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玄義》與佛道論衡
歷漢而至六朝，佛教以其思辨魅力逐漸開始在社會上下大興，但當時盛行的主要是大乘空宗的思想，由於道安（312-385）、鳩摩羅什（344-413）、僧肇（384-414）諸人的影響，更是得到了內地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流傳，此時專門鑽研空宗創始人龍樹和提婆兩位菩薩所造《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的佛教學者，也是自成一系：南朝劉宋時僧朗將鳩摩羅什、僧肇的學說傳入江南；僧朗弟子僧詮又傳於法朗；法朗門人吉藏總其大成，在長安實際寺創立三論宗。吉藏法師的《三論玄義》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名著，也是「三論宗」的開山之作。這篇論著是佛教發展邁入隋唐階段的一個代表成果，其中涉及的「佛道論衡」思想，對於此前佛教理論界留下的一些問題作了總結性的解答，對於此後各家「判教」的觀念也有著至深的影響。
一、何謂外道
佛教徒將除佛教之外的一切學說都斥之為外道，早在佛教創立之初，就有所謂「六師九十六外道」的說法。這主要是由於佛教認為只有佛法是根源於佛性對於宇宙間最根本真理的究竟認識，由於其根源在每個人的佛性之中，故佛教自稱「內學」，其他學說則不能達到對自性的真實認識，只停留在對於客體表面認識的階段，因此便是「外道」。佛教和外道在歷史上一直處於若即若離的關係，在印度佛教當中，很多佛教徒都是由外道皈依來的，而很多經論也都是在和外道的辯論當中形成而寫定。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也一直維繫著自身和儒道兩家的關係，儘力不和二者發生正面直接的衝突。不但如此，佛學的有些派別最初曾經依賴和儒道的比附而得以存續發展，但到了吉藏所處的時代，佛學有必要為自己的名分做合理性的論證，並強調自身理論的自足性，因而視儒道為必須破除的外道：
邪謬紛綸，難可備序。三論所斥，略辨四宗：一摧外道。
破斥外道是吉藏此書的主要宗旨，其中主要針對的「震旦諸師」首先就是老、庄諸家，這是由於老莊哲學和佛教思想在一定層面上的相似性，曾經致使一部分人把它們混淆一談，甚至互為闡發，故而必須對其進行重點澄清。鳩摩羅什就曾因不滿時人們把佛老混為一談的見解而大發感慨，認為道家所說的都是「孟浪之言」，道家講的道理也都是「凡夫之智」，根本不是世間至極的的真理，卻偏能迷惑視聽，使得真正的佛家思想在推行上受到阻礙。
為了撥正佛教和道家學說的地位，吉藏不遺餘力地從「研法」、「核人」兩個方面對老莊哲學展開辨析、批判。他主要的論證方式是通過對比佛道兩家互有嫌疑的概念範疇，以達到辯名析理，比較二者之間的區別和優劣：
略陳六義，明其優劣：外但辨乎一形，內則朗鑒三世；外則五情未達，內則說六通窮微；外未即萬有而為太虛，內說不壞假名而演實相；外未能即無為而游萬有，內說不動真際建立諸法；外存得失之門，內冥二際於絕句之理；外未境智兩泯，內則緣觀俱寂。
吉藏無疑是把道家與道教等同看待，這段話可以看作是吉藏依託佛理對道家所作的的批判綱領，涉及佛道二家本體論、認識論以及方法論等層面概念的辨析。其中心思想是道家雖玄，但不究竟，不是對真理最高、最根本、最圓滿的認識，主要還是在於道家執著於「虛無」而不能與現實世界對應起來，故而不能認識佛教所說的「非有非無」的「實相」。這是對鳩摩羅什批判道家思想的繼承和發揮，也是對佛教排斥外道一貫立場的堅持。從這個基礎出發，吉藏展開了他對道家思想的徹底批判。
二、佛道論衡
前面提到，所謂外道，由於其並未根植於每個人心中本自清凈的佛性，故其認識只能指向客觀事物，而客觀事物流變不居，所以這種認識沒有辦法抓住永恆的實存，容易被暫時的假象所迷惑，根本無法破除我執和法執，也就達不到佛教三法印所說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的覺解。
問：「此之四執，優降云何？」
答：「外道不達二空，橫存人、法。」
吉藏對於道家、道教的批判是順應當時現實的要求的，這首先表現在他的思想都是在回答道教徒的辯難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故而其行文使用問答體，這種文體特別適合用來剖析佛理和道家之間概念範疇和思想旨趣之間的細微差別。談到本體論的問題，問者指出了道家的核心概念「道」具有「太虛」的特性，因而與佛家所說的「空」同義，都是對於宇宙萬物的最高認識，所以二教並無高下之別。但吉藏則認為二者雖然在語言表述上都用「虛」、「無」之類的字眼，但道家所說的是絕對的無，是「虛無」，是對於現實存在的否定性認識。而佛教強調的則是無自性，由於萬法流轉變動不居，本性上實質是空幻的虛相，這表明其並未否定現實存在。相比而言，道家那種由純粹虛無生出萬物的理論根本無法解釋現實世界。
吉藏把道家所講的「有」、「無」看作完全對立的兩個方面，二者之間只有互相的轉化以及生成，但卻沒有背後的本體，沒能在更高的層面把有無二者統一起來，佛教的哲學思維則已然達到了「非有非無」的層面，在通往彼岸世界的同時又能解釋現實世界，才是唯一正確的「真諦」。
此外，佛教還有著成熟的宗教禮儀和門規制度，這些也是它較當時的道教成熟的地方，所以，就現實的功用而言，吉藏也對道家、道教的現實意義有所懷疑。他認為釋迦牟尼佛在世俗即為「金輪聖帝」，出家後更是成為了「三界法王」，接引諸多修行者成為「三乘賢聖」，脫離六道輪迴，圓寂後仍然佛光普照，指導後來者尋求出世法門，利益眾生。而老子則僅僅是「周朝之柱史」，他的思想也僅僅是「九流」中的一家，生前並沒有人因此成聖，後世的修行者也只能在世間有所成就。「辨益即無人得聖，明利即止在世間。」因之沒有修習的必要。
佛法之所以益處更大，照吉藏看來，主要是佛法能夠認識根本的空幻，也就能放下所有的執著，進而拋棄世間功名的束縛，在彼岸世界證得圓滿的功德，而不是僅僅用有限的生命投入無限的世界當中，成就局限於當下，並不是永久的快樂。總而言之，外道不及內學究竟。
三、亦破亦收
儘管吉藏論證了佛教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優越性，但他對待其他學說又不是完全否定，而是採取一種「亦破亦收」的策略：
總談破顯，凡有四門，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
吉藏認為對於道家學說，也應該採取「亦破亦收」的態度，所謂「亦破亦收」，是指對於其思想核心中「說必契理」的部分進行包容和接納，並通過亦破亦收，為的是學教起迷，挽救放失的本心，破除無謂的執著，以便為研習佛法埋下種子。歷史上藉助學習道家的因緣進而信仰佛教的例子不少，例如僧肇在年輕時也喜讀老莊之書，也頗有心得，但是仍然不滿足於其中的道理，覺得還不是最根本的「期神冥累之方」，也就是解脫之道。直到接觸佛教的《凈名經》之後，欣然頂受，正式宣告自己找到了精神的歸宿，便毅然棄俗出家了。
其實回顧佛教發展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看出，佛教初傳入中國時，並未得到廣泛的認可，為方便傳法計，曾試圖襲用中國固有哲學的範疇體系和闡釋方法，來論證並說明佛教哲學中的主要命題。由於當時玄學大興，玄學思辨性的說理方式和高妙超脫的精神追求又與佛教教義頗多契合，故而當時的佛教學者大多數能兼通佛老，用道家經典解釋佛理更是蔚然成風，幾乎當時有建樹的佛教學者都無法撇清和道家的聯繫，「三教合一」的論調在社會上盛行一時，這對於佛教在早期傳播過程中融入中國社會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但當佛教的傳播進入到隋唐時期，本土佛教已達到了高度理論化和體系化的階段，各個宗派都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且完善的教義體系和教門儀規，便不再甘於繼續披著其他學說的外衣說教，況且當時的佛經翻譯水平臻於完善，佛教哲學的術語體系和推演邏輯趨於完備，便開始對其他教門和學說進行重新審視和批判對待，也就有了所謂「判教」之說。
吉藏作為隋代佛教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對與佛教對立的各種學說，甚至佛教內部的其他宗派都進行了批判性的界定。從佛法的角度和標準，判定了各種學說所處的類別和層次。《三論玄義》作為其理論結晶，也恰在此時應運而生。雖然這次判教是在理論的層面上進行的，並沒有在當時的歷史記載中找到正面直接的辯論和衝突，也沒有留下道家學者對此的回應，但作為佛教發展進入新階段伊始的一個理論成果，也可以算作古今佛道論衡過程中的一次交鋒，仍然有其思想史上的重要意義。
本文發表於《和南》
2018年第2期總第2期
pp.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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