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社會纏足、生育與童養媳

原標題：城市與社會纏足、生育與童養媳

20世紀90年代初，葛希芝在陝西進行關於纏足的田野調查。

這張圖片是在陝西省的一個村子裡。那裡都是山，人們生活得比較艱難，但還是樂於坐在太陽底下，告訴我纏足的事情。他們討論時會互相糾正：「哦，這個不是這樣的，是那樣的……」有時很抓狂，聽不清每個人都說了什麼，但非常有趣。

我想從田野項目指南開始談起。田野經歷會深深地改變一個人，你所學到的永遠超乎你的想像。

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總是很難界定。你會好奇你的對象在想什麼嗎？還是他在做什麼？這兩者很不同。人們會告訴你一些他們很感興趣、認為重要的事情，但從不去做。也是人類學中的一個大問題，為什麼人們內在的文化信念與外在的社會生活如此不同。如果你致力於去看人們在做什麼，那麼你正在看到人類學中更為科學的一面。當我們談科學，我們是在談方法，談假設。如果你在社會中看到一些現象，你會試圖去用某種假設來解釋。我們要做的是逐一推翻自己的假設，剩下你推翻不了的，也許它就是目前最好的答案。

人類學是困難的科學，人們有自己的感覺、經歷、渴望，他們會問：「你為什麼要來和我說話？你要來幹什麼？」有很多人在被訪時並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要了解人們頭腦里發生了什麼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田野中我很少會問諸如「你對此感覺如何」或「你覺得這樣更好還是那樣更好？」這樣的問題，我試著去問一些比較容易回答的問題：「你有沒有纏過足？」「那時你幾歲？」

當我們要研究人的時候，「受控實驗，受控環境」這些是很難做到的。我希望研究「自由放養的人」，看到他們在生活中自然的行為狀態。這種狀態下，我們無法控制事物的發生。

我們可以做的，是尋找「自然實驗場」，我們可以比較兩件事情，它們許多方面都很相似，只是你感興趣的那個方面有著不同。

田野工作有時真的是十分痛苦，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很有趣的。大部分中國人類學學生待在自己的國家做田野，憑藉對當地的了解和語言，可以更快地開展調查。但這樣就無法體會到人類學的一個魅力所在——距離感。我建議他們儘可能地去與自身環境相差最大的田野點。物質環境對人的影響非常大。現在已經有很多很好的研究，做的是人們怎樣改變、適應當下新的社會。你可以在工廠做田野，在遙遠的鄉村，在縣政府……你也可以在幼兒園做田野，最近有一本中國學者寫的書，在研究孩子們對世界的認識，而不是單純的怎麼玩。

葛希芝教授在講座上分享田野調查經驗。

人類學家是他自己的工具，我們自己是獲取信息的渠道，了解自己的優缺點會很有益。我第一次做田野時被嚇到了，我是一個非常害羞的人。如果你真的非常不擅長社交，就必須想一些別的辦法去做人類學田野工作。也有在人群中如魚得水的人，那樣的人也許會在田野中說得太多，很少傾聽他人。

另外，我從Arthur Wolf那兒學到的第一條規則，是要保護你的對象，不讓你的對象陷入麻煩。

我們必須對可能傷害到對象的事情有判斷，然後是基本的尊重。人無法決定自己生在哪兒，所以我們需要尊重每一個人。

我接下來介紹一下我的三個案例。

1.為家庭貢獻越多，資本的女性生的孩子越少

這是一個關於女商人想要幾個孩子的案例。這裡講的是鄉鎮的工人階層。在我展開項目的時候，已有很多關於配偶權力的研究，但據我所知，還沒有人問這個問題：如果因為她給家庭生意帶來資本，那她會不會憑此而少生些孩子？我聽到其他田野工作中的很多女性說，我的婆婆無法逼我多生孩子，因為我要做生意。我假設女性更願意控制生育來減輕她們的工作量。

1988年至1989年，我進行了這個項目的田野調查。我的變數是「生育力」，女性有著多少孩子；還有「經濟資本貢獻度」，如果這個女性和丈夫一起把錢投入作生意的啟動資金，那誰的錢投得更多？如果她已經有了啟動資金，那她的錢是從哪裡來的？我們訪談了台灣地區的88名女性商人，和成都的100名女性商人。試圖論證的假設是為家庭貢獻越多資本的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台北的女性有很多機會做小生意，而成都因為改革開放的浪潮，不少女性也投身商業。

調查回應了我們的假設。我們按年齡分組，在台北的年輕女性樣本明顯支持了我們的假設。成都年輕女性樣本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無法使用。在台北和成都，年長的女性都支持假設。雖然假設有效，但我依然無法下定論，是擁有更多的資本能允許他們生更少的孩子，還是願意有更少孩子的家庭會導致更多的資本……其中的因果，像這樣樣本量比較小的項目是很難了解清楚的。

2.過去的中國社會為什麼要讓女孩纏足

纏足是一種性別建構的暴力形式。纏足要持續多年，這些年裡小女孩無法入睡，而小孩需要睡眠！我想如果僅僅是想建構一個性別，可以通過對孩子的教育完成，而纏足在中國從上層社會到底層的農民廣為散播。中國父母都是人，他們都愛自己的孩子，纏足會造成很大的痛苦，為什麼這件事持續了這麼久？僅僅用「那是文化」不足以說服我。有兩種傳統的解釋，一種是說男人認為這樣很性感。我在書里用很長的一章寫了為什麼這是一個錯誤的說法。確實有一些中國男人認為這很性感，但大部分中國男人並不這麼認為。另一種說法是能令女性嫁個好婆家，我也反對這個觀點，不少女性結婚後還纏著足。我認為可以適當地引入馬克思主義觀點，馬克思主義分析觀點的核心是人的勞動。通過人在自然世界中的參與，與人的合作，創造出維繫個人、家庭、社會的經濟。所以我想看看女性在兒童時都做了些什麼勞動，她們是否纏足。

田野調查中我們設置了256個問題：包括是否纏足、纏足時的年齡、放開的年齡、家庭背景、教育情況、女孩時期的工作與收入。我設了16個類別，例如輕體力勞動有紡紗、織布，也有養蠶、採茶等。我們可以從中得知女孩是否能養活自己，是否甚至還能養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因為許多文化中認為「女孩沒用」，這也是我對女性歷史經驗感興趣的一個原因。我設想纏足這件事會影響月經的初潮年齡與停止年齡，但我錯了，我的數據沒能足以支撐這個觀點。

我們的樣本量是選擇了四川的10個縣，每個縣的城郊與農村各250人，年齡65歲以上（1990年-1991年時），總共5000名婦女。我們的假設是：需要女孩參與經濟生產活動的四川家庭，會用纏足來控制女孩。她們7歲纏足，一直到17歲，一直安靜地在家做著父母想讓她們做的事。我們的假設與調查結果最終呈現了一個強相關，在這個地區的纏足的女孩的比例，與她們所從事的有經濟價值的勞動相關。

項目後續，Laurel Bossen做了2000個在中國其他省份的訪談，因為也許有人會說四川只是中國的一個省，其他省也許不是這樣的。但她的田野做得晚，很多老人都不在了。這次後續調查同樣證實了我在四川的假設。

我想用對纏足的調查來和另兩樣事物進行比較，一個是面紗。面紗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今天21世紀的面紗離不開政治意義。另一樣就是女性的割禮。它們目前依然普遍。我把這三樣事物叫做「超級性別」（hyper-gendering），超級是極度的意思（hyper means excessive）。我認為這些實踐都發生在一個晚期帝國時代。中國、印度、中東、部分非洲，這些晚期的帝國會變得人口稠密，人們越來越難以維持生計，他們會動用家庭里所有的女孩作勞動力……與我研究纏足的論點相同。但我還沒完成這項研究，很難得到數據，我也沒法做像那樣的田野了。但我決定拋出這個觀點，也許印度的專家，中東的專家，會說，不，不是這樣的，讓我們來看看事實是怎樣的。

3.台灣地區的童養媳研究

這是我的丈夫Arthur Wolf持續了畢生的工作。他三年前去世了，去世時他83歲，還未退休，是位充滿活力的田野工作者。這項研究建立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就像歷史學家、人口學家那樣。

這個題目和性以及亂倫有關。在西方，弗洛伊德關於人在嬰兒時期慾望的研究在1910-1930年代風靡一時。他的觀點為早期的人類學家所贊同：我們成為人是因為我們放棄孩童時期原始的衝動，與家庭之外的人結婚。我覺得這個觀點相當笨拙。

Arthur Wolf在台灣做博士論文的時候住在台北外面的一個村莊，研究村裡的孩子。一天他突然意識到，村莊里70%的新生女嬰會被送到另一些生了嬰兒的婦女手裡，一起撫養。這些女嬰會成為童養媳，並非只有富人或窮人家才這樣。童養媳會認為撫養她的就是她的父母，其他孩子就是兄妹。到一定年齡她會和某個她一直以為是兄弟的男孩結婚。童養媳在過去的中國是一個廣泛的現象。那時是1959-1961年，人們不斷地告訴我丈夫，「童養媳已經消失了，那簡直太討厭了，我們不想生孩子，但父母說這是你的丈夫、這是你的妻子，快給我們生孫子孫女。」 Arthur Wolf詢問原因，得到的答案幾乎是相同的：「要和一個你認為是兄弟的人進行性生活讓人感覺很噁心很無趣。」他意識到他得到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天然實驗場，可以看到做童養媳和傳統包辦婚姻兩種不同的模式。而且日本佔領台灣期間，他們做了非常完整而細緻的戶口記錄。他對資料進行分析，就這兩種形式的婚姻寫了他的第一本書。

經過長時間的計算，得出的結論是，童養媳夫婦的生育力比傳統婚姻夫婦的生育力要低40%。Arthur還得出一個結果，一同撫養的兩個孩子認識時，其中的任何一個小於3歲——無論男女——他們之間便不會願意有性生活。如果過了8歲就不會介意這件事。所以Arthur Wolf真正在做的其實不是關於中國人的研究，他研究的是人類的性行為以及孩童的發展。

我們從台灣的家庭和其他中國南方的家庭獲得了一個「自然實驗場」，通過兩種形式的婚姻，我們可以看到進化是怎樣創造了一種親人之間的愛，這種親情與成人之後對他人的吸引力非常不同。我們也可以看到弗洛伊德錯了。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幸運的機會，得以遇到這樣天然的實驗場。

[葛希芝（Hill Gates）是中密西根大學榮譽退休教授，被譽為「最後一位」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她主要研究中國（包括台灣）漢人社會、階層和性別關係。葛希芝用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女性角色和地位，具有代表性的是她對於「纏足」的田野調查，她還研究中國的民間信仰，其解釋開拓了馬克思主義對象徵、意識形態的認識力度，富有社會理論的想像力。出版了《中國工人階級生活》、《中國馬達》、《尋找成都》（1999）等書。本文根據葛希芝於2018年5月在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國際大師項目的講座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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