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始末

原標題：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始末

1960年，蘇聯終止對阿援助，中國接替蘇聯成為阿爾巴尼亞最大的援助國。1978年7月3日，中國停止對越援助。4天後，中國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而後由於外交原因中阿交惡，阿爾巴尼亞於2009年「順應形勢」加入了北約。

《北京——地拉那》

北京，地拉那，

中國，阿爾巴尼亞。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國家。

中阿人民並肩前進，團結在馬列主義旗幟下。

萬歲!毛澤東!

萬歲!恩維爾·霍查!

…………

這是六、七十年代許多人都很熟悉時的一首歌中的幾句歌詞，從中也能看得出蜜月期的中阿關係是多麼的甜蜜。

1957年，毛澤東會見霍查

根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1976年以前我國曾向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過巨額經濟援助，1973年以後這種與國力不符的對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糾正。

以階級利益為出發點的「兄弟關係」

共運本身從理論到實踐都以階級為立足點，自然也就帶有超脫國家和民族的世界性。所以，近代以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就從傳統的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外交關係」，變成了一種奇特以階級利益為出發點的「兄弟關係」。

中國與阿爾巴尼亞自然也是「兄弟關係」。但在整個五十年代，兩國關係並不密切，中國雖然給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但總體來說，援助的總額不大，在阿爾巴尼亞接受的全部「革命援助」中所佔比例也很小(最大的援助國是蘇聯)。

阿爾巴尼亞公開與中國站在一起

五十年代末：中、阿兩國越走越近

在整個東歐共產主義陣營里，阿爾巴尼亞國小力微，並不受蘇聯的重視。但阿爾巴尼亞卻對蘇聯模式——準確說來是斯大林模式的認同感最為強烈。所以，當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政權與蘇聯分道揚鑣時，阿爾巴尼亞堅決地站在了蘇聯一邊，在東歐共產黨中間，最早在自己黨內清洗所謂的「鐵托分子」。

蘇聯與南斯拉夫直接暴力衝突之後，阿爾巴尼亞藉助蘇聯的力量徹底擺脫了南斯拉夫的控制;蘇聯則因為阿爾巴尼亞的絕對支持，而成為其最大的援助國。但好景不長，隨著斯大林的去世，赫魯曉夫執政的蘇聯開始致力於改善同南斯拉夫的關係;在這一過程中，阿爾巴尼亞屢次發出強硬聲音，反對赫魯曉夫的做法。1956年蘇共二十大重新承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極大地刺激了阿爾巴尼亞政府。

與阿爾巴尼亞相似，中國政府此一時期，也屢屢對赫魯曉夫的「蘇聯新政」提出批評。1958年全世界60多個共產党參加的「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運動」，蘇共的批判如蜻蜓點水不痛不癢，中共的批判則有如急風驟雨並付諸實際行動，中國召回了駐南大使，南斯拉夫也召回了其駐華大使。中、阿兩國因為相同的意識形態越走越近。

阿爾巴尼亞首次公開與中國站在一起，是1960年6月20至25日召開的布加勒斯特會議。這次會議上，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同一批東歐國家共產黨對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展開了猛烈的批判攻勢。

在大多數與會共產黨選擇與赫魯曉夫統一立場的情況下，阿爾巴尼亞代表罕見地公開站出來表態支持中國，因此被赫魯曉夫斥責，並遭受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圍攻。

此後多次共運會議，阿爾巴尼亞都選擇了與中國立場一致。但也因此徹底惹怒了赫魯曉夫，招致蘇聯於1961年單方面撕毀了對阿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和根據協議駐守在阿港口的蘇聯艦隊，並拒絕阿參加華約會議，12月更中斷了同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

1969年北京群眾隆重集會慶祝阿爾巴尼亞解放25周年

1968年,阿爾巴尼亞青年熱情學習毛主席著作

中國接替蘇聯，成為阿爾巴尼亞最大的援助國

蘇、阿關係徹底冰凍的同時，中、阿關係則迅速升溫。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兩國高層領導人互訪不斷，且禮遇規格極高。周恩來訪阿時，阿方領導人往往全部出迎，且每次都會舉行10萬人以上的群眾歡迎集會;阿方領導人訪華時，除毛澤東外，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要前去機場迎接，北京還組織了百萬人規模的群眾夾道歡迎。

當然，最實際的，還是中國接替蘇聯，成為了阿方最大的援助國。

據新華社高級編輯、前駐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駐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記者王洪起回憶：

「1961年春，蘇聯中斷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中國除了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幾十萬噸糧食以外，還提供了2.5億元外匯人民幣的援款，承擔了19個成套項目，幫助阿實現了瀕於夭折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解決了阿的燃眉之急。……概括起來，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阿成為我對外援助受援國人均數額最多的國家。……為了完成阿的複雜項目，中國在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不得不先在國內進行大量試驗和試製工作，甚至動員了全國26個省市的100多個單位參加，並建立專門的實驗工廠。為此，中國還有兩人犧牲了生命。」

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1961年春，正值中國大饑荒時期。本國糧食尚需進口，此時援助阿爾巴尼亞「幾十萬噸糧食」，其難度可想而知。對這種影響到了本國民生的對外援助，曾短暫出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飈，在其晚年回憶錄中如此寫道：

「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編輯註：此時期中國人均年收入不過2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乎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

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1965年6月，周恩來同霍查交談。

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

阿爾巴尼亞當局按照歐洲發達國家的生活標準，向當時極度貧窮的中國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援助要求。據耿飈回憶：

「李先念副總理訪阿時，曾問謝胡，你拿我們那麼多東西打算什麼時候還?他竟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

「當謝胡陪同先念同志訪問阿中南部費里區時，在長達六個小時的往返途中，謝胡幾乎談了六個小時，所談內容全是要東西。他說：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鋼』，還需要有像樣的機械工業，還要中國援助開發海上油田。還說，在下一個五年計劃里，將完全用中國的設備和材料。先念同志當即表示，你們計劃你們的需要，我們考慮我們的可能。

「阿還存在一種不適當地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看齊的思想，如他們在向我們提出援建電視台時說，計劃在阿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後，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我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用說農村了。所以我當時就感到這種傾向很值得注意。」

霍查 康生 李先念等

阿方貪得無厭浪費嚴重

最讓人寒心的是，中國勒緊褲腰帶不顧國內的嚴重饑荒向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阿方卻對此毫無感知，反而浪費極度嚴重。據耿飈回憶：

「在援助物資的使用上，阿方浪費極其嚴重。我在實地調查時看到：馬路邊的電線杆，都是用我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他們還把我國援助的水泥、鋼筋用來到處修建烈士紀念碑，在全國共修建了1萬多個。我們援助的化肥，被亂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憑日晒雨淋。諸如此類的浪費現象，不勝枚舉。」

另據周恩來衛士喬金旺回憶：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旬加1961年來訪，主要是伸手，給少了還不行。阿爾巴尼亞不理解我們也很困難，雙方談得不好，總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來對來華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凱萊齊說：我們根據力所能及承擔國際義務，但由於我國連續遇到3年災荒，加上蘇聯撤退專家，所以我們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因此援助不能像你們希望的那麼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蘇聯過去答應的援助全部包下來，你們自力更生還是主要的。儘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國還是與阿爾巴尼亞簽訂了5項援助議定書。

霍查和謝胡

耿飈寫信反映對阿援助問題，毛澤東贊其「敢說真話」

耿飈目睹了阿爾巴尼亞大肆無節制揮霍中國援助之後，在1969年寫信反對這種無節制援助的做法。信最後到了毛澤東手裡。據耿飈回憶：

「這種情況，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對友好國家進行援助，這符合國際主義原則，但必須注意兩點：一是要按照我國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據對方的實際需要和運用援助的能力。像現在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對我們來說，是把錢物倒進一個無底洞，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對阿方來說，只能養成他們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懶惰習慣，以及對外援的依賴心理，而無助於他們的經濟建設。因此我想把這種情況向國內反映……提起筆來給當時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的副部長喬冠華同志寫了一封長信。

喬冠華看信後，對我如實反映情況表示讚賞，對我提的意見也表示贊同;但在當時情況下，他對此事也無能為力，只是將我的信轉報中央。後來我回國後遇到李先念副總理，他對我說：『耿飈，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我對這件事也有意見，但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周總理有一次和我談話時也提起我寫信的事。他告訴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後說：『耿飈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也許正是由於毛主席說了這句話，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這件事整我。」(《耿飈回憶錄(1949-1992)》)

1969年，中國接待蘇聯總理柯西金過境，周恩來、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握手。阿方公開表示反對，並降低了出席中國建國20周年慶典的規格——這無疑令毛澤東相當不快，這也許是耿飈得到毛澤東「敢講真話」的讚揚的重要原因。

1969年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

中阿關係降溫 對阿援助還在繼續

自1969年之後，中阿關係迅速降溫，原因有二：一是中國謀求與蘇聯和解，阿方不能接受;二是中國謀求與美國關係正常化，阿方更斥責為「修正主義」。這讓主持這一外交政策大轉變的毛澤東很不滿意。

毛澤東讚揚了耿飈對阿爾巴尼亞的批評，卻並沒有停止不切實際的「革命援助」。1970年，阿爾巴尼亞厚著臉皮要求中國援助32億元人民幣，中國最後仍決定提供19.5億元人民幣的長期低息貸款。沒有完全滿足阿爾巴尼亞的索求，一方面應該是其獅子大張口數額太大，另一方面，應該也與中方對阿方的不滿有關。

毛澤東會見尼克松

1972年的尼克松訪華，極大地緩解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但卻使阿爾巴尼亞非常惱怒，阿領導人霍查不但親自寫萬言信給毛澤東抗議：「我們認為，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贊成、不支持你們這一決定。……(中國的做法)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是錯誤的。」後來，阿方黨報又公開刊文批判毛澤東新鮮出爐的「三個世界理論」，稱其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的。」

「階級兄弟」的關係既然已經保不住，建立在這一關係基礎上的「革命援助」，自然也不可避免要開始大打折扣。

1974年10月，阿方領導人謝胡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在阿第六個五年計劃(1976至1980)期間，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認為過去對阿的援助已經不少，決定少給援助。阿方堅決要求增加貸款，還提出延期償還1976至1980年的貸款，並再三要求中方提供糧油援助。

最終中國只答應貸款1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對這個結果相當不滿，遂在國內掀起聲討中國的運動，說什麼「決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提供中國需要的原油和瀝青。

但批判歸批判，阿方仍在繼續伸手要錢。1975年，中、阿又簽訂了一批長期無息貸款議定書。

1963年5月1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來訪的阿爾巴尼亞青年代表團

終止對阿援助

70年代中期，隨著中阿關係的繼續惡化，對阿方要求的援助，中國當然不能再那麼慷慨答應了。阿方就對我國的供貨、派專家等問題不斷地挑剔，接二連三地對中方有意責難和無理挑釁。

對於阿爾巴尼亞的以怨報德，鄧小平指示外交部，決定停止援助，撤項目，甩包袱，果斷地擺脫中阿關係的畸形狀態。鄧小平的態度很堅決：斷!撤!停!——斷援助，撤專家，停項目。

1978年7月7日，中國政府照會阿政府，被迫停止經濟、軍事援助，接回援建工程的技術人員。

1978年9月，阿宣布廢除中阿輪船股份公司的協定，解散該公司，中斷了貿易和科技、文化交往。

同年年底，阿領導人霍查在公開講話中，遂公然把中國列為「主要敵人」。（《非常歷史》摘編自：騰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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