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麥金德與施米特的眼睛，看今天的中美

【本文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強世功在「政治：中國與世界論壇2018」暨「當代世界思潮與中國政道傳統」研討會發言錄音整理。】

圍繞 「政治：中國與世界」2018論壇的主題，我和廣生磋商了幾次論文發言的題目，我選擇「陸地與海洋：麥金德與施米特」這一題目，正好和小楓老師的論文演講相呼應。最近這幾年我給學生上法理學課程，一直把麥金德、施米特和科耶夫的文本放在一起來講，主要講民族國家與帝國問題。今天借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我們今天的政治理論始終圍繞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政治理論展開，而這些理論都是以「主權國家」的建構作為政治想像的。因此，對於東方超大型的帝國，他們無法在理論上加以解釋，就發明了專制政體這樣一個概念來概括。這在孟德斯鳩的著作最明顯地體現出來。

然而，孟德斯鳩是一個社會理論家，終究是要尊重社會事實，他注意到東方超大型帝國與廣闊的地理有關。因此，他特彆強調地理、自然與政治之間的內在關聯。在這個意義上，帝國/專制政體的正當性基礎在於地理。

正是從地理的視角出發，我們可能會拋開社會契約論之類的「唯心主義」的理論建構，而關注更為「唯物主義」的力量對政治生活的現實作用。如果說「國家」是理論建構的產物，而「帝國」則是現實政治生活中真實的存在。

今天的世界在理論上是由幾百個平等的主權國家的構成的，但你們真正認為日本真的擁有絕對主權嗎？誰都知道它是美國的「附庸國」。這就意味著真實的現實政治生活的尺度就是帝國。 國家間的鬥爭是以「帝國」的形式展現出來的。而麥金德、施米特和科耶夫討論的就是帝國問題。

一

在1904年發表的著名演講《歷史的地理樞紐》的結尾，麥金德做了一個大膽的預測：假如中國與日本組織起來，推翻俄羅斯帝國，並征服它的領土的話，那就會把海洋的巨大優勢與巨大的大陸資源結合在一起。這個圖景一旦實現，就會導致一場威脅西方自由世界的「黃禍」。這個演講之後不到兩周時間，日俄戰爭就爆發了。我同意小楓老師的看法，目前我們對日俄戰爭重要性的理解不夠。日俄戰爭不僅是東西方的戰爭，更重要的是，展現了十九世界全球面臨的根本問題：當列強瓜分完全球之後，就面臨著內部的衝突，以至於列強的內部衝突必然演變為世界大戰。因此，日俄戰爭可以被理解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奏，也有人把它叫做「零次世界大戰」。

這場戰爭直接塑造了20世紀的基本政治格局。第一，它加速了俄國沙皇政權的結束，1905年俄國戰敗就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用列寧的話來講，這是「十月革命的總演習」。換句話說，日俄戰爭加速了蘇聯帝國在地緣政治中的崛起。第二，日本甲午戰爭打敗清政府是傳統中國文明圈內部的勝負，而唯有在日俄戰爭中戰勝西方文明的俄國才真正成為東方文明的代表，這種文化自信心與自豪感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帝國的崛起，可以看作是日本建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精神開端。

日本法西斯帝國的失敗有很多原因，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日本始終在大陸帝國與海洋帝國之間搖擺。一方面日本希望成為大陸帝國，這就意味著日本要與蘇聯對抗，但日本希望成為海洋帝國，這必然與美國衝突。最終，日本失敗於大陸帝國蘇聯和海洋帝國的美國之間的雙重擠壓。

但是，日本戰敗之後，中國也面臨著日本當年同樣的兩難地緣選擇，在蘇聯和美國這兩大帝國的夾縫中，中國究竟是成為大陸國家還是海洋國家？國共兩黨的不同意識形態背後乃是不同的地緣戰略，國民黨本來就是兩廣江浙這些沿海地帶興起的，而中國共產黨一開始興起於沿海城市，但毛澤東從江西湖南根據地以至於長征達到延安，實際上選擇了一條成為大陸國家的路線。因此，雖然國民黨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共產黨佔領西北、後來搶先佔領東北始終具有地緣戰略上的優勢。

新中國雖然走向大陸國家與蘇聯結盟，但新中國始終懷有邁向海洋世界的心思。保留香港殖民地就是一個例子。當蘇聯帝國試圖控制中國將中國變成為其附庸國時，中國被迫與蘇聯決裂，從而下決心轉向海洋世界。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排除意識形態的干擾建立了地緣聯盟，從根本上顛覆了蘇聯在與美國爭霸中曾經擁有的地緣政治優勢，由此埋下了解體的根源。因此，中國加入海洋世界不是從改革開放開始，而是從1972年開始，沒有1972年奠定的全球地緣戰略基礎，中國改革開放不可能融入到美國主導的海洋世界體系中。

而類似地，今天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又處在關鍵時期，美國就像當年的蘇聯一樣，為了全球霸權而壓制中國發展，中美貿易戰迫在眉睫，這完全有可能將中國重新推向與大陸的俄國建立密切關係。事實上，面對冷戰後美國的全球霸權，中俄已經在建構「上海合作組織」，中俄關係也在越來越密切。若中美關係走向全面破裂，那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意義不亞於1972年尼克松訪華對於蘇聯的意義。

在這種全球地緣戰略的格局下，我們看新中國從1949年走到今天的歷程，你會發現，中國全部的地緣政治努力就是在大陸與海洋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實際上也是維持世界的和平的平衡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時間越到後來，我們越可以感受到麥金德的理論洞見對於今天意義。

二

應該怎樣理解麥金德的洞見？我們一般都將麥金德的洞見理解成地緣政治學。但就像剛才小楓老師說的，麥金德的英國式的地緣政治學，與德國式的地緣政治學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世界方式。麥金德對地緣政治學最重要的理解，就是他26歲的時候在皇家地理學會所做的演講。

我們今天說的地理學與現代自然科學、地理大發現、地圖等現代地理測量技術興起，這一切構成了現代的科學地理學。而在西方古典歷史上，《荷馬史詩》和希羅多德《歷史》中講的那一部分與地理相關的內容被稱之為人文地理學。現代地理學興起之後，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從事全球探險活動。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也是一個探險俱樂部，麥金德也曾經去非洲探險。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也就是麥金德這個時代，地理探險基本結束，我們能夠找到的山川和河流，都已經找到了。而地理探險的結束也意味著歐洲列強瓜分世界的結束，在麥金德研究之際，就是關於非洲問題的剛果會議和八國聯軍侵華。那麼，此後地理學還能做什麼呢？這個問題的背後就是此後列強如何面對瓜分完畢的世界呢？答案無疑是世界大戰，而地理學服務於列強的爭奪，那自然就發展出了政治地理學或地緣政治學。

不過，26歲的麥金德這個演講中明確提出科學的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結合起來。這個結合的基礎是自然法則與人類活動法則的內在關聯以及由此形成的人類知識的整體性。因此，他堅決反對美英大學中的分科化，認為分科化帶來的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完全不能互相理解，以至於政治家所要的地理與大學教授所講授的地理完全是兩回事。

因此，麥金德就找到了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就是「力」。他告訴我們，說來說去，無論是自然地理、還是人類社會都是研究一個東西，就是力量。地理學研究的地理、自然要素的力量，而歷史學和政治學研究的是人的活動所產生的力量。而他提出政治地理學，就是要將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而這一切一定要以自然地理學為前提。

其實，麥金德所說的自然地理學和他們那個時代對自然地理學的理解很不一樣了，後者其實就是地質學，研究火山、冰川、大陸板塊這些對象，而麥金德講的自然地理學恰恰只要為人類活動提供自然力量支持的東西全部組織在一起，不僅有地質學的東西，也會有地文學的東西，更會有氣象學的東西。在此基礎上，麥金德要去考察自然力量和人類力量是怎樣相互促進的。

所有的自然力量在被人們認識到之前，都是盲目的、不能夠被理解的力量，當你能夠認識到自然力量是什麼的時候，你才能善於利用它。他舉了很多例子。比如亞歷山大遠征為什麼沒有能征服印度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選擇的路線錯了，亞歷山大不了解地理，不知道征服印度需要從什麼地方進入。

在自然力量與人類力量的關係中，他始終強調兩點。第一是強調地理科學中自然的力量對人類的影響，他用的概念是「支配性力量」。比如陸地和海洋對人類歷史的影響。第二他最感興趣的反而是人類的力量組織起來的東西，是人類的力量對自然的改變。在早期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中，他強調的是技術，比如說恰恰是航海技術的發明使世界的貿易中心擺脫了威尼斯，慢慢到了大西洋和英國，是航海技術改變了全球地理格局的變化。

而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中，他強調人類組織形式所形成的「社會動量」，他將英國和德國看作是兩種組織形式，一種就是自由的組織方式，一種就是紀律的組織方式。英國信奉的是一盤散沙、各行其是的「商業自由」，而德國最強有力的就是戰略、規劃和組織，通過組織的方式把人的力量發揮到極致，包括觀念、策略、政策和手段。正因為這樣，他認為自由世界會面臨一個威脅：德國有組織的力量將有能力和整個西方對抗。雖然他一直講地緣的、自然的對人類支配性的影響，但他同時也特彆強調人類活動的反作用。

正是從「力量」這種最基本的元素出發，麥金德展現出一種非常徹底的現實主義思考。沒有什麼政治、道德、自然的因素，所有這些因素其實都可以放在一起，用一個力量的關係來理解。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組織都會同陸地與海洋發生客觀的、力量的相互關係，這種相互關係，你可以理解成戰爭、衝突、自然的風暴，但在他那裡都是一樣的，是力量的交互。

由此，他才能洞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德國和英美的整個衝突，基本原因是經濟力量的衝突。英美都是放任貿易、全球自由貿易的推動者，是一種自由貿易型的經濟，而德國則是有組織地拓展自己的經濟，用麥金德的概念來說，叫做「掠奪型經濟」。這兩種經濟力量在全球的擴展必然會發生巨大的衝突。

在這個意義上，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思想觀念、道德價值沒有關係，麥金德並不會像意識形態的鼓吹者那樣把英美看作是價值上的優勝者，把德國看作是價值上的卑劣者。在他看來，戰爭與道德無關，而是與力量有關。世界大戰是自然而然的結果，這個結果既是地緣政治的，又是組織觀念的，同時又是經濟貿易領域的衝突。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看問題，那麼中國與美國今天面臨的貿易戰，不就是兩種力量的對抗嗎？

三

我們必須記得這個演講的標題是「歷史的地理樞紐」，其重心在「歷史」，換句話說，他是作為一個地理學家在談論歷史問題，討論地理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他實際上擺脫了流行的西方中心主義所形成的普遍歷史的觀念，他不認為亞洲歷史從屬於歐洲歷史，相反他認為歐洲歷史從屬於亞洲歷史，歐洲歷史乃是亞洲歷史的產物。正因為他擺脫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普遍歷史觀念，他也成為全球歷史的鼻祖。

從政治地理學的角度，麥金德將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前哥倫布時代，那是世界歷史的亞洲時代，即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和阿拉伯高原的野蠻民族藉助草原、沙漠的機動性把歐洲人壓縮到非常狹小西歐地理空間中。如果沒有地理大發現，西歐可能面臨著被東方民族和伊斯蘭教毀滅的境地。麥金德認為，如果要理解歐洲，就必須看到：歐洲恰恰是藉助亞洲才建立起來，恰恰是東方亞洲民族對歐洲一次又一次的入侵，使歐洲團結起來，認識到我們是一個歐洲的民族。

第二個時期是哥倫布時代，西歐基督教世界通過海洋獲取了亞洲和新大陸的財富，正是利用海洋的貿易和海軍的機動性，西歐民族佔領了差不多整個新大陸以及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將北美、非洲、東南亞和亞洲的很大一部分都整合到了歐洲文明的統治之下。而讓麥金德認為，隨著歐洲列強瓜分世界完畢，人類進入到一個封閉的系統中，世界歷史進入新的時代。

那麼，新的時代有一個根本的特徵，就是鐵路技術的發明，使得處於大陸心臟地帶的俄國擁有了新的機動性，這種平原上鐵路的機動性與海洋上船舶的機動性剛好可以相媲美。這就意味著改變了大陸心臟地帶在哥倫布時代相對於海洋世界的劣勢。至少從地理的角度看，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俄國與海洋世界的英國出於勢均力敵的狀態。因此，他認為世界歷史進入了新時代，即大陸強國與海洋強國爭奪全球統治權的時代。我們可以把這個時代稱之為「麥金德時代」。

因此，他在演講結尾的預言恰恰是針對全球統治權展開的。把他的這句話翻譯成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那就是：如果俄國、中國和日本結成同盟，那麼不僅擁有大陸心臟地帶豐富的物產資源，而且擁有海洋世界的機動性優勢，那對於西方世界無疑是致命的威脅。這句話放在今天，不也包含著真理和洞見嗎？今天中俄已建立起戰略夥伴關係，如果日本加入就意味著台灣問題、南海問題完全解決，那麼印度、伊朗、土耳其不也自然加入到這個聯盟中？世界格局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四

麥金德發表1904年的演講的時候，展現的新時代乃是大陸與海洋世界爭奪全球統治權的時代，他甚至開始構想全球國家的可能性。這個演講雄心勃勃，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歡心鼓舞。可以說，這篇演講代表了「壯年麥金德」的思想。然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的理論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就體現在1919年《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里，這其實體現了「老年麥金德」的思想。這個轉變的關鍵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從強調大陸與海洋之間二元對立，轉向從從太空的角度看世界，由此提出了「世界島」和「環形世界」的概念，這些概念雖然圍繞歐亞大陸展開，但卻是從太空的角度世界，從而將人類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另一方面從海洋世界如何爭奪全球統治權的地緣戰略思考轉向了海洋世界獲得全球統治權之後如何維持西方治下的世界和平，而這個轉變的背後就是政治主角從大英帝國轉想了美英聯盟。所以，在1904年演講中，美國被看作是「東方大國」，而在1919年的著作中美國佔據了核心重要地位。因此，在1919年的《民主》一書中，他所說的「民主」更多地包含了一種平衡的觀念，是各種自然力量、社會力量和生活方式之間的平衡。他之所以推傳「國際聯盟」，就是不希望世界上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來出面組織秩序，反而是渴望均衡，認為均衡的結果反而能保持世界的和平。為此，他也對所謂的工業資本主義及其結果進行了批判，反而特彆強調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里湧現出來的一些新東西。從「壯年麥金德」到「老年麥金德」的轉化很大程度上是源於他的現實主思考。麥金德已經看到只要是任何一個國家想成為一個統治全球的世界國家，就意味著在技術上和地緣上優越絕對的優勢，其結果必然導致地緣政治上的整個世界衝突。

五

麥金德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後來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德國的施米特在他的《陸地與海洋》和《大地的法》中隻字不提德國的地緣政治學思想。《陸地與海洋》這本小冊子完全講針對的是麥金德提出的全球陸地和海洋對抗的故事，而在《大地的法》的序言里，他明確提出向麥金德致謝。然而，對照麥金德讀施米特的這兩本書，卻看到施米特恰恰是在對麥金德構成了批判。

施米特在《大地的法》這本書開頭講得很清楚。施米特認為自己跟麥金德區別在於，他是法學家而麥金德是地理學家。「法學家」的含義是什麼？是說當我們理解陸地和海洋的時候，不是把它們看成兩種具有客觀力量的自然要素，在這個自然要素背後還有一個規範的含義，有一個道德價值。這就帶來一個問題：麥金德的眼中，陸地和海洋是兩種等量齊觀的自然力量，而且形成了陸地國家和海洋國家兩種力量的全球對峙，但是施米特從一開始就說，人作為大地的動物，只有陸地上的生存才有規範意義，海洋上沒有什麼規範意義。用我們的話說，為什麼the earth翻譯成「地球」，而不是「水球」呢？實際上翻譯成「地球」是把earth理解成land，而不是sea，隱含的意思是：人的生存全部意義來源於土地，大地生產規範和意義，而海洋意味著規範的喪失和意義的喪失，這就是施米特在《大地的法》所指出的虛無主義，就是一種沒有規範意義上的科學理性的虛無主義。

儘管如此，施米特和麥金德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像麥金德從來不是只講英國，施米特也不會只著眼於德國來講陸地、海洋和大地的法。麥金德一上來就講的是基於歐洲文明的敵友劃分，歐洲的敵人是東亞、是俄國，施米特也基本分享了類似的觀點。麥金德將世界歷史分為三個階段，施米特也基本同意這個劃分。不同的是，施米特從法權的角度來理解。第一個階段是早期基督教時代，當時的歐洲人共享一個基督教世界的國際公法的觀念，而第一個階段歐洲基督教的法恰恰是針對外部的異教徒東方世界。第二個階段也接近麥金德劃分的第二個階段，不過施米特強調的是以國家作為主體建構的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或國家時代。在這個時代，領土國家成為了政治的構型，儘管如此，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支撐的歐洲的存在，在歐洲外部還是一個野蠻世界，用國際法的話說，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內部，才有歐洲文明的「夥伴關係」，夥伴之間可以簽定平等條約，和外部的、非基督教的、半文明的國家之間則可以簽定「不平等條約」，對於野蠻國家就無需簽定條約、直接訴諸戰爭。換句話說，歐洲文明恰恰是建立在這樣一個等級體系之上，這是施米特眼裡歐洲文明最好的一個狀態。然而，第三個階段劃分與麥金德的比較接近，就是將巴黎和會和國際聯盟看作是第三個階段，當麥金德推崇「國際聯盟」的時候，施米特恰恰將這個作為批判的對象，即意味著歐洲的死亡。因為一戰以後、尤其是國聯以後，歐洲文明具有特定規範和精神價值的體系被不斷地加以技術化和法律化，從而變成了一個抽象的法律框架，以至於將歐洲之外的異質文明納入進來，不僅把俄國帶進來、把美國帶進來、而且把東方的日本帶進來。這就意味著國聯乃至後來的聯合國，完全不能再維持歐洲文明的標準。因此，在施米特看來，恰恰是國聯這個全新體系的出現，摧毀了歐洲文明主導的國際法體系。

然而，在施米特眼中摧毀了歐洲文明國際法體系的國聯和聯合國，恰恰是麥金德的理想。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施米特對麥金德的批判，即麥金德這種對自然地理和人力的技術化強調，以及對抽象的均衡的國際聯盟民主的強調，恰恰是虛無主義的代表，而另一個虛無主義的代表就是他不斷批判的純粹法學的代表人凱爾森。而在《大地的法》中，施米特特彆強調英國轉向海洋世界，就意味著選擇「無根性」，一種可以脫離大地、規範和意義的存在。英國人提出了「烏托邦」這個概念，但這個概念在拉丁文里就是「沒有的東西」。換句話說，英國人慢慢設想了一個可以脫離地理空間、可以技術設計的一個全新秩序。因此，當麥金德對飛機和太空的出現而選擇太空的視角的時候，施米特對太空的視角進行了批判，毅然選擇的具有規範、歷史和文明意義的大地。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麥金德在一個端點上思考帝國背後的地理和技術要素，那麼施米特在另一個端點上思考帝國背後的規範、精神和文明要素。而科耶夫後來對新拉丁帝國的建構恰恰是將這兩個因素綜合起來加以思考。

六

在寫《大地的法》的時候，施米特還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小冊子《陸地與海洋》。而《陸地與海洋》的重心，恰恰就在於批判地緣政治學。這本書前面的幾章都在講，按照地緣政治學，如何理解英國的崛起。為什麼英國會崛起？當時很多地緣政治學家的答案是，因為英國是一個海洋國家，這是由地理決定的。然而，施米特這本書里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恰恰是「空間意識」和「空間革命」。「空間革命」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施米特從麥金德那裡借來的，不過麥金德強調地理空間，而施米特則強調政治的法權空間。重要的不在於地理空間的變化，而在於歐洲人在思想觀念上如何理解這個變化。為此，施米特強調背後的宗教因素。陸地和海洋的衝突在價值觀念上對應著天主教和新教這兩大傳統。這也指向了施米特隱含的另一個問題的回答：為什麼工業革命可以發生在英國？因為英國選擇了海洋的時候，就選擇了不要土地、不要意義，可以依靠技術來創造一切的世界。

由此可見，施米特在著作中對英國這個海洋世界大國進行了系統的批判。麥金德非常強調技術對自然的作用，甚至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技術主義者，而施米特恰恰是非常反省這一點，他一直強調，技術和科技的發明導致人類整個生存陷入到虛無主義中。而施米特始終捍衛歐洲作為陸地所提供的規範、文明和生存意義，反對一個脫離大地、完全建立在海洋自由和技術之上的虛無主義的生存秩序。

如果我們把麥金德和施米特的爭論放在今天的語境里。我們就會發現，中美貿易戰的焦點恰恰在於技術，針對中國的工業發展計劃。可以說，在不遺餘力爭奪科學技術的支配權這一點上，中國和美國沒有太大的區別，二者都爭相進入到機器人支配的世界，一個虛無主義的世界。

美國繼承了英國的海洋傳統，可以說是整個世界沉淪的根源。而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如果真正想要超越美國，重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僅是技術上超越美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理解人與自然關係上超越西方技術主義的思考，重新將人與技術放在對大地、歷史、規範和文明的基礎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認真對待麥金德和施米特的遺產。

謝謝，我就講到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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