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70後」的書寫主題與敘事策略

在中國當代文學的代際視野中，「70後」歷來比其他代際遭遇了更多的冷落、質疑、隔膜和誤讀，一種來自歷史和現實本身的曖昧混雜將這代人棄擲於「夾縫」「低谷」而使其文學價值的呈現成為一道「難題」加「謎題」。有研究者敏銳地注意到了發生在「70後」身上特殊的「代際生存的尷尬」和「代際焦慮」問題，指出其既有的「創作實績」被有意虛置，現在應當正視這個代際命名，摒棄泡沫式酷評，以學理化眼光在「70後」中「遴選出優質的作品」，逐步完成其「經典化」過程。a這一論述客觀而具有合理性，它是在代際的多維視野中，結合當下的文學問題和批評狀況而發聲的。

近年來，在「70後」持續不斷的自我突破和超越之下，其被忽略、被遮蔽的失衡與緊張狀態正在得以緩解。2017年堪稱「70後」的長篇豐收年，徐則臣的《王城如海》、石一楓的《心靈外史》、李師江的《中文系2：非比尋常》、李駿虎的《浮雲》、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艾瑪的《四季錄》、鬼金的《我的烏托邦》、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喬葉的《藏珠記》、魯敏的《奔月》、梁鴻的《梁光正的光》、阿乙的《早上九點鐘叫醒我》、馬笑泉的《迷城》等先後出版或發表，部分作品以單部的高品質引發了文壇的反響，使其連帶的「70後」話題再次進入批評界的視野。這種近乎「群涌」和「井噴」式的局面並非突如其來，而是一代人長達數年的文學堅持與思想積澱的結果。

面對這種無法迴避的豐贍，「70後作家已成長為文壇中堅」的聲音開始出現，其個性鮮明的創作風格和人文情懷開始得到承認。這表明，一個為這代人進行美學「正名」的契機正在生成，正在來臨。作為在當代中國成長起來的親歷者與見證者，這代作家如何從內部對現實生活進行「深描」和「塑形」，建構起「當代中國」的整體形象，是其亟需完成的「終極命題」；而如何理性客觀地重新認識「70後」的文本與藝術價值，賦予其在歷史和文學史序列中應有的位置與意義，則召喚著更加廣闊、深入、多元、具有學理性和跨學科視野的研究。

一、傳統化寫作的承接與拓展

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沒有一個代際能夠像「70後」這樣，「生逢其時」的以自己的生命歷程丈量著「中國」在傳統－現代、城市－鄉村、集體－個體、本土－世界等兩極之間遊走變遷的長度與難度，這決定了他們的寫作不可能是單向度的、單薄的，而是鑲嵌著、疊合著來自於中國傳統、民間倫理、西方文學、都市文明、資本邏輯、消費主義等不同層面的豐饒質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這種蕪雜性和豐富性所帶來的多維度、多面向、多層次，讓批評家和研究者難以從中提取到「共性」的特質和概念，從而使得這代作家長期處於無法被命名和合法化的灰色地帶。

此處所說的「傳統化」並非復古，也非復舊如新，而是一種客觀存在的歷史局面在與寫作主體相接相融之後糅合而生的文學形態。「70後」出生、成長和成熟的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正是中國的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交叉重疊的轉型期，他們的生活、教育、觀念、心性、文學探索，都不自覺地余留下了某些「傳統」的痕迹，也因此獲得了作為「最後的文人寫作」的唯一性歷史契機。

這種傳統化寫作在「70後」的敘事文本中表現為，他們依然葆有對中國文化、中國文學歷來有之的「鄉土社會」「禮治秩序」「安土重遷」「親緣血緣」「哀民生之多艱」等社會性題材的敘述動力與溫情暖意。比如魏微，作為最早在純文學領域為「70後」贏得學界認同的代表性作家，其文字、情感與價值立場都有著極高的辨識度。她在《家道》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說真正的窮人「實在要高貴平靜得多」，「說到他們，我甚至敢動用『人民』這個字眼」，可以說是「70後」在「底層」「民生」認知上最為相素莊嚴的態度。黃詠梅的《路過春天》《負一層》《騎樓》《把夢想喂肥》《小姨》對城市殘疾者、卑微者和邊緣者殘酷生存形態的展現，田耳的《衣缽》《一個人張燈結綵》《金剛四拿》《天體懸浮》對道士、輔警、鄉民、「大哥」的日常化書寫，滕肖瀾的《美麗的日子》《星空下跳舞的女人》《城裡的月光》《去日留聲》對上海小市民瑣屑生活的貼近關注，都關乎人生無盡的奔波忙碌、辛勞苦厄。作家清醒地看到並一再確認著人生之苦、人生之難，卻沒有陷入怨恨的泥潭深井，而是以溫柔敦厚之心和純樸中正的情懷化解著人間困境，靜默自洽地縫合著都市生活繁華表面下的罅隙和裂痕，充分呈露出了這一代人古典而彌新的人文主義情懷。

「鄉村」是中國人的古老家園和精神寄寓。從五四鄉土文學開始，中國作家以自己的經驗、領悟和方式在「故鄉」和「他鄉」的往返之間尋索著別樣的人生可能性，這種敘事模式在社會學、文化學和知識分子書寫譜系裡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價值：「它既表明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鄉土中國』『在』而『不屬於』的關係，更揭示了人在『飛向遠方、高空』與『落腳於大地』之間選擇的困惑，以及與之相聯繫的『衝決與回歸』『躁動與安寧』『劇變與穩定』『創新與守舊』……兩極間搖擺的生存困境。」對於「50後」「60後」來說，鄉村予以他們更多的是匱乏、荒蕪和凄涼，他們重點書寫的也是這布滿創傷和缺失的黯淡記憶。對於出生於城市的「80後」來說，這樣的生活遙遠而陌生。而「70後」，既有生於斯長於斯的經驗，也有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的眼光與視角，這使得他們能夠以深切的感悟和廣闊的思考去書寫鄉村故土的往昔與現實。一方面，他們以「新/舊」的雙重性呈現出了對既有文化和倫理的辯證式繼承，另一方面也在時代的巨變中融入了這一代人對鄉土、田園、山川、親人的理解與體悟。李師江的《福壽春》以文白糅合的風格激活了鄉村的風俗和時令之美，付秀瑩的《舊院》《惹啼痕》《陌上》工筆勾描出了鄉村那與萬物的呼吸相融合的自然景緻與綿密人情。這些「記憶的鄉愁」是「中國的鄉愁」，它們流淌著、複寫著中國人稔熟的人間詩意和古老情致，與中國傳統的「山水詩」「田園詩」「牧歌情調」等文化氣度完成了融洽對接。

與此同時，「70後」也注意到，在現代化的介入與衝擊下，中國鄉村正在大面積地流失作為根之依附的傳統秩序和規範，因此，他們的書寫里也帶有深切的觀察和嚴肅的思索。梁鴻的「梁庄」系列、袁凌的《青苔不會消失》和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都是非虛構作品。通過不同的視角，他們對正在遭受創痛喪失的「天聾地啞」的親人鄉民予以了最為痛惜和摯愛的講述，也不乏清醒理智地對如何挽回「鄉土中國」生命力給出了具有社會學意義的嘗試途徑，如黃燈提出的親人互助、「非遺文化」的引入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緩解農民無所依憑的精神現狀。在虛構作品中，作家則以豐富的想像、激烈的衝突和具有戲劇性的情節轉換，將鄉村、村民、土地的現狀展現得跌宕起伏。肖江虹的《百鳥朝鳳》《懸棺》《家譜》在厚重的歷史、家族關係與民俗文化層面上，展開了對鄉村在今日世界中何去何從的彷徨、孤獨與迷茫；盛可以的《淡黃柳》《歸妹卦》《時間少女》講述了美麗柔弱的鄉村女孩如何在命運的窄徑上努力掙扎的幽暗絕望，生動並富有象徵意味地勾勒出了當下中國鄉鎮女性的生存狀態與命運變遷。作家們不僅寫出了鄉村的變化，也以其維度投射出了社會、經濟、現實的風起雲湧的巨幅嬗變。

相較於紮實細密的現實題材書寫，更為可貴的是，「70後」在當下實利化、時尚化、庸俗化的寫作中存留著少見的詩性氣質。他們對於洋溢的詩情、高蹈的精神和審美化人生等中國傳統主題依然保持著赤子般的天真渴慕與莊重懷想。在《愛》《古柳官河》《藍色時代》等作品中，張惠雯以天真明媚之心引領我們重返充滿詩意和想像的純真年代。她的《安娜和我》講述了人和大象的故事。貧窮的「我」善待大象安娜，將她當作自己的靈魂伴侶，即便一無所有也不願意放棄她。這篇小說以悠揚的詩意和純凈的質地揭櫫了如下命題：只要有摯愛和堅持，安詳與寧靜就可以始終庇佑心靈。在弋舟的《懷雨人》里，「雨人」潘侯在廢墟中朗誦阿赫瑪托娃的情景猶如莊嚴的傳教佈道。這一情景作為精神生活的象徵，與《等深》《金農軍》《隨園》中在權力與商業浪潮裹挾下漸次消失的時代輝光一道，構成了一幅令人嘆惋的圖景。作家以詩人為主人公，或是在文本中不斷引入詩行的「藝術行為」與「行為藝術」，本身就是「此時代」對「彼時代」的摹擬。這是追隨，亦是祭奠。

在對世相人生的觀察方面，「70後」也承接了中國傳統文化和文人寫作帶有批判性的風格。《世說新語》里生動的品性評判、言行解讀，「三言二拍」借世態人情的描寫對慾望和人性進行諷喻警誡，《紅樓夢》里方外人士對紅塵痴怨的評點和詩詞寓意，都屬於這種在「解說」之中蘊有「解構」和「建構」的寫作傳統。這一有態度、有立場、有德行的寫作在「70後」那裡有所再現，他們對低伏沉陷於當下俗世的人與事以及現實生活對個體生命無意義、無價值的磨損有著自己的觀察和判斷。東君的《蘇薏園先生年譜》《聽洪素手彈琴》《某年某月某先生》通過學者、琴師、隱士在城市角落對眾生形態的觀察，寫出了時代之困、身體之疾、人心之幽暗。張楚的《曲別針》《野象小姐》《良宵》《七根孔雀羽毛》以奇崛的意象為敘事核心或線索，描寫主人公生活里接踵而至的艱辛困苦，也將那困苦裡潛藏的人性之惡予以了檢視和細察。他們的文本保留了對超越性精神生活的肯定，也為我們提供了觀察當代中國人斑駁內心的「放大鏡」和「觀景器」。

綜而觀之，「70後」在寫作主題上有著「傳統」的影響，也留下了「現代」生活的印痕，呈現出雜糅的特質：既有對鄉村經驗和農村生活的記憶與記錄，也有在城市生活里探索的惶惑與感喟；既有對個人生活充滿感性的物象和細節呈現，也有對遠離自我經驗的邊緣人群的精準捕捉與把握；既有對傳統化的情感和關係的渴慕與追索，也有對現代社會裡個體化孤獨的認同和接受；既有對生存實相的艱難書寫和詩性尋找，也不乏以漠然和疏離直面人生的喪失與酷烈。同時，他們也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風格：低溫的古意、結實的敘事、高山流水的闊大意境、意料之外的戲劇轉折，加上對傳統文化的親近之心與游牧心靈的高遠之態，構成了這一代作家在當下代際寫作中獨特的敘事格局與精神氣韻。

二、先鋒性藝術的嘗試與推進

在此處談論「先鋒」，並不是要重返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文學場景，對這個概念的挪用也並不特指歷史上的某一文學流派，而是指一種勇於嘗試和實踐的藝術精神，一種為了能夠更恰切表述內容而殫精竭慮進行的形式上的創造性變化。倘若我們對「70後」進行整體性的觀察，就可以看到，這個代際的作家在「怎麼寫」的問題上，在先鋒性藝術的探索上，比任何一個代際都有著更加純粹的敘事驅動力，也有著更為貼切和豐富的表達方式。

中國具有先鋒性意識的作家多少都受到過博爾赫斯的影響，他的重要意象「鏡子」在作家中得到了廣泛認同和運用。究其實際，是它的真假摻半、似夢非夢的虛幻性能夠刺激創作想像成倍地繁殖，如博爾赫斯的《鏡子》所寫：「做夢是奇怪的，照鏡子同樣奇怪；/那裡面，普通的陳舊的日常生活節目，/會包含著反影所精心製造的/一個虛幻而深刻的世界。」在「70後」筆下，鏡像敘事被用以表現歷史、疼痛、病態等主題。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通過「我」與鏡子的對話、爭執，以「虛」寫「實」，以「物」寫「人」，呼喚出了歷史斷層中的「父親」與「父輩」形象，勾連起了一代人對於「父親」的情感記憶。對於李浩來說，「父親」更像是一個神秘沉默的抽象物，象徵著「歷史、政治、權威、力量、責任」和「我們生活中需要正視無法迴避的堅固存在」，因此，運用非現實方式描寫「父親」，可能比現實手法更加「準確」，也更容易把握。鬼金擅長運用鏡子、望遠鏡、照相機、水面等具有同等功能的意象。《黑暗的另一半》中的「鏡子」反射著黑暗與光亮的世界，與夢境互相糾纏，完美地印證著博爾赫斯的詩篇。「鏡」與「夢」在柴春芽的《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中也有著彼此的呼應與見證。在攝影機的注視下，鄉間神媒、也是「我」的四舅姥爺史天生盤坐在七面大立鏡中間，閉著眼睛講述自己被神靈召喚的那個夢。此時，大地緩緩裂開，裸露出千萬年前的化石層和海濤聲，史天生被大地接納、包裹、吞沒，他在鏡中「相互映現的無數面孔」也逐漸消失，完成了「塵歸塵，土歸土」的生命過程。這個恍惚而安靜的鏡中世界頗有幾分安哲羅普洛斯電影里巨型凝視的感覺。作為「70後」的重要美學特徵，「鏡像」既是他們放置隱喻與象徵的複合載體，也帶來了小說內部多重景深的擴張與僭越。

靈異敘事也是「70後」常用的方式。所謂「靈」和「異」均指向非人間，當代文學中的亡靈敘事就屬於此，如方方的《風景》、余華的《第七天》和張翎的《勞燕》。亡靈的世界是沒有邊界的，因此可以突破現實主義的桎梏而獲得別樣的視野。在阿乙的《對人世的懷念》中，患有免疫系統怪病的「我」回到鄉間，一遍遍回答人們發出的「為什麼這麼胖」的疑問，包括堂兄老細哥。他熱心地詢問「我」的病情、女友，抱怨與老人無法溝通，疲憊時靠著「我」的背沉沉睡去。「我想他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吧」，行文至此，讀者才知道老細哥已然是亡靈。當這駭人的謎底揭開時，那些翔實的細節、細碎的講述、老細哥唱Beyond等情景都陡然如磷火般奇詭飄忽起來。在朱山坡的《牛骨湯》中，飢餓年代裡，父親帶著「我」出外乞食，告訴「我」聽到納壽村的人們在吃肉喝湯，其實那些都是餓死鬼，原來父親在半路上就已經餓死了。朱山坡筆下的鬼魂可愛又可敬，或許是因為他身處南方，鬼魂傳說如同麥浪起伏般地家常，生與死的界限也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般森嚴。在柴春芽的《寂靜瑪尼歌》中，靈異性無處不在。小說以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的交錯敘事、都市生活與西部生活的交叉線索展開了流浪者的靈魂轉生之旅。那生死界線模糊、世俗場景與宗教信仰交融、轉世靈童的傳說與現實彼此互證的西藏高原，本身就構成了靈異敘事的最佳空間。對作家而言，這種方式與他們的敘事訴求相關。對於阿乙來說，它取決於與其閱讀、思考同步的關於「時間」和「向死而生」的哲思；對於柴春芽來說，則關乎著人如何尋找心靈與精神皈依的終極命題。採用靈異敘事的策略不僅能夠較大程度地彰顯其形而上的思索與精神苦旅，而且給他們的小說帶來了強烈的異質性和陌生感。

在科幻手法的運用上，「70後」的特點並不在於如《三體》那樣展開對太空和宇宙的宏偉壯麗的想像，其落腳處和連接處均與現實相關。喬葉的《藏珠記》運用穿越手法，講述女主人公唐珠服下波斯人給的丹藥，恪守著處子的誓言，從唐朝穿越而來，在當下遭遇了一段乾淨、純粹而又免不了俗世牽連的愛情。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以並不遙遠的2050年為時間節點，彼時，人類一到12歲時即被植入意識晶體，它與移動靈魂、意識共同體三者構成了人們的交往網路。作家以玄秘的科幻想像講述了人類貌似便利實則喪失了時間感與生命感的透明冰冷的未來生活，三條線索並行不悖：一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宇文往戶突然自殺；二是黎普雷為揭開好友自殺之謎而展開了調查；三是黎普雷發現自己曾經服務過的網路帝國充滿了暗黑和複雜。高科技環節的炫酷設置、詩歌文本包含的暗示、「人」與「科技」的博弈、帝國的苦心運營與傳承、主人公的情愛經歷與其命運的關係，多條線索巧妙交織，恢宏壯闊如同交響曲。李宏偉的科幻想像還體現為《並蒂愛情》的連體人、《假時間聚會》的分身敘事。不過，相較於「科幻」性質而言，這些實驗更多地帶有先鋒的韻味。有研究者就將李宏偉的小說稱為「技術幻想小說」或「後科幻」，因為它們「不僅顯示出科幻寫作的哲理化傾向，同時也帶有文學寫作的形式實驗的嘗試」。可以說，作為文學「實驗」的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

與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文學相比，「70後」的先鋒性實驗更多地不是在形式層面遊走，而是與內容緊密融合，甚至作為核心結構或重要元素，為情節的衝突與轉化提供著內在的敘事動力，成為這一代作家表述社會思考、情感記憶、心理探索、歷史鉤沉的依託。陳家橋的《南京》中關於「虛構中的虛構」的設置頗有元小說的意味在張惠雯的《極速列車》里，有一輛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列車，有人沉醉於其「快」，有人擔憂其「太快」，引發了科技、教育、生育等思考，構成了人類社會高速發展的危機預言；在東紫的《我被大鳥綁架》里，鳥王帶著鳥精鳥怪對人類展開了暴力復仇，這一精神病患的講述不是想像而是經病理鑒定的事實。諸如此類的非現實想像不斷地應證著、呼喚著暗藏潛涌的深層意蘊。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靈異」敘事，還是「科幻」敘事，在我們看來充滿了先鋒、前衛、玄幻的實驗色彩，作家卻認為自己寫的是「現實」。柴春芽說所謂「超四維時空、精神世界和想像空間」等靈異事物其實是「人類心靈的另一種現實，輕盈的現實」。李宏偉乾脆說自己是一個「現實作家」，其寫作「關乎現實，甚至只關乎現實」。如何理解這種闡述呢？從生活層面上來看，我們的現實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共同感知的平面層，但它轉瞬即逝，只余浮光掠影。作家的任務就是捕捉這生活的光影，收集這漫無邊際的世界的碎片，經由主體意識的「提純」和「過濾」，以藝術方式將之凝結在文本之中。由於主體意識的差異，他們各自看到和理解的「現實」千差萬別，其與生活之間的關係如同風箏之線，每一縷顫慄、每一絲波紋都是他們感受到的真實之風鼓盪而起的。因此，「70後」的先鋒性探索並不是凌空蹈虛的幻覺和神話，也不會帶來「隔」的感覺和遙遠的疏離，他們書寫的節奏暗合著當代中國的變化和流向。

「70後」的寫作豐富了當代文學的面相。他們漸次展開多元化的書寫主題與敘事策略，對自己所處的時代進行細緻地觀察與修訂，為變動不居的當代中國編製著龐大的索引和目錄。這種依憑於內部省思和自我超越的寫作，賦予了這代作家以持續觀察「現實」和「世界」的韌性，建構起了「對日常生活的詩學肯定」就是「對人性與生命的自覺肯定」。朱文穎的南方詩學、金仁順和李修文的情感敘事、戴來和曹寇的「無聊」敘事、徐則臣的「花街」「北漂」系列、石一楓的社會問題小說、哲貴的「信河街」系列、計文君的女性故事、崔曼莉的職場小說、魯敏和路內的工廠史寫作、葛亮和周瑄璞的家族史寫作等，都將成為「這一個」時代的珍貴證言。他們提供了最切近於社會學和年代史的文本，也提供了不斷變革和精進的先鋒實驗，更不乏將小說技藝與哲學、宗教、精神性探索進行無縫接駁以獲取智性樂趣的藝術實踐。這表明，「70後」正在用自己紮實的寫作履行一代作家的職責，他們能夠、也應當獲得屬於這一代人的歷史位置與價值認同。

本文首刊於《小說評論》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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