人文主義運動的發起者和變革力量正是來自基督教化的人文主義者。我們甚至可以講，文藝復興是基督教文化(Christian Culture)的社會化產物。
威廉?莎士比亞最負盛名的悲劇巨著
《哈姆雷特》
《聖經》記述，人出自塵土，蒙受上帝恩典，被賦予神的形象。[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聖經?創世紀》第一章第26節]即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並使之成為萬物的主宰；人具有創造性和能動性，而《詩篇》正是對上帝創造和人性美善的讚美。莎士比亞（Shakespeare）在不朽的巨作《哈姆雷特》[（Hamlet），1599—1602年]中抒情詩般的對人進行了頌歌式的讚美，即「人，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傑作！在理性方面，是多麼高貴！在才能方面，是多麼無限！在形態和行動方面，是何等動人而值得欣賞！而在行為方面，又多麼像一個天使！在智慧方面，多麼像一個天神！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1]可以見得，莎士比亞對人的闡述與《聖經》中相關的基本教義一脈相承，二者不僅均指向最高境界和理想，也突顯了基督教神學觀與人文主義世界觀的高度契合。正如，布克哈特（Burckhardt）所言：「中世紀的神秘主義的迴響在這裡和柏拉圖學說合流了，和一種典型的現代精神合流了。一個關於世界和關於人的知識的最寶貴的果實在這裡已經成熟，只是由於這一點，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就必須被稱為近代史的前驅。」[2]
由此可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倘若想主張人文精神，便不能與基督教神學產生真正的正面對抗。從這個角度講，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精神與中世紀的基督教信仰精神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基於此，出現諸如安布羅吉奧?加馬多萊斯、尼科洛?尼利利、吉安諾佐?曼內蒂、德那多?阿奇亞佐利等既具有深厚人文學養又飽腹聖經學識的人便不足為奇了。而從精神層面來講，他們兼具人文主義者和禁欲主義者的雙重身份。
整體而言，「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個方面——內心自省和外界觀察都一樣——一直在一層共同的紗幕(在布克哈特看來，這層紗幕由信仰、幻想、幼稚的偏見織成，透過它向外看世界和歷史都籠罩上了一層奇怪的色彩)之下……」[3]即基督教神學在個人意識和公共理念中佔據主導地位。在義大利，這層紗幕最先落幕，此後，「對於國家和這個世界上一切事物做客觀的處理和考慮成為可能的了。同時，主觀方面也相應強調錶現了它自己；人成為了精神的個體，並且這樣來認識自己。」[4]人文主義者對完美的個人和多才多藝的通才的出現持有盼望；他們普遍流露出愛慕「古典文化」的集體傾向，並以「托古改制」的意識透析人性與社會本質。
義大利學者桑德拉?蘇阿托妮所著
《文藝復興：從神性走向人性》
與古希臘的人性發現，自然崇拜轉向人性崇拜和中世紀人性崇拜轉向神性崇拜不同，文藝復興可謂是一個由神性崇拜轉向人性覺醒的偉大時代。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作為「古典文化的『再生"」[（Renaissance），法語，1855年，由法國歷史學家朱爾?米什萊（Jules Michelet）①命名]，傳承了古希臘的「人本主義」（Humanistic）傳統，兼收並蓄了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宗教神學。另一方面，為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實證主義哲學及現實主義文藝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因此，平衡文藝復興時期人性與神性的關係成為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與文化的關鍵所在。
從現存的文獻史料來看，「人文主義」（準確地講「人文精神」）的歷史源頭可追溯到公元前150年的古羅馬時期，但是，古羅馬時代的人文主義深受基督教神學影響，因為古希臘羅馬的人文精神包含著鮮明的宗教精神。然而，經過人文主義對價值觀、世界觀、神學觀的重塑，最終確定了由「敬神」到「重人」的飛躍。教授人文學科的學者，其拉丁語為Humanista，德國教育學家尼特?哈默爾（Niethammer）將其翻譯為Humanismus，[（人文主義），出自《在我們時代的教育課程理論中博愛主義與人文主義之爭論》，1808年首版]並推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為典範的教育理想。英國思想史家阿倫?布洛克（Allan Bullock）②也認為，「無論人文主義者在其他問題上有什麼分歧，他們（諸如伊拉斯謨斯、馬丁?路德、梅蘭克東等）全都同意教育的重要性。」[5]在意識形態領域，人文主義作為歐洲資產階級的全新價值觀，成為反封建思想的理論武器。
英國思想史家阿倫?布洛克所著
《西方人文主義傳統》
美國神學家保羅?蒂里希所著
《愛的存在與勇氣》
在彼特拉克看來，古希臘羅馬人的智慧與基督教教義保持一致，皆篤信上帝，靜修人性，摒棄物慾。而人文主義者宣揚人性、崇尚榮譽、改造現實，重視實在的「此岸」世界，輕視虛空的「彼岸」世界；倡導從傳統的沉思生活轉向現實創造，把人類從禁欲主義（Asceticism）和「苦行僧」（Cenobite）式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與中世紀宗教神學以「神本」為中心奉神權至上不同，人文主義者堅持以「人本」為核心倡人權至上，反對禁欲主義、等級觀念；追求自由平等、科學理性。人文主義者與基督教神學所遵循的塵世服從天國、今生服從來世、君權服從教權、哲學服從神學、理性服從信仰等觀念亦有不同。正如，美國神學家保羅?蒂里希（Paul Tillich）所講：「文藝復興將塵世（Subcelesti）提高到天國（Heaven）的地位，肯定塵世並不比天國離神的本質更遠，斷言神的本質無所不在……相信塵世是進行有意義的創造性活動的場所，反覆出現在文藝復興時代種種烏托邦計劃中的對正義和人道的統治的承諾，這些都並非來源於古代，而是來源於基督教。」[6]但丁在（Dante）《神曲》中（Divine Comedy）敢於挑戰中世紀神學關於上帝是唯一客觀存在的說辭，堅定人的地位，通過理性引導，回歸天性善良，達到精神升華，實現自由意志和自然規律的協調統一。
義大利詩人但丁巨作
《神曲》
《神曲?地獄篇》
以羅馬帝國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被以日耳曼「蠻族」為代表的「野蠻文明」所摧毀。在基督教盛行的中世紀，神權政治在廢墟之上注入了重建新文明的精神動力。最具說服力的證明便是，從西羅馬帝國衰落到加洛林文藝復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新的文明獲得了創造動力和思想活力，並極大地促進了基督教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在中世紀拜占庭與哥特式藝術的聖母像[（Madonna），或聖像畫]中，瑪利亞的形象呈現出莊嚴、凝重、肅穆的氣氛；而在盛期文藝復興藝術中，則表現的愈來愈自然，聖母擁有更多的世俗女性的情感、母愛、人性等。與「人治社會」政權主導人權不同，「神治社會」則是神權主導政權，因此，在中世紀世俗政治與神學信仰的結合中，誕生了政教合一的特殊權力機構——羅馬教廷，也出現了「神性」壓倒「人性」的景象。
杜喬?迪?博寧塞納
魯切拉的聖母像(The Rucellai Madonna)
坦培拉（Tempera）
約450X290cm 約1285—1286年
義大利烏菲齊美術館
契馬布耶
寶座聖母像（The Madonna In Majesty）
木板蛋彩畫
約385X223cm 約1285—1286年
義大利烏菲齊美術館
喬托?迪?邦多納
寶座上的聖母（The Ognissanti Madonna）
木板蛋彩畫
約325X204cm 約1306—1310年
義大利烏菲齊美術館
拉斐爾?桑西
大公爵聖母像（Madonna del Granduca）
木板油畫
約84X55cm 約1504—1505年
義大利烏菲齊美術館
英國文化史學家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曾指出，「人文主義是對人和自然界的一次再發現，是對自然地回歸。」[7]作為一種全新的世界觀和信仰體系，人文主義是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倡導追求古典境界、精神、文化，重返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和諧關係，從而確證人的尊嚴和價值，不僅帶來古典文化的「再生」，也促使人性的復甦。
Christopher Dawson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
The Classic Study of Medieval Civilization
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中世紀文明的經典研究
然而，在16世紀原本高漲的人文主義思潮逐漸衰落之際，在藝術上，出現了矯飾主義（Mannerism）風格。印刷術的發展使得知識傳播不再完全依賴於人文主義者，經濟基礎的抬升縮小了階級鴻溝（封建貴族與富裕市民），在迎來「階級平等」時代的同時，貴族信仰趨於崩潰，公共價值逐步異化。在空前膨脹的個人主義潮流的推動之下，人們輕視宗教神學，道德思想敗壞，並不可挽回的走向墮落。一些人為滿足私慾，不擇手段，不顧輿論指責和正義審判。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
法國啟蒙思想家、文藝理論家德尼?狄德羅
狄德羅的沙龍評論在公共審美中起著關鍵作用，
預判著真正意義的藝術批評的到來，
因此，狄德羅被讚譽為「第一位真正意義的藝術批評家」。
當我們探討西方現代思想和文明時，始終無法避開希伯來文明，尤其是基督教潛移默化的對西方社會、文化及人性的塑造。諸如洛克與穆勒、伏爾泰與狄德羅、康德與歌德等人文主義者都受到基督教神學的熏陶。在中世紀和早期文藝復興時期，相比宗教神學的作品而言，世俗主題的作品則顯得寥寥無幾。恩格斯（Engels）認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虛幻的反映，人的映像。這個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個現實的人，而同樣是許多現實的人的精華，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個想像的形象。」[8]然而，恩格斯以人為中心評述神，存在較大爭議。不可否認的是，基督教的誕生正是以羅馬帝國對信仰的壓抑，平民的壓制，異族的壓迫為契機。而人文主義者主張的人與人之間的公平理念與精神自由正是承接《聖經》對人權、自由、博愛及宗教律令的誓言。
義大利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馬基雅維利
著有：《君主論》、《論李維》、《佛羅倫薩史》
馬基雅維利所著《君主論》
義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君主論》（公元1512年後文成）中主張國家應該限制教會的權勢，只允許其在精神領域發揮作用。在馬基雅維利看來，「只有以現實主義為原則，在人性惡的基礎上，運用狡詐和兇猛的政治權術，不擇手段的政治統治，才能讓君主博取政治利益，保有自己的國家，維護自身的統治。」[9]顯然，「君主論」③是典型的「帝王式」思維的產物，堪稱政治家的「終極指南」。在實施「君主制」的社會中，政治清明的理想，世俗人權的保障，社會正義的維護只能依賴「天賜聖君」。這與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反對神權凌駕於世俗權利之上的神學政治觀，及賦予人世俗權利的觀念大相徑庭。
義大利聖母百花大教堂
天堂之門
大門共有兩扇，每扇門上的浮雕作品均分為五塊，
取材於《聖經?舊約》傳說中的十組故事。
秉持人文主義精神的藝術家，反對中世紀的神學藝術觀，提出對藝術的探尋與理解要溯歸古希臘、古羅馬傳統，進而希臘的模仿((Imitation)理論再次成為藝術理論的核心概念。人文主義者吉爾貝蒂（Ghiberti）和阿爾貝蒂(Alberti)認為，藝術必須模仿自然，而繪畫根植於文本的再現(Representation)之中。塔塔基維茲(Tatarkiewicz)進而指出，「繼古希臘以後，文藝復興是摹仿理論的繁盛時期；古代創造了這個概念——文藝復興給予了更明確的闡述、提煉和區分。」[10]
雖然，人文主義彰顯著神性與人性的合一觀念，但是，與宗教神學相比，人文主義依然帶有鮮明的世俗色彩。不僅在於它繼承了古希臘人本主義哲學傳統，更在於人文主義思想強調人的地位、價值、尊嚴，以人為中心，而非以神為中心；肯定現實人生和世俗生活，強調理性，追求自由，顛覆了中世紀封建統治以基督教神學為核心的政治地位。人文主義反對禁欲主義，鼓勵人追求幸福生活和世俗快樂，反對基督教推行的禁慾苦行，忍受現實痛苦的精神說教，彰顯人的自然天性。提倡科學理性，反對愚昧無知，以獻身真理的慷慨精神挑戰神權中心主義。
義大利歷史學家丹尼斯?哈伊所著
《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背景》
義大利歷史學家丹尼斯?哈伊（Denys Hay）曾講：「歷史不會像神跡戲劇那樣突變。」[11]文藝復興和中世紀的文明差異，並非樹立了人文主義這一天然屏障。因為根植於希臘文明，發端於羅馬文明的人文主義一直存在不間斷的歷史連續性。只不過在中世紀神權的支配之下，人文主義處於被壓制的環境之中；而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再次重新崛起。
G?H?R帕金森編著
《勞特里奇哲學史：文藝復興和17世紀理性主義》
此外，人文主義思想與科學理性精神並非界限分明，也非天然分野，而是共同在一個相互博弈的平衡整體中達到社會秩序的相對「和諧」。英國科學史家丹皮爾（Dampier）認為，「人文主義者為科學未來的振興鋪平了道路」。例如，「16世紀的科學進步，部分要歸因於工匠（藝術家）著眼於技藝[（藝術(arts）]的理論基礎。」[12]而人文主義極大削弱上帝的神聖地位，過分抬高人的地位，膨脹世俗慾望。一方面，發現新大陸，拓展了人類的活動範圍；另一方面，也醞釀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危機。正如，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認為，自蘇格拉底以來，西方社會是一個不斷遠離神的榮光而走向黑暗的歷史。
文藝復興傳播了人文主義思想，把人從基督教神權統治中解放出來，不僅配合了宗教改革，也為啟蒙運動做了思想準備，對西方精神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影響深遠。人文主義者倡導人性解放和探尋真理的思想不僅預判著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愚昧思想而建立現代文明的初衷，同時也開啟了西方文明的嶄新篇章。
注釋：
①「文藝復興」作為一個歷史時期的概念，最早出現在朱爾?米什萊的《法國史》，用於定義15世紀義大利佛羅倫薩的文化。米什萊試圖將文藝復興獨立對待，以此界定為歐洲通史中的一個歷史階段，此後被藝術史和文化史學者普遍接受。
②布洛克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按照其性質來講屬於個人主義，因為出於對人的經驗、價值、尊嚴的堅持；並指出「北歐人文主義傳統是宗教改革運動最重要的源泉之一」。
③事實上，馬基雅維利主張建立溫和的民主形式的共和國，但他又堅持認為必須有強大的執政者，為此便不遺餘力的為當權者出謀劃策。1528年，卡斯蒂利奧內（Castiglione）的《侍臣論》則主要針對最高領導人以下的文官群體等其他政府官員，較之於《君主論》而言，《侍臣論》更符合新興民主國家政治權力協調運籌的需要。
參考文獻：
[1]【英】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譯：《哈姆雷特》[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2]【瑞】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603頁。
[3]同[2]，第139頁。
[4]同[2]，第139頁。
[5]【英】阿倫?布洛克著，董樂山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M].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6]何光滬：《文藝復興中的基督宗教與人文主義》[J].《人文雜誌》，2007年第1期。
[7]Christopher Dawson，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Culture: The Classic Study of Medieval Civilization，Image，1991.
[8]【德】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2頁。
[9]【意】馬基雅維利著，王偉譯：《君主論》[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
[10]李建盛：《藝術學：關鍵詞》[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8頁。
[11]Denys Hay，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
[12]【英】G?H?R帕金森編著，田平等譯，馮俊審校：《勞特里奇哲學史：文藝復興和17世紀理性主義》（十卷本，第四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7頁。
2017年8月第一稿 2017年12月第二稿
撰寫於中國油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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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顧 問： 郭 雅 希
Academic Adviser
Guo Yaxi
學術顧問
郭雅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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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臧 鵬
配音：柳懿洋
剪輯：孫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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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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