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計劃，死的隨機！

聽祖輩上說我們這個地方三面環山,唯一的一條出口還是水路。如此地形易守難攻,是昔日帝王建都立業的好地方。於是歷史上許多有作為的君主看上了這塊寶地,城牆越築越高,護城河越挖越深,使這塊本來就封閉如若死水的石頭城更加讓人感到沉悶和壓抑。有坐過飛機的朋友說:從上往下看時整個城市的形狀就象一隻大鐵鍋。試想那滿城聳動的人流不正是一串串熱鍋上的螞蟻嗎?於是許多人把這座城市叫做「火爐」時,更多的人深信不疑。

當時大部份的人家還買不起空調。我記得每到七月,這個城市的人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呆在家裡光著膀子穿著三角褲吹著電風扇呷著茶看電視或者聽廣播。那陣子許多單位的工作時間不得不有所改變,中午給了人們更多的時間呆在家裡和蔭涼的地方。廣播里時不時傳來有老人和孕婦暈倒的新聞,從市裡趕來上班的職工說幾家醫院裡擠滿了中暑的人,市府的領導都上街送水送荼,廣播預報近期還有高壓氣流,市府要求廣大市民節約用水電,以便對付不測。附近的幾座小廠相繼關門放假,領導們說這樣可以節約水電支援大企業的正常生產。

「我聽說地球離太陽越來越近了,說不準兩球有相撞的可能」,於曉磊神經兮兮地對我說。

「別聳人聽聞動搖民心」,我對於曉磊這個自稱為百事通的傢伙最為反感,雖然我們之間並無歷害衝突,但他常常以全班唯一的本科生自居,時不時拿點新鮮玩意來炫耀一番,嘩眾取寵。使我最為惱怒的是這小子有一天當眾羞辱我,說我這一輩子充其量只能當一個三流鉗工,並手舉著我加工的幾個配件橫挑鼻子豎挑眼,說我根本沒按他的圖紙行事。那個月我被班長扣了獎金,為此我對於曉磊懷恨在心。

在我們這個只有14個人的班裡,讓人最佩服的就是班長。班長的夫人是山東人,她常常把洋蔥大餅帶到班裡來,我真回想不起來我們這些江南小子是如何忍受那刺人淚下的蔥味的。記得於曉磊曾經還在班裡發起了一個抵制「洋蔥入侵」的號召,可班長笑咪咪地對他說:「這東西聞起來臭,但吃起來香,你們這裡天太熱,這玩意能防病」。第一個接受洋蔥的也是於曉磊,你看他流著被洋蔥熏出的眼淚邊吃邊說「味道好極了」,一個月之後全班14個人專門在班長家開了個「洋蔥大餅的聚會」,我們每個人對班長夫人的薰餅手藝讚不絕口,我曾經在家裡企圖在眾人面前露一手,結果母親把那些薰黑的餅全部扔到了垃圾箱,還一個勁地埋怨浪費。我們全班的每一個人都羨慕班長的好福氣,能娶到一個如此體貼自己和會做洋蔥大餅的好女人。於是班上的青年人時常會出現在班長的家,一半是為了能吃到洋蔥大餅,另一半是為了看這位山東大嫂。當時許多人都誇我們班上每一個人臉的水色特別好,我想這與大蔥的作用是分不開的。在我們的心中時不時會提醒自己:一定要娶個能象班長夫人似的女人做妻子。

一切的事情都發生在那個酷熱似火的七月。

如今，雖然我們這個班的成員們都已各奔東西,但每一張臉我都能清析地記的。有時在夢中,有時在裝置區內,還有時在菜場看到滿地的洋蔥和小吃攤上黃澄澄的大餅時,他們的臉在我的腦海中不由自主地出現。我們這些人來自不同的地方,個人經歷不同。但有的還有很深的背景,象曹嗚的來頭就是不同凡響,他的伯伯是公司副經理,據說這傢伙還有兩位叔叔在加拿大,他從小長在北京嬌生慣養,剛來時班上的職工對曹嗚潔白的皮膚很有說法,猜他在家裡是否幹家務。曹嗚平時和我們這些工人子弟不羅嗦,我心裡知道這傢伙看不起我們。每當這個時候,我覺得不應該和於曉磊有矛盾,因為他與我差不多,是一個剛剛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家子弟,理應要精誠團結。

「大夥動作麻利一點,一小時的活幹完拉倒,回家好好洗個澡,吹牛扯皮侃大山個人自由」,車間副主任頂著烈日汗流夾背從外面進來,堵著門口看著一個個光著膀子的小夥子放高了嗓門「快快,都把衣服給我套好,今天是關鍵活,把精神都給我提起來」。我對當時每一個人的表情非常清楚,14個人在副主任的催促下都開始了各自的準備工作。副主任把一張圖紙遞給了正在提褲子的於曉磊:「把進塔的注意事項宣布一下,詳細一點」。

於曉磊在分組的時候把班長和曹嗚分在一起,我知道這是班長的意思,班長對曹嗚的工作能力始終表示懷疑,每次幹活都要帶著他。我們三人一組,被分成三組,其它的人在塔口作監護。

「副班長招呼幾個人把冷飲送到塔台上,再把連體服也一齊搬上去」。副主任邊走邊向屋裡喊著。

「咋這麼羅嗦,好象就他長了一張嘴」,曹嗚站在更衣櫃前照鏡子,他的頭髮留的很好,每天工作前總要梳理一番,別看在這炎熱之際,大夥都剪起了小平頭,可他捨不得這頭髮。

「還不是為了你的小命,出了事喊你叔叔伯伯來都來不及了」,於曉磊拖著長音嘆著氣。「真倒霉,狗嘴裡吐不出象牙來」。

「嘴不要傷人,讓菩薩保佑你吧」。

這種對話在我們班裡是司空見怪的,大夥也從來不急眼,不要看曹嗚和於曉磊嘴裡沒好話,出了這個門就什麼也沒發生似的。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我總覺得這好象是某種預兆。當天我們每一個人都說了許多不吉利的話,我不清楚這到底有何因果關係,但我肯定這一切都是命里註定的。

一切都發生在那個酷熱似火的七月。

當我們全幅武裝爬到20多米高的塔頂時,我看到狹窄的踏板上已擠了好多人。廠長和書記在上面,還有公司氣防站和安監部門的領導及技術人員都在作準備工作。我發現班長和主管生產的廠長在塔板上指手畫腳,現場的雜訊伴隨著騰霧索繞的蒸氣,使人無法看清周圍的一切,只有抬頭往上能看到雲霧中聳著許多塔和煙筒。

對於眼前的一切我並不陌生,有時深更半夜有搶修任務時,在蒼白的燈光下被蒸氣索繞,那才叫恐怖。現場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講話,都在默默地幹活。公司安監處的兩個幹事是我部隊時的戰友,倆人都是喝啤酒的料,腆著大肚子從霧中向我走來。倆人面帶愁色在我面前高喊著,喘著粗氣,情緒相當激動,可惜雜訊太大,我一句話也沒聽見。我也用手在他的面前莫名其妙地比划了一番,旁人以為我們是在打啞語。事後我才知道,倆人對領導選擇這樣的天氣干這種活很不滿,認為安全係數太小了。

對於這次進塔操作厂部領導是有分歧的,建議推遲的大有人在,可是外部環境不容許。計劃這次檢修用35天,可是時間已過半,許多項目還沒有開工。現場的總指揮是一位剛從北方一大型石化企業調來的副廠長,目前他受到了多重的壓力。外界評說:此次裝置檢修的成敗將決定他的仕途之路。

現場臨時搭了一個隔音棚,是專供現場指揮的,這裡顯然要比外界要好得多。於曉磊和我均已穿戴完畢,他是秀才出生,我真擔心他單薄的身體怎能承受得了這鎧甲般的制服。「王根寶幫我……」,他用手指了指呼吸器。我幫他把眼鏡摘了下來,可他只搖頭:「這不行,我什麼也看不清」。我用毛巾把他的眼鏡擦了擦:「要記住十分鐘擦一次」,我把眼鏡重新架到了他的鼻樑上。等我把豬嘴面具全部幫他扣好之後,於曉磊已經是汗流夾背了,我的手也浸滿了汗珠,系帶子的時候只打滑。他的臉在鏡片後面做著怪象,瓮聲瓮氣地說:「象不象宇航員?」不知怎麼搞的,一種苦澀在我的心頭升騰,我向他苦笑地裂了裂嘴。

所有的人都做好了準備,班長為曹嗚作了最後的檢查。顯然,由於防毒面具的帶子不夠長,曹嗚有很長一段頭髮散落在外面。班長從口袋裡把捆菜票的皮筋取下,在曹嗚的腦後打了個結。在場的許多人被曹嗚的這種怪象逗樂了,可都沒有發出聲來,對於我們這個向來見題發揮和以取笑別人而逗樂的班組確實是一種不尋常。我常常回想起當時的情景,似乎有一種不尋常的時刻就要到來。

今天在我的眼前經常會出現那張沾滿鮮血的臉,還在那條被竹片撕著大口的腿。我緊緊地把那張臉貼在自己的胸前,流著眼淚全身顫酥地歇斯底里地狂叫著,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被一種世無前例的力量把我的所有神經擊紊亂了,以至於現在常常會精神恍惚不知所措。

一切的一切都發生在那個酷熱似火的七月。

第一個下去的是班長,是我把他的右腳送進塔口的。他頭頂上的照明燈射出的光柱在我的眼前搖晃,塔內充滿著氮氣,使塔口的人都感到一絲涼意。每一個人緊張地注視著洞口,目不轉睛地看著班長的身子往下沉。三分鐘之後塔底傳來信號,班長安全到位,大家鬆了一口氣。第二個下去的是於曉磊,他拍了拍我的頭:「晚上到班長家去吃洋蔥大餅」,我連忙表示同意。於曉磊下去的時候手裡還拿著兩捲圖紙,他是此次進塔檢查的項目負責人,最後的檢查結果必須由他簽字畫押才能被認可。

輪到曹嗚進塔的時候車間副主任在他的耳邊嘀咕著什麼。全副武裝的曹嗚就是與眾不同,他象一位正走向火箭發射倉的宇航員一樣顯得非常莊嚴。當他的下半身進入塔內的時候,突然雙腳站在懸梯上停止不動,兩隻眼向塔口周圍的每一個人看了一圈。我對他的這個動作記憶猶新,每當我回想到曹嗚時常常以他的這個動作為引線的。當時我很想靠近他,問他一些什麼,可瞬間他象重物垂落般地往塔底下沉,許多人聽到了曹嗚恐怖的嘶喊聲和塔內腳手架被折斷時發出的爆脆聲。強烈的下垂使氧氣瓶的輸送管被扯斷了,只有維繫他們的安全繩由於是握在我們的手裡給了這次下垂足夠的緩衝力而沒有被扯斷。洞口的人被這突忽襲來的意外驚呆了,我的腦海一片空白,只有一個聲音彷彿在不停地高喊:「讓我去救!去救!」。副主任一把把氧氣輸送管送到我手中大喊著:「快快,快把管子接上」。

我記得,我是被粗大的安全繩吊進塔內的,因為懸梯已被扯斷。斷裂的腳手架把班長和於曉磊緊緊地壓在塔壁扇形管的縫隙內,我被慢慢地往下吊的同時用雙手使勁把腳手架拉開,後來我才發現那雙潔白的新工作手套上浸滿了鮮血。曹嗚的身子被倒掛在腳手架上,我看不清他血肉模糊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只見紅色的液體從他那雙潔白的手上往下滴。我用雙手緊緊地抱著曹嗚的身體,他的呼吸器不知飛到哪裡去了,工作制服被腳手架的毛竹片撕成了數塊,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他的一條腿也被拉開了一個大口子,肌肉卷露在外面。於曉磊一動不動地被夾在管壁內,雙手還握著那捲圖紙,我慌忙把氧氣管給他接上,用手拚命地打他的臉,可他還是一動不動。當我轉過身來找班長時,被顯現的慘象驚瘋了。呲牙裂嘴的扇形片緊緊地釘在班長的雙眼上,血色的眼球被擠了出來,呼吸器的碎玻璃布滿了他的臉。我跪在他的身旁,把班長從壁崐縫裡拉出來,把他的頭顱孩子般地擁在懷裡放聲大哭,我的所有靈魂和肉體被這世上難以言表的恐懼捲走了。

我記不清自己是怎樣上來的,也不知道在醫院裡躺了多久,來看我的所有人對我的醒來都露出了微笑,每一個都企圖想和我說上幾句,我就是始終沒有開口。周圍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許多人還送來了鮮花,它們似乎要衝淡我的記憶,可恰恰相反,在我的腦海中只有唯一的一種顏色,那就是血色。

雖然商品經濟的大浪推著時代的年輪過了一年又一年,人們對往事的記憶也在衰退,但細心的人還是能記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某一天,在我們這個城市的所有報紙上都登載著這樣一條消息:本市XXXX公司特大職工傷亡事故終於有了結果,市中級人民法院今天一審通過裁決,對犯有嚴重玩忽職守罪的四位領導分別判處二年至五年有期徒刑,他們是XXX,XXX……。

九一年八月,於曉磊終於活著出院,並領到了政府發給他的「殘疾人優待征」,目前他已回老家在一家鎮辦企業當技術員。九二年與一位本廠的打字員結婚,我吃到了他從郵局寄來的喜糖。

九零年三月,我和廠工會的領導一起把班長的骨灰送到了他山東的老家。倍受我們尊敬的班長夫人被公司留了下來,並在第二年和她的孩子一起轉為城鎮戶口。在分到二室一廳的房子之後於同年和一位比她小四歲的男人結了婚,從此她再也沒有顯示那大餅卷洋蔥的手藝,據說那男人對洋蔥過敏。我對班長夫人的行為沒有異議，但總有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迴響：班長，你死的好慘！

在我們 個年代，每個人「生的計劃，死的隨機」，能活著真好！

曹嗚的骨灰從八九年十二開始就一直躺在本市的一家公墓里,我去過幾次,曾經見過他的家人,但沒有直接說過話。我覺得他們所坐的小車總是那樣的來去忽忽,我真懷疑他們來年是否還再來公墓。據說，曹嗚的老父放棄了賠償金，表示要把這些錢捐給企業，希望建立一個什麼基金，幫助那些因工緻殘致死的人。我也不再關心這種事，心都已經死了。

我在康復後的幾個月之後就被調出了原單位,那是我父親的意思,目的是讓我忘掉過去的一切。目前在公司某機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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