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進步與怪力亂神：雙面伍廷芳
撰文：張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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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祖籍廣東新會。1842年出生於新加坡。1845年被帶回廣州生活。1856年進入香港聖保羅書院學習，1860年在香港與人共同創辦《中外新報》，1874年進入倫敦林肯法律學院攻讀法學，1877年獲大律師資格，同年返港，成為香港法庭執業律師，1880年起出任香港立法局議員。1882年辭職離港，任李鴻章幕僚，長達14年之久，參與中法談判、馬關談判等。1896年、1907年兩度被清廷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及古巴公使。1903年起，與沈家本共同主持法律改革。1911年辛亥革命後，支持南方革命政權，出任中華民國政府外交總長,代表南方革命政權與袁世凱方面議和。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伍廷芳賦閑滬上。袁世凱稱帝，伍廷芳公開反對。袁世凱去世之後，伍曾就任黎元洪內閣的外交部長、段祺瑞政府的內閣總理。1917年赴廣州參加護法運動，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廣東省長。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伍廷芳驚憤成疾，6月23日逝世於廣州。孫中山頒布總統令為他舉哀，國民政府為其舉行國葬並塑造銅像，以紀念他對民國政治的貢獻。這是研究比較充分、我們比較熟悉的伍廷芳：一個受過先進的現代教育、西式教育的法學博士，歷任清廷駐外公使、民國政府的外交部長、司法部長、財政部長、代理內閣總理，參與和主持過諸多有重大歷史影響的談判，既是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的外交家，也是一個深度參與重大事件的政治家。這些印象還可以從《伍廷芳集》所收的諸多公牘獲得印證。總之，無論怎麼看，他都是一個「現代的」「新式的」「啟蒙的」「進步的」人物。
然而，這不是事實的全部。還有另一個伍廷芳，一個被進步史觀遮蔽的伍廷芳，一個有點「迷信」、有點「落後」、有點「怪力亂神」的伍廷芳。在《中華民國史·人物傳》中，對伍廷芳的介紹，涉及這個面相的伍廷芳，僅一筆帶過，只談及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的五年時間裡，伍廷芳「在家中研究靈學、養生學，攻讀儒、佛、回諸書」。並提及張勳復辟時迫使黎元洪解散國會，黎元洪要求時任代理國務總理的伍廷芳副署此一命令，並威脅伍的人身安全。伍廷芳斷然拒絕，說道：「我研究靈魂學頗有心得，不副署這道命令，充其量不過一死而已，死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透過這一事件大體可見，這一個伍廷芳在精神上支撐了另一個伍廷芳。關於伍廷芳的靈魂學說和證道學，丁賢俊、喻作鳳所著《伍廷芳評傳》有所論及，但所依據的文獻僅《明道會要旨》一種，並定性為「一部分封建勢力的代言人和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懷著悲天憫人的初衷，謀求拯救人類的荒謬說教」，其史觀體現出相當強的時代局限性。鄭國、泮君玲曾有專文考察伍廷芳的靈學，作者似未發現伍廷芳關於證道學的著作，因此其論述主要基於當時報刊報道以及他人關於伍廷芳的記述，對伍廷芳證道學的內容並未進行系統性的梳理和論述。為了更為充分地理解一個飽滿的、立體的伍廷芳，我們有必要系統考察伍廷芳少為人知的這一面相。更為重要的是，本文力圖透過伍廷芳來理解時代的「兩歧性」，理解近代歷史上祛魅與復魅的二重奏。
實際上，宗教很早就在伍廷芳的人生旅程上打下了烙印。其母親為基督徒，其岳父是繼梁阿發以後的第二個華人牧師。少年伍廷芳居住在廣州郊外時，常往附近的基督教堂聽佈道，漸漸熟識英國牧師晏惠林，從他那裡了解到歐洲的政治、文化，學習英文，並被他推薦給在香港的牧師白利安，從而得以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後前往倫敦留學，據稱也是受基督教會的幫助。我們雖不能確定伍廷芳是否受洗為基督徒，但他和基督教牧師、教會的長年交往，據此推斷他對宗教比較有興趣，有較深的了解，當不為過。據稱，伍廷芳在40歲以後常年茹素，研究「衛生學說」，但所參閱古籍都是「道家修鍊語」，不得其門而入，及至出使美洲之後，與飽學之士多有交流，方有心得，且著有《延壽新法》一長文，把道教養生學說和現代醫學知識糅合在一起。他堅信自己可以活到二三百歲。在紐約結識的一名為康洛華士的西人，曾向他表演靈魂照相術。這一經歷顯然給伍廷芳造成了相當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回國多年後，伍廷芳仍常信誓旦旦地對人講述這一經歷。傳言他自己也熱衷於靈魂照相術，收藏有不少他本人與鬼魂的合影，在演講中曾公開展示，在西湖博覽會中陳列過一張。他每晚就寢前必靜坐一小時。據其自述，其靜坐時曾感覺「思慮全消，覺得臟腑澄清，身軀輕了大半，極似漂浮空際，羽化登仙」。多種材料表明，伍廷芳深信自己是真的多次遭遇了鬼神，且有出神入定的體驗。我們似可理解為這是他的宗教體驗。據稱，伍與人聊天，好談鬼，常喜「發揮靈學心得」。
伍著有《靈學日記》《鬼友夜談錄》《鬼的世界問題》等，據稱，《靈學日記》厚厚一冊，從民國八年（1919年）四月起研究靈學的一切心得，統統記錄在冊；《鬼友夜談錄》均為其本人一生與鬼交談的記錄。上述諸種文獻，惜均毀於陳炯明叛變時導致的總統府火災。所幸，他晚年關於證道學的幾種著述和譯著，仍得以存世。伍廷芳於1922年去世，次年上海證道學會即出版Dr. Wu』s works on Theosophy(伍廷芳證道學說》)，共154頁，其中包含4種圖書，分別是語錄體的Dr. Wu』s Dialogues on Theosophy(《伍廷芳證道學問答》)，《證道學會要旨》《證道學指南》及《因果淺義》。其中，雖然《因果淺義》為譯本，但因為伍廷芳本人甚為信奉這套學說，且其譯文和夾注中透露出伍廷芳許多自己的見解，所以也可以用來理解伍廷芳對於證道學的理解，可以從中察知伍廷芳重建天道信仰之用心，並藉此了解其所在時代的別樣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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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sophy（證道學，今通譯神智學）一詞始自古希臘，由表示神的theo-和表示智慧的-sophy合成。證道學成為一種有廣泛影響的宗教思想，始自1875年。是年10月30日，俄羅斯人波拉瓦茲夫人（Madame Blavatsky，1831-1891）及美國人歐爾克（Colonel Olcott）在紐約共同創建Theosophical Society（本文沿襲伍廷芳的譯法，譯為「證道學會」）。據稱，學會剛成立的時候，研究的重點是靈學，尤其是埃及的神秘主義。不久轉向印度神秘主義。1878-1879年，兩位創始人移居印度，證道學會總會也隨之遷往印度阿迪亞（Adyer），迄今仍存，並在加拿大、美國、新加坡等國設有分會。證道學淵源於靈學（Spiritualism），旨在研究世界上諸多宗教、哲學和科學，發現世界的最高真理。證道學會的徽標之下有一箴言：「There is no religion higher than truth.」（譯為「無高於真理之宗教」。）在總部遷往印度之後，證道學會研究的重心落到亞洲宗教，尤其是印度教、佛教，從而證道學的思想資源也明顯染上亞洲色彩。
證道學會
伍廷芳應該是在第二次出使美洲期間（1908-1910年）接觸到證道學的。伍自稱在美國購買閱讀了證道學的相關書籍，「見其論證甚廣，地球如何創成，人類如何發始，將來如何結果，人生在世應如何做事，人死後若何，陰間景況若何，發明前人未明之事，確有證據，非向壁虛造、侈言神怪之比，故深信其道」。但伍廷芳到底什麼時候在國內成立證道學會，尚未見確切證據。張禮恆教授在《伍廷芳傳》所附伍廷芳大事年表中稱，伍廷芳1910年8月「稱病請假，寓居上海，自號『觀渡廬老人』，沉浸於靈學研究，欲『集旅滬中外明哲之士，立天人明道會，冶儒佛耶回諸教精義於一爐』」，但遺憾的是未註明這一信息的出處。1916年3月12日，伍廷芳在上海尚賢堂演講，各種報刊均稱其為「通神社伍廷芳」。1916年8月16日，伍廷芳受江蘇省教育會邀請講演「通神社事」。不過，現有證據難以判斷此「通神社」是指印度總會還是中國分會，因此不能確定「通神社」是否於1916年即已在中國成立組織。然而，1920年11月12日，《申報》的報道中就明確說明「上海道德通神會請伍廷芳博士在海寧路新愛倫戲院演講生死之理」。另有時人記述，1920年伍廷芳時居上海，提倡道德通神學，每周四邀請中西會友聚集於其家，「研究各宗教之實理、天地間深邃莫名之秘理、人身中之蟄能」。由此可以推測，上海道德通神會的成立，最早在1910年，至遲在1920年，伍廷芳是核心人物。Theosophical society，伍開始譯為「通神會」，是根據當時的英漢字典。伍廷芳擔心人們望文生義，誤以為旁門左道，特意添加「道德」二字，譯為「道德通神會」，以「表明宗旨正大」。然因又有人質疑，「通神」二字並不確切，遂改為「天人明道會」，再改為「證道學會」。「通神」「天人」「明道」「證道」等字眼，均透露出該會的宗旨在於溝通天人、溝通神聖與世俗，因而帶有很強的宗教色彩。「道德」二字，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避瓜田李下之嫌，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伍廷芳發起證道學會的動因。
眾所周知，宗教信仰在現代遭遇的主要挑戰是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即科學對世界萬物的重新解釋，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超自然解釋的必要性，使上帝「失業」了。伍廷芳及其證道學要在世俗時代重新論證宗教信仰，論證神聖存在與世俗世界的關係，必須要處理宗教與科學的關係。
首先，伍廷芳指出，「科學教育」的短板在於「無約束人心之能力」，而這正是宗教信仰之所長。「各國設立學校，厲行科學教育，醉心功利，競爭生存之說深入人心，歷有年所。究之，歐戰不能弭，海牙仲裁裁判不能實行，只緣科學教育之實際，力量薄弱」，具體而言，「歐洲自厲行科學教育以來，不免流弊，一方面助成黷武主義之發達，一方面增長個人之慾念，卒釀成近年歐戰，為世界空前之大慘劇」。與此同時，伍廷芳也清楚地看到，「科學自身，本無善惡之可言」，關鍵在於人們本著怎樣的德性去運用科學，因此科學並不應該遭到責難，也不應拒絕。以我們今天的話來說，科學是價值無涉的，是道德中立的。伍廷芳強調的是科學的局限性，即科學本身無約束人心、培育道德之功能。而這，正是宗教信仰之所長。「宗教教育實行，有範圍世界之功能」，「宗教教育擴張之後，堪以轉移人心，教化世道。」伍廷芳指出，世俗的是非善惡「苦無一定之標準」，「甲之所是，乙之所非，此以為善，彼以為惡」，皆因「人類缺乏中心之信仰」，「大道不明，信仰不專，人心無一定之維繫」，總之，「人為之政治法律風俗習慣等」（世俗秩序）雖為約束人心、陶冶德性而設，但「為力至微」。因此，「返本求源」之法還是要「竭誠於宗教」。「宗教者，勸人為善，所以濟政治之窮。」正如格爾茲所言，因為世俗秩序永遠不可能達致絕對的公平，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君子受厄」「惡人得福」的現象，所以訴諸於神聖秩序，有助於維繫人們對道德秩序的信心。
至少對伍廷芳來說，證道學（theosophy）與靈學（spiritism）一樣，都是針對世俗化、科學主義而起的，意在拯救人的精神性、靈性、德性。在他的描述中，「上帝」對現時代的判斷是：「今日世界人類，均向形質實事上用心者居多，寶愛錢財，鄙棄道德，懵然不知身外更有身，世界外更有世界，人外更有鬼神，皇上外有天帝。」因此上帝才揀選俄羅斯婦人波拉瓦茲夫人傳揚證道學說，勸誡世人。伍廷芳自己對當時中國的情形的判斷與此類似：「近觀吾人，亦皆以目前物質為心，無所信仰，置仁義道德於不問，故以二千餘年儒釋佛老之教，一切視若迂腐之論，以致上下交征，有危祖國。」他又說：「人為萬物之靈，有理想，能判善惡，能自強自衛，能制百物，巧奪天工，如飛機、潛艇、留聲機、攝影機、無線電、千里鏡、顯微鏡、無線電話諸巧物，人可謂靈機矣；至於科學一途，如幾何代數、物理格致、化電星光、催眠術、靈子術、長生術諸術，無一不盡研究，精益求精。世界中有形有象之物，幾無一不了如指掌。而於道德一道，不加考求，神鬼之事，視若無有，甚者至不信天地、上帝。後至十九世紀之末，歐洲諸國有博學者，見天下有形之物，發泄殆盡，乃轉而向無形中用工，於是始行研究鬼學，西曰spiritism（引註：靈學、召魂術），及諸不明之事，其名曰occultism（引註：神秘主義），繹其意，謂秘理。」列舉近代種種科學技術、形下之學的大發展，不過是為了說明其局限性，同時反襯形而上之道德、靈性等急需獲得深入研究。而靈學、神秘主義側重靈魂照相術、與鬼神的溝通之術、催眠術、對人的潛意識或潛能的發掘等實踐技能。證道學包含這些內容，但道德關懷更重，側重利用多種知識資源來證成靈魂不滅、善惡果報等大道。以伍廷芳的說法，「與鬼神往來交通，或見鬼神，此亦是證道學之一部分」，但證道學是「窮理盡性之學，非專以見鬼神而設也」。
其次，伍廷芳還相信，科學知識有助於證成宗教信仰。「證道學非是一宗教，惟各教皆本之於真道，證道學亦由真理而起。故證道學雖非宗教，而實包藏哲學、宗教及科學於其中。」證道學廣泛調動宗教學、哲學、科學等思想資源來論證對神聖存在、超越世界的信仰。伍廷芳宣稱，證道學「對於各物之研究及考察，皆用科學方法以推究其原因結果」，但最終要闡明的乃「生命之科學、靈魂之科學」，「推明生命之道，發達心內靈機，俾得察視藐微，直接覺悟真理」，因而相較於自然科學（「物質科學」）「尤進一步」。證道學雖然依靠科學的支撐，但又超越於科學，因此，伍廷芳對宗教信仰的證明，並不純然依靠科學，也不拘囿於科學。以時人的說法，是「博通三教，無軒輊之分，至奧妙之處，又以科學證明之」。科學於他雖往往意味著正確、確切的知識，但只具有工具性的意義，並不意味著絕對的真理。在回答證道學與道教孰優孰劣時，他的問答是：「證道學中之修性、修命、鍊氣、煉神、外功、內功，實與道同，老莊已道盡矣。不過老莊之時，未有科學證明，今日證道學，設於二十世紀之時，得科學證明之故，似優而實非。」由於相信世界萬物遵循同一個「道」，最高的「真理」只有一個，無論是科學的真理，還是形形色色的宗教的真理，也許在表面上、具體枝節上有所不同，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相互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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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很早就參加了宗教對話的實踐。自1903年起，伍廷芳就深度參與了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主持的尚賢堂的活動，擔任董事，提供經濟資助，發表演講，組織討論。尚賢堂的一大宗旨就是開展不同宗教之間的對話，聯合各教、舍異求同，它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宗教對話平台，當時基督教、儒教（孔教）、回教、佛教、道教各方的主要領導人物都曾參與尚賢堂的活動。證道學的宗旨與此甚為接近，也志在破除宗教之間的隔閡與衝突，且護衛宗教信仰，因此伍廷芳服膺證道學，其來有自。
在伍廷芳看來，證道學力求闡明的是神人、死生、靈魂肉體等等關係，歸根結底是要窮究天與人之關係、神與人的關係、神聖存在與世俗事務的關係：「世界宗教，其原皆出於天。其所研究主張之理，即天與人關係之理也。若泛言天道而忽略人事，或徒論人事而蔑視天道，均不能以天道管攝人事，及以人事證明天道……談天道者必須有統系，有證據，以科學之條理，求大道之指歸，切於人事，當於人心……天道人事一以貫之，到此境界，謂之天道人道均無不可」。歸根結底，證道學所證之「道」，是貫穿天人、神人、神聖與世俗的道。雖然沒有宗教儀式，不拘囿於某一固有宗教傳統，但證道學顯然是具有濃厚宗教關懷的一種思想學說（「其是宗教，由於追明天道之後，再指明捷徑與吾人，使吾人早達清楚超升之目的」），證道學會也往往被視為一種宗教團體。
伍廷芳特意指出，漢儒董仲舒所謂的「天人之際甚難明也」，正是證道學要力求闡明的對象。這表明，本土的天道信仰，也是伍廷芳證道學的一個關懷所在。另一個證據是，1914年，尚賢堂在北京召開「萬教聯合大會」，伍廷芳作為「孔教」代表出席並發言，也可見儒教、天道信仰之於伍廷芳，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不過，要注意的是，伍廷芳關心的卻並不僅限於中國本土的天道信仰。此「神」、此「道」、此「天」，並不是某一特定宗教的神聖存在，而是普遍意義上的神聖存在。伍廷芳認為，佛教、儒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教旨「皆原於天而證諸人」，「所發明者，在乎天人之際」。他相信，「天與人關係之理既明，則人生觀可以確立，理得其真，心有所主，物我一體，為善最樂。一切功利競爭之說，迂僻詭異之行，國家種族畛域之見，不能重擾吾人，世界於是大同矣」。證道學具有鮮明的普遍主義色彩，它認定所有的宗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力圖超越具體宗教派系之間的衝突，超越國家、種族等界線，追求世界大同。在伍廷芳看來，證道學是「天人相見之指南，世界大同之導引」。
在伍廷芳看來，世界諸種宗教都著意於神聖與世俗的關係（「天人關係」），且都教導人為善去惡（「千差萬別之宗教，無非教人為善之一念」、「各教皆有勸善懲惡之利益」），更重要的是，諸種宗教同出一源：「上帝派諸大聖賢，次第誕生，創立各種宗教。如中國之孔孟，組織孔教，率天下以仁義；釋迦牟尼、如來，組織佛教，率天下以慈悲；乃至耶穌、天主、默罕默德、婆羅門等各聖賢降生各國，其大旨要以勸善為方針。為賞善罰惡起見，特發明因果說，使知為善得可愛果，為惡得非可愛果。」如此，則把諸種宗教都追溯到同一神聖存在——上帝。此一上帝並不能簡單等同於基督教的上帝，而應理解為所有宗教共同的至上神，一個共同的「造物者」。「造物者，天下之大神靈。英人號為God，即耶穌天主；儒教之所謂上帝也；佛教之所謂佛也、世尊也；道教之所謂鴻鈞也、玄始也；回回教、拜火教亦各自有其名號也。其名雖殊，其為天下之大神靈，則一也。」在他的描述中，證道學會創始人波拉瓦茲夫人「知天下諸教本自一原，教主之心本於一善，無非以教人、救世為宗旨，實無端可爭，所不同者，在於禮節上而已。於是天下為一家，合諸教為一理之心遂萌」。這種會通天下諸教，「合天下各教為一家」的追求，一方面是對全球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是對宗教紛爭的回應。
不過，在證道學中，處於最高位階的，並非人格化的「上帝」，而是非人格化的「道」「天道」。從而，神創論在證道學中是缺位的，這一點與亞伯拉罕三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有著明顯的區別。因為，人格神是「道」的派生物，「此大神靈，亦由道而有」，「各教皆由天道而來」，「世界各宗教，皆系真道一部分之表示」。「證道學之英國名，是天理或天道，亦是窮理盡性之學」，「證道學者，實是學天道」，「吾人乃實向天道做功夫」。究其根源，主要是因為證道學雖為歐洲人首創，但其思想資源卻主要來亞洲的宗教傳統，證道學會總部遷往印度之後，其任務之一是 「窮究亞洲文教及理學」；其次則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對歐洲文化的信心大為衰落，並轉而從其他文化傳統中尋求思想資源。對此，伍廷芳有一段陳述：「今日大戰之後，歐洲知進於科學、退於精神之害，故德國有發起每星期演講儒與道二次，而法國又多繹佛經及社會，各國實行佛與道之大同。加以證道會在在世上多至八千餘處，獨美與英二國之地，多至七十餘處。其中所教之理，大半是道與佛。」
儘管諸神同一、諸教同源，種種具體宗教之間仍然存在著諸多差異。究其原因，一是因為「聖人立教，皆視世人根性之現狀，以定教化之標準」；二則是因為教徒不良，謀權謀利，變本加厲，導致宗教衝突。總之，「世界宗教，如大樹之枝葉，枝雖不同，而樹無異」，「各教之表面不同，而基礎之真道則一也」，「聖人無二心，天下無二理」。基於這樣的理解，證道學會「力主寬大，不執一教，不舍一教」，「合天下各教為一家」。不僅如此，各種宗教皆可藉助證道學闡明的事理之支撐和證明，「證道學會以真道為體，而真道又為各教之基礎，非一教所能獨有也……宗教藉證道學證明其經文之隱義，益令人信仰」。
綜上所述，證道學著意的並不是捍衛或證成某一特定的宗教，而是要論證，有神論和宗教信仰是成立的。一方面，它接近於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學，二者產生於一時代、同一語境，均志在無所偏曲地理解世界各宗教傳統。另一方面，它與現代宗教學又有所不同，後者往往預設宗教是人類回應生存環境的思想產物，簡言之，「神乃人造」；相較而言，證道學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更接近於基督教神學，志在論證超越存在之實有，神聖秩序之公正，其矛頭所向，是無神論，是無信仰的狀態。而這，也正是伍廷芳晚年的中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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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迄今所見材料，難以清楚知曉證道學會規模如何、成員有哪些人。但伍廷芳多次公開演講靈魂、證道學等內容，聽眾甚多，也可見這些思想學說頗有市場。1916年3月12日，伍廷芳受邀到上海尚賢堂演講身體與靈魂之關係，聽眾達數百人。1916年8月16日，伍廷芳受江蘇省教育會邀請，在該會補習學校講演「通神社事」。據報道，伍廷芳主要演講「人能永久不死，所死者軀殼，而不死者靈魂也」，他歷述靈魂永久存在之種種證據，講述他在美國時與鬼談話之經歷，並出示身後有鬼影的照片三張，令聽者傳觀，「聽者二百餘人，座為之滿，滬上名流大都聯袂而至，車馬盈門，洵一時之盛會也」 ，「滿座鼓掌如雷」。1920年，伍廷芳「在海寧路新愛倫影戲院演講生死之理，聽者至一千餘人至多」。民國佛教巨擘太虛法師曾專就此演講做過詳細的記錄，儘管他並不完全同意伍所講的內容，但承認「亦為善言」。太虛法師曾舉伍廷芳為例，來說明修禪定者能見常人所不能見之物，「如伍廷芳稍有修養，預計在夢中作何事或見何人，後來亦能做到」。可見他相信伍廷芳真有超出常人的神通。
伍廷芳於1922年去世之後，證道學會偃旗息鼓，但1924年，上海有人繼承伍廷芳遺志，重建證道學會黎明社，並出版了伍廷芳關於證道學的遺著，創辦女校，開設講堂每周公開演講證道學，建設圖書館對公眾開放，創辦發行《證道學月刊》。1928年7月15日，太虛法師赴歐美傳播佛法之前，聽說證道學會盛行歐美，還專程訪問上海南京路別發洋行樓上之證道學會，與其圖書館主任甘伯爾（H. B. Compell）交談數十分鐘。1927年，伍廷芳去世四年之後，上海還有人在扶乩中請伍廷芳「現身說法」，以新舊學說解釋「扶乩的原理」。1943年，一貫道崇華堂重印的《一貫淺說》中還收《伍博士演說道體》一文，「為伍博士與一貫道徒講道時的問答語錄，所討論的問題有：一貫道的意義，無極太極的道理，崇華堂中使用的工夫——靜坐，性與天道等」。可見伍廷芳及其證道學、靈魂學說、靈魂照相術等，在其生前有相當的影響，在其身後仍有迴響。
伍廷芳的證道學頗具時代典型性，它是在全球化時代回應文明衝突、開展宗教對話的一種方式，同時代表了一種在世俗時代拯救神聖存在、重建天人關係的努力。以伍廷芳的話來說，它一方面是「世界大同之導引」，另一方面又是「天人相見之指南」。首先，證道學與宗教學均發端於19世紀西人殖民拓展的時代，海外殖民活動帶來了宗教衝突、文明衝突，催生了客觀理解不同文化傳統的需要。人類學、宗教學、證道學均產生於這一歷史背景之中，均旨在回應這一時代需求。作為一個活躍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家、法學家，伍廷芳對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宗教傳統有實際的接觸和體會，有比較平等、比較客觀的態度，加上傳統「理一分殊」「道通為一」「天下無二理，聖賢無二心」的思想預設，這使他易於認同證道學「諸教同源，諸神同一」「不執一教，不舍一教」的開放態度。其次，證道學有著鮮明的有神論立場，力圖論證世俗道德秩序有神聖存在的保障，顯見是對科學主義和世俗化浪潮的回應，是一種復魅的衝動。曾擔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伍廷芳，感嘆裁決難以執行，感嘆「政治之窮」，感嘆世俗道德秩序的不足，感嘆世俗教育對人心和道德的約束不力，因而其證道學寄望於神聖存在對世俗道德秩序的保障，正符合他「宗教者，勸人為善，所以濟政治之窮」的理解。
（作者授權刊發，內容有刪節，注釋略去。原文《伍廷芳證道學研究》刊於《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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