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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超發」是不好,但鼓吹「貨幣緊縮」更是毒藥!

鄧海清認為,現在重複「大水漫灌」確實不可行,但在經濟本下行背景下,通過「貨幣緊縮」來承受不必要的短期陣痛,無助於經濟保持平穩,更無助於新經濟和科技研發,「貨幣緊縮」是毒藥而非解藥。

本文作者人民大學客座教授鄧海清,原文標題《「貨幣超發」是不好,但鼓吹「貨幣緊縮」更是毒藥!》

2018年5月經濟數據,經濟需求下降明顯、社會融資數據「腰斬」,2018年經濟下行壓力巨大,同時,國際貿易問題發酵,全球經濟環境撲朔迷離,中國經濟再蒙上一層陰影。

對於貨幣政策,市場開始分化為兩派:一派開始呼籲「貨幣寬鬆」,以護航經濟增長,但另一派觀點認為,應當堅持「貨幣緊縮」,以實現去槓桿、抑泡沫、經濟轉型。

我們在本文中對2014-2016年中國貨幣政策寬鬆的自身經驗,以及20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之後的日本、德國的貨幣寬鬆,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量化寬鬆進行分析,來分析當前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最佳路徑。

本文的結論是:

1、美國2008年之後的貨幣寬鬆、德國廣場協議之後的貨幣寬鬆,均為貨幣寬鬆的成功案例,帶來的是美國、德國經濟長期繁榮。貨幣寬鬆本身並非「罪惡之源」,貨幣政策只是一項工具而已,貨幣寬鬆如果用得好則可以有益無害。

2、中國2014-2016年貨幣寬鬆的教訓在於,當時中國監管體系存在嚴重不足,父愛主義和監管真空嚴重,導致「監管套利」等金融亂象頻發,銀行體系過度膨脹,增加了金融系統風險。

3、日本廣場協議之後貨幣寬鬆的教訓在於,日本僅僅依靠低利率刺激經濟,而並沒有改變「產業空心化」等問題,反而導致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形成全球罕見的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導致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4、同樣是廣場協議之後的貨幣寬鬆,德國與日本的結局完全相反,德國的成功經驗在於,貨幣寬鬆的同時,沒有導致房地產泡沫,相反貨幣寬鬆助力德國經濟發展,使德國成為歐洲的長期火車頭。

5、美國在2008年之後,更是採用了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結果不僅沒有出現令人詬病的副作用,相反,目前美國經濟一枝獨秀。美國之所以採用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貨幣寬鬆,是因為伯南克反思大蕭條的教訓:「一是要穩定我們的金融體系;二是作為最後貸款人,央行要確保貨幣政策能充分地適應和支持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美國長期的零利率和量化寬鬆,美國能夠走出危機嗎?

6、對於目前中國而言,貨幣政策應當保持「穩健中性」,繼續推進「三大攻堅戰」,但穩健中性的內涵絕對不是利率「一成不變」,而是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一方面保持短端基準利率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另一方面促使長端無風險利率下行(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依然偏高)。在監管體系已經今非昔比的現在,「降准」的副作用已經大大降低,必要性卻已經凸顯(註:本文定稿於6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之前)。

7、現在中國央行重複2015-2016年的「大水漫灌」確實不可行,但是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通過「貨幣緊縮」來承受不必要的短期陣痛,無助於中國經濟保持平穩,更無助於新經濟和科技研發,「貨幣緊縮」是當前經濟的毒藥而非解藥。

中國央行前車之鑒:14-16年的貨幣寬鬆

回顧2014-2016年央行貨幣政策的寬鬆周期,儘管這一輪貨幣寬鬆一定程度助長了金融亂象,但是央行貨幣政策偏誤的根本並不是在於「寬鬆」本身,而是在於貨幣政策「退出寬鬆」過晚。恰當和恰時的「寬鬆」對於穩定市場預期和對沖經濟下行壓力意義重大,只有偏離「基本面、金融市場」的貨幣政策寬鬆、缺乏金融監管才是導致金融亂象的根本。

圖1:2015年「股災」之後,貨幣寬鬆加碼

2014年9月,中國經濟數據開始斷崖式下跌,經濟短期平穩預期被證偽,央行貨幣政策為對沖經濟下行壓力,開始了一輪貨幣寬鬆周期,大幅下調公開市場利率,從4.3%左右大幅下調至3.6%。

央行真正開始貨幣寬鬆,開始於2015年的「股災」。為救助「股災」和緩解全球金融危機悲觀預期,央行貨幣政策不得不進一步「寬鬆」,政策開始重啟逆回購、下調MLF利率、繼續「雙降」,貨幣政策在寬鬆的路上越走越遠。

在「股災」和經濟基本面下行壓力的「雙重壓力」下,央行貨幣政策完全寬鬆不可厚非,這對於穩定市場預期和對沖經濟下行壓力成效明顯。

我們認為,2014年開始的貨幣寬鬆一開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股災」之後維持了太長時間的貨幣市場基準利率低位(2016年初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回暖),同時貨幣市場波動性、利率水平均遠低於合理水平,再加上金融監管的嚴重缺位,共同導致了2015-2016年的金融亂象頻發。

貨幣寬鬆的國際經驗:解藥還是毒藥?

我們以三個例子來說明,分別是20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之後的日本、德國,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美國。

(1)日本貨幣寬鬆的失敗案例:產業空心化+房地產泡沫

日本的例子是近年來中國研究者引用最多的例子,我們簡要論述。

廣場協議之後,由於日元升值、日本雁型模式等原因,日本國內的「產業空心化」嚴重,日本政府為防止經濟下行的壓力,希望通過「貨幣寬鬆」來對沖經濟下行,央行貼現率從5%降低到2.5%的超低水平並一直持續了27個月,但是,大量的流動性流入房地產市場,導致房地產泡沫嚴重,最終在貨幣政策收緊下,房地產泡沫破滅,日本經濟陷入「資本負債表」破產,出現了「失去的二十年」。

該案例被作為「貨幣寬鬆」的典型反面教材,無數研究者基於日本的例子認為,「貨幣寬鬆」是導致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根源。但是,與下面德國的例子對比可以發現,同樣的貨幣寬鬆,並不一定導致「惡果」。

日本「失去二十年」的關鍵,在於產業空心化、房地產泡沫及其崩潰。

(2)德國貨幣寬鬆的成功案例:技術創新+抑制房地產泡沫

首先需要提醒一下,「廣場協議」不僅僅是針對日本,同樣針對德國。當時,德國馬克同樣是被要求升值的貨幣,而且升值幅度與日元基本相當。

但是,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疑,中國的研究者往往忽略德國如何在「廣場協議」下涅槃重生。

先來看一個事實,德國在廣場協議之後,同樣採用了貨幣寬鬆政策。從日本、德國短端國債利率來看,兩者均從7%以上下降至4%左右,下降幅度基本相似。

圖2:日本和德國在廣場協議之後,均採用了貨幣寬鬆

德國經濟在貨幣寬鬆之下,並沒有引發房地產泡沫,房地產價格一直保持平穩上漲的趨勢。相比之下,日本大城市的房地產泡沫化嚴重,這是德國與日本最大的差異。

圖3:同樣的貨幣寬鬆,日本房地產泡沫,德國沒有

德國與日本第二個不同點在於,德國通過財政政策進一步支持實體經濟,通過大量的減稅政策、加大企業的研發支持力度、資助投資周期較長的行業,從而保證了經濟的健康增長。

從最終結果看,同樣到受到「廣場協議」影響,同樣使用了「貨幣寬鬆」,但是兩國的結局完全不同:日本1990年至2016年,日本實際GDP增長累計值僅為30%,而德國則高達47%。

圖4:同樣的貨幣寬鬆,日本和德國結局完全不同

同樣是貨幣寬鬆,為何德國與日本差異如此之大?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出現了嚴重的房地產泡沫,以及嚴重的產業空心化,而德國在這兩方面都要比日本做的好太多。

(3)美國「量化寬鬆」:經濟「一枝獨秀」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政府開啟了史無前例的「零利率」和「量化寬鬆」周期,並使得美國成為如今的「一枝獨秀」。

美國的例子,其實更是家喻戶曉,但是不知道為何,現在中國國內的所有研究者都已經忘了,美國的現在的經濟復甦與「貨幣寬鬆」有關。

圖5:別忘了,美國經濟一枝獨秀之前,長期的「零利率」

來看看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是怎麼說的:「在2008年秋至2009年初,我們啟動了大規模的量化寬鬆,……雖然無法完全確定,但大部分學術研究表明,這個舉措對美國的經濟的確起到了促進作用。」

提問者追問:「所以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於美國經濟的復甦有著很大的益處?」

伯南克:「對。」

伯南克最為著名的是他對於「大蕭條」的研究,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結論是,「抑制總需求的主要因素是全球貨幣供給緊縮」。

現在中國人都看到了美國的經濟復甦,卻忘了伯南克等人在貨幣政策上做出的卓越貢獻。如果美國當時採取的不是貨幣寬鬆而是貨幣緊縮,則無疑又是一個新的「大蕭條」。

總結本部分,結論很顯然,同樣是貨幣寬鬆,有的國家可以二十年經濟停滯(日本),而有的國家則可以經濟長期繁榮(德國),甚至一枝獨秀(美國)。

從日本的失敗案例來看,我們認為,中國的研究者不能太過於線性思維,而要多用比較思維,多區分相關關係與因果關係,不能太過輕易地得出日本「失去二十年」是因為貨幣寬鬆。

從德國、美國的成功經驗來看,通過貨幣寬鬆來保持經濟穩定,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環境,同時注重抑制房地產泡沫,才是最佳的發展路徑。

中國央行:貨幣寬鬆還是緊縮?

無論是2014-2016年中國自身的經驗教訓,還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德國的對比經驗,以及2008年之後的美國經濟復甦,我們可以發現,貨幣「寬鬆」從來都不是「夢魘」,貨幣寬鬆只是政策籃子的一項「工具」本身。

只有「工具是否被恰當運用」才決定了貨幣政策寬鬆的利弊,且在經濟存在明顯下行壓力下,貨幣政策寬鬆是對沖經濟下行非常重要的工具,能夠有效刺激經濟需求、恢復經濟信心,不可因為一些「瑕疵」而摒棄不用,貨幣寬鬆瑕不掩瑜。

不恰當的貨幣寬鬆政策確實會帶來負面效應,其中以「房地產泡沫」影響最為嚴重。以日本的教訓為例,日本「大水漫灌式」的貨幣寬鬆政策,以及資金的「脫實向虛」導致了房地產價格泡沫,最終房地產泡沫破滅的情況下,日本經濟受創十分嚴重,因此,需要注意在貨幣寬鬆過程中的「房地產泡沫」風險。

對比當下的中國經濟金融環境,2016年四季度以來,中國政策層通過「930」、「317」房地產政策調控,定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房地產長效機制的建立有助於抑制房地產泡沫的產生,這是貨幣寬鬆過程中重要的機制保障。

此外,中國的監管者在2017年以來,採取了大量的措施,堵住金融監管的真空和漏洞,形成了完善的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監管框架,這與2014-2016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甚至可以這樣講,即使重演2014-2016年的央行過度寬鬆,當前的中國金融體系也絕不可能重演當年的金融亂象。

對於中國目前而言,貨幣政策應當保持「穩健中性」,繼續推進「三大攻堅戰」,但穩健中性的內涵絕對不是利率「一成不變」,而是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一方面保持短端基準利率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另一方面促使長端無風險利率下行(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依然偏高)。

在監管體系已經今非昔比的現在,在房地產調控機制大幅完善的現在,「降准」的副作用已經大大降低,必要性卻已經凸顯。

現在中國央行重複2015-2016年的「大水漫灌」確實不可行,但是在經濟本來已經下行的背景下,通過「貨幣緊縮」來承受不必要的短期陣痛,無助於中國經濟保持平穩,更無助於新經濟和科技研發,「貨幣緊縮」是當前經濟的毒藥而非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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