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弟子的「尊師」之道
韓愈有篇著名的文章叫《師說》，是說他生活的當時，讀書人都不願意拜他人為師，因此他主張要不恥下問，要復興「師道」！
什麼是韓愈眼中的「師」呢？「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落腳點其實是在「道」上，對於教小朋友認識字、會斷句，並不屬於傳道、授業、解惑的範圍。也就是說，一般的課堂傳授知識，算不上真正的老師，真正的老師是要「傳道」的！那麼這個「道」又是什麼呢？韓愈又有篇更著名的文章《原道》，就是解釋這個「道」的。簡單點來說，便是儒家傳統的仁義之道，在上（向外）是治國平天下，在下（向內）便是成就完善的個人。所以說，真正的老師，是要成就學生人格的。反過來，真正好的學生，也是要求道，要追求「內聖外王」的，甚至是成就老師的。
在韓愈的影響下，「師道」復興，宋代以來，真正的老師與學生之間便以道義相切磋，老師傳道，學生有時對於老師的行為有不解或不滿，也直言不諱。這也是孔子的傳統。像孔子見南子，想要接受公山弗擾、佛肸的招納，都受到弟子的質疑，這才是真正的師弟之道。最近讀到《梁漱溟往來書信集》裡面梁漱溟弟子對於乃師的「批判」，再次感受到了古人師弟之間相切磋的真摯！
《梁漱溟往來書信集》
梁培寬 編注
定價：12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丨2017.11
在近代思想學術史上，梁漱溟是以實踐家的形象展現於世的。當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使其暴得大名，但在學術上，卻並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後來連梁漱溟自己也有不滿。相比於熊十力等人，梁漱溟在思想方面的成就要弱一些，但他從事於鄉村建設，從事於政治活動，都體現了儒家「外王」一面的特色。這種實踐性，使他在民國時期有相當的感召力，身邊也聚集了大量的追隨者。
從學術上講，梁漱溟的弟子，不如熊十力的學生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在義理層面有進一步的貢獻，但他的這些學生，卻大多屬於終身追隨梁漱溟、積極成就自我、完善自我的儒家「踐行者」，在他們的互相之間的交往中，更接近於宋明理學家中的師弟交流，即使不說是要做個「聖人」，彼此也都是要做「第一等人」的！
梁漱溟的學生，多數是在二三十年代開始追隨他的，在《梁漱溟往來書信集》中，早期的信件保存下來的不是特別多，主要集中在黃艮庸、王維徹等少數幾個人。但這幾位，也恰恰是與梁漱溟關係最密切的弟子。看他們給梁漱溟的信，也更加「不客氣」，更見得好學生對老師的「真情」！
王維徹與黃艮庸
1923年，26歲的王維徹讀了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後，便「敬慕先生的人格與精神」，將「現在的一切生活丟開，來與先生同處為親炙的弟子」。他辭去在四川的教職，把書籍、衣服全都賣了，籌出路費，不遠千里，奔赴北京向梁漱溟求教。這種從師，並不是要去求一個所謂的知識，不是毫不關己的外在的「學問」，而是要「熏沐其人格，以養成我自己之人格」，「師弟之間，純以感情相熏陶」。他要求的，不是「經師」，而是「人師」！
在梁漱溟身邊的日子，在一言一行之中，王維徹也是真切地感受老師的熏陶，所以會「每見師從外歸來，心便歡欣愉快不已」。其原因，在於「徹之於師時時有同氣之感者，即在志願之方向與思想之路數相同故耳。此二者實即吾儕性命之所寄託，對己對天下都止有在此力求無歉而已」。更進而「師若在此上要徹死，徹不敢不死，要徹生，徹亦願勉力去生」。而反過來，他基本上也同樣這樣要求老師，「亦時時惟望吾師以全力專註於此而已」。這裡所追求的，便是希望老師和學生都能盡全力在個人的道德自我之完善上，同時也擔負起對「天下」的義務，即「正己以正物」，從完善自我到從自我生髮影響到天下，而這也就是古人的「盡性至命」之學！
王維徹致梁漱溟函
從這種志向上出發，王維徹也時時對梁漱溟「攻錯」。言語之間，便也常常不留餘地。比如說：「吾師已是大人，萬不當再往小人隊里鑽（此小人不是與君子相對之小人）。吾師已是男子，萬不能再以女人之任自任。我敢說吾師所謂『立不起』的病根，並不在旁處，只是『未曾死心』四字而已。所謂死心是指什麼？就是一心一意當大人，一心一意當小人，吾師於此實未死心。是大人的資格，卻時時以小人之事擾之；是男子的責任，卻時時以女人之職責自肩以分累之。嗚呼！如此大錯大誤，不知何時方得醒解！」又說：「吾師若不改此脾氣，此身無論如何終是在無謂困苦中度日，絕無了日。」在給熊十力的信中，也更是直指梁漱溟、黃艮庸與自己的病根：「漱師器局精神歉光昌振迅，艮庸又矜矯柔迂，徹則傲兀自用而不能以恆定自持，此皆真實危險病症。」一絲一毫不留假借，批判起來毫不客氣。
黃艮庸也同樣如此。1925年，梁漱溟有從北京遷居曲阜「隱居」的想法，對此，黃艮庸表示不贊同。但這種不贊同，並不是簡單地從事情的利害關係上著眼，而是更深入地「剖析」了梁漱溟所以欲遷居背後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個人修養不足。「若情志不寧，清明之心，為偏情所蔽，心中只存下一急切之要求（為不清楚之要求），毫無雍容妥帖之情，以為隨宜進退，以之應事，事出於勉強而不自覺也。」在梁漱溟的病根上下藥，實際上批評得也是相當厲害的。
由於師弟之間這種「不客氣」，弟子對於老師的要求也極高，一方面要求老師要不斷進步，同時要要求老師要擔負起真正教育弟子的職責。有時，他們對於梁漱溟不能對自己所作所為予以教導，竟然會直接攻擊老師不負責任，甚至是認為這就是有違「師道」。黃艮庸在信中說，「生此次變動是耶非耶，豈不能以數語教之乎，是誠何心哉！師日日忙，為何而忙？尚不撫心猛省，將數年來所共勉共勵者為何不刻刻放在心頭，而甘為他事牽扯，放下大事不管也。」他們對於老師的這些批評，在他們自己看來，也正是盡到作為學生的責任，只有這樣毫不客氣，只有這樣直言不諱，才是真正理所應當的師生關係。不然，見錯不言，任由老師錯下去（當然，有時老師的「錯」，並不是真的錯，而是學生沒有領悟到，即如子路之疑孔子之類），不僅對老師沒有好處，也喪失了「求道」的真摯之情，對他們自己追求道德自我的完善也是有害的。
梁漱溟接到這些「攻駁」之信後的直接反應，因為他的回信現在都看不到了，所以並不清楚。只有1930年黃艮庸批評梁漱溟在《村治》一期《主編本刊之自白》一文「仍有幾分客氣，此即生對吾師未放心處」，梁漱溟有跋語說，「黃君之言深切吾病，讀之不勝警惕」，更進而反躬自省，「黃君所見猶為《自白》一篇耳，使見此《答晴中君》稿及前通訊各篇，其必更為吾惴懼嗟惜！餘一向以矜氣淺衷，改化不易，既貽朋友憂；今出與一般社會接，對社會立言，感應捷於影響，猶不知戒，則於今日天下拂亂強戾之氣將適以益之，其何能以回眾人察理向善之心？吾誠過矣！用志於此，願改吾過，並以謝當世之君子焉。」同時，梁漱溟更是把這些信慎重保存下來了的。在七十年代重新翻讀、整理的過程中，梁漱溟也記下了自己的感受，如雲「積存昔年之艮庸來信多件，可見師友切磋真情」，「平叔、艮庸從游於我，皆勝於我。如此信所以教我者，皆不易之道也。」對於他來說，有這樣的學生，是真正的幸運。師弟之間互相砥礪，互相攻錯，最後才能互相成就。而這，也才是孔子、韓愈以來真正的「師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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