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陳佈雷的女兒陳璉

來源｜《百年潮》2010年第09期

作者｜邢方群

陳璉與袁永熙的結婚照

每憶起陳璉,我的腦海里便呈現出40多年前一個端莊、秀麗、剛毅的女青年形象。她有一雙明亮清澈的大眼睛,玉脂般的皮膚,適中的身材,經常穿著一件淺藍色的布旗袍,一雙布鞋,走起路來輕盈盈的,言談舉止,溫文爾雅。從外表看來,她很像生長在江南的大家閨秀,但她的性格卻是堅強的,富有反抗舊制度的精神,她的心裡蘊藏著革命的烈火，充滿對黨對人民大眾的熱愛。她是有蔣介石「文膽」之稱的陳佈雷的女兒，更是一位外柔內剛的女戰士。

背叛家庭 參加革命

我認識陳璉，是在1939年秋她考進西南聯合大學的時候。那時，我擔任中共西南聯大支部委員會組織委員。一天，支部書記袁永熙告訴我，新來了一位女同學叫陳璉，是個黨員。在當時，黨組織完全處於秘密狀態，所有的黨員雖然同屬一個支部，但只有同一個黨小組的同志才能在一起過組織生活。我同陳璉沒有組織上的直接聯繫，只是在公開場合有些接觸。可是袁永熙常對我談起陳璉，說陳璉對他很熱情，關心他的肺病；又說陳璉性格溫和，革命熱情高。我從袁永熙幾次談話中覺察到，他對陳璉頗有好感，超乎一般同志的好感。稍後，我知道她的父親是陳佈雷，是為蔣介石十分信任和器重的高級幕僚。那時，由於國民黨極端腐敗，而共產黨的威望日益提高，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子女背叛自己的家庭，參加共產黨，投身到革命隊伍，並非罕見的事，但像陳布雷這樣地位很高的官員的女兒也參加革命卻難能可貴。

陳璉是1939年上半年在四川合川國立二中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她到西南聯大後，在同學特別是女同學中開展革命活動。當時的西南聯大的群社，是黨領導下的一個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群眾組織。陳璉不僅自己積极參加群社的活動，還介紹周圍的女同學參加。西南聯大同學王民嘉說：「1939年冬天，我離家隻身來到昆明遇到她，我是多麼高興啊！她是我杭州中學的同學??她很關心我，介紹我參加校內進步組織——群社舉辦的讀書會、歌詠會、朗誦會，以及出牆報，上街宣傳抗日，募捐等活動。由於對她的信賴，我興奮地投入了這火熱的生活。」

1939年9月，聯大劇藝社（社員大都是群社社員）演出《阿Q正傳》。黨組織大力支持這次演出，通過各種關係，動員了近百人參加前後台的工作。陳璉和十幾個同學擔任前台招待，里里外外忙個不停，絲毫沒有「小姐」的架子。她還是群聲歌詠隊隊員，和同學們一起唱進步歌曲。

抗戰時期，學生的生活很艱苦。西南聯大的教室、宿舍，初期都是借昆明當地幾個學校校舍或會館，大都陳舊簡陋。很多同學來自淪陷區，靠貸金維持吃飯和零用，生活也很苦。同學中也有人是富家子女，過著舒適、奢侈的生活。陳璉甘於清貧，從不打扮，衣著樸素。王民嘉對她曾讚美道：「她卻是一個富有的人，她擁有巨額的精神財富，真理和理想給她身上灑滿光輝。」

1940年春，中共西南聯大支部改為總支，陳璉擔任總支宣傳委員。那時，隨著國民黨反動派和以我黨為主的民主進步力量之間的鬥爭日趨尖銳，在西南聯大，以國民黨、「三青團」為一方，以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群社和其他中間偏左的團體為另一方，也展開激烈的鬥爭。壁報宣傳有鬥爭，話劇演出有鬥爭，學生會選舉也有鬥爭。在這些鬥爭中，黨的總支委員會成為領導學生運動的核心，陳璉作為總支委員會的一員，付出了很多努力，做了許多工作。

皖南事變後隱蔽外地

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製造了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從重慶跑到昆明，策劃迫害雲南的進步力量。一天，他到西南聯大對全校師生講話，揚言只要學生循規蹈矩，遵紀守法，不擾亂社會治安，國民黨政府就不會逮捕。他這是向同學們進行恫嚇，為將來迫害進步學生打下楔子，因為他們可以隨時把「行為不軌」的罪名加到某些學生頭上。西南聯大的黨組織，在中共雲南省工委的直接領導下，把學校中大部分黨員，特別是已經受到國民黨注意的黨員以及少數進步同學，先後疏散到雲南各地，改名換姓，找個職業，隱蔽起來，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開展工作。中共雲南省工委讓袁永熙去箇舊隱蔽，並領導周圍幾個縣的黨組織。省工委的同志也動員陳璉隨袁永熙去。陳璉起初有顧慮，以為與袁一同去，就必然要結婚，所以很猶豫。後袁永熙解釋，同去一個地方，並不一定結為夫妻。這樣，陳璉也就去了。隨後，她到離箇舊不遠的石屏縣高級師範附中教書，並改名為程國儀。過了一個多月，我也從學校里去了箇舊，被派到蒙自，在蒙自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課。我們都由袁永熙領導。暑假裡，我同陳璉都到箇舊度假。那時，袁永熙已去四川，行前他告訴我們，將來上級會派人來，同我們商量今後的去向。在箇舊，有一個較老的黨員叫孫仲宇（又名鏡秋），同另一位從西南聯大疏散來的黨員周天行合辦一份名叫《曙光報》的小報。他們住在一個大廟裡，空房很多，我同陳璉還有孫仲宇的愛人楊靜芬（也在蒙自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書），也住到那裡。孫仲宇、周天行、陳璉和我4名黨員，自然地組成以孫仲宇為領導的黨小組。為了便於掩護，陳璉稱孫仲宇為表哥，我因和楊靜芬同在一個學校里教書，乃以同事相稱，這樣國民黨特務一旦來查問，我們就有了統一答覆的口徑，免得露出破綻。

在整個暑假裡，白天，孫仲宇和周天行去辦公室編報，陳璉、楊靜芬和我各自在自己的房子里看書，有時幫助幾名中學生補習英文，講講時事政治。晚上，大家聚集在孫仲宇的房子里，談理論，談文藝，談理想，談生活，親如一家人。

箇舊地處亞熱帶，但因地勢高，夏天並不熱，是避暑的好地方。有時，陳璉、周天行和我到箇舊郊外散步，會看到箇舊錫礦周圍許多工人像牛馬一樣在勞動。他們衣不蔽體，個個骨瘦如柴。據說，每到端午節、中秋節等節日總要死些工人，因為工人們平日根本吃不到肉，肚子里沒有油水。過節時，資本家「開恩」，供應酒肉給工人吃。工人們狼吞虎咽，吃得過多，口渴了，又喝了大量涼水，結果，有些人就因暴飲暴食漲破肚子而死。有時我們正在郊外走著，忽然從紅黃色的土坡上鑽出一個人來，光著上身和下肢，從頭到腳沾滿紅黃色的土，好像一個鬼怪猛然從地獄裡跳出來。仔細一看，是從小土錫礦窯的坑道爬出來的挖錫礦砂的工人。那坑口直徑不過1米，裡面黑黑的，像一個蛇洞。錫礦工人背著礦砂，從坑口匍匐著爬出來，滿身大汗，氣喘吁吁。每當看到這種慘景，我們就會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陳璉拿她過去接觸到的達官貴人與工人對照，曾非常激憤地說，總有一天，這些工人要成為錫礦的主人，用現代化的機器，從地下挖掘寶藏。

1941年秋，中學快開學了，陳璉要不要回石屏、我要不要回蒙自成了難題。因為那時西南聯大新畢業的學生中，有些國民黨「三青團」團員也到雲南一些縣的中學任教，我們若同他們相遇，便會暴露。當時雲南儘管是地方實力派龍雲的統治範圍，國民黨特務還不敢隨意逮捕我們，但我們還是應該盡量隱蔽。恰恰就是陳璉任教的石屏中學，就有一個女「三青團」團員要去任教。於是，我們同孫仲宇、周天行商量，決定轉移地方。楊靜芬有個姐姐住在雲南宜良縣狗街子鎮附近一個名叫西村的村子裡，村子比較偏僻，孫仲宇讓我和陳璉先到那裡暫住。楊靜芬姐姐家比較殷實，有一座簡易的土樓房和幾間平房，陳璉住在樓上，我住在樓下，吃飯在附近一個小飯鋪包伙。陳璉被介紹到附近竹瓦村山竹里中學任教，我則等待機會到外地工作。事不湊巧，陳璉到那所中學教了幾天課，便發現一個西南聯大的「三青團」團員也到了該校，陳璉趕緊找個借口，辭了職。這期間，我們除了讀書之外，不能從事別的工作。我們隨身帶來一些馬列著作，兩人分頭看，有時交換讀書心得。

一天傍晚，我們漫步田邊，不知怎的走進一個土埂圈成的大水塘邊，土埂上長滿了人頭高的仙人掌，水塘邊盛開各種顏色的鮮花，晚霞倒映在清澈的水塘里，如同綵綢，與周圍的五彩繽紛的鮮花相輝映，真有如仙境。陳璉置身在這美麗的境界里，興奮得容光煥發，連聲讚歎。可是現實總歸是現實，在舊社會，人世間哪裡有什麼仙境！陳璉說：「自然雖美，可是這社會卻十分醜惡。讓我們同廣大革命者用鬥爭來締造人間仙境吧！」就在往回走的路上，在距我們幾百米處突然啪的響了一槍，隨之一顆子彈打進離我們不到3米遠的水田中。很可能是壞人向我們打黑槍，這等於警告我們，隨時要提高警惕。

「傻瓜！」——「一個聖人！」

一天，我們忽然看到雲南報紙上刊登了一條尋人啟事，尋找「憐兒」。大意是：憐兒快快回家，家長很思念。陳璉看後，戚然地笑了笑，說這是她父親在尋找她。我問她，為什麼叫憐兒？生長在你這樣高級官員人家有什麼可憐的？陳璉告訴我關於她出生後的一段遭際。陳璉的父親陳布雷與陳璉的生母楊品仙（又名宏農）於1909年結婚。婚後夫婦感情極好。1919年，楊品仙在家鄉浙江慈溪葉家站官橋家中生下了陳璉，可產後不久即病故。陳布雷痛悼愛妻之死，並將愛妻之死遷怒於剛出生的陳璉。一天，他獨自一人在樓上，發瘋一樣把哇哇大哭的陳璉拎起來要往痰盂里塞，想把她溺死。家裡人聽到陳璉哭聲異常，急忙衝進房內，只見陳布雷又瘋狂地把孩子往窗外扔，幸而窗外有篾棚架子，把襁褓中的陳璉托住。家裡人急忙跑下樓把她從棚架上抱下來，之後由外祖母撫養，憐兒的名字由此而來。我曾問陳璉：你後來背叛了家庭，參加革命，是否與當年你父親曾這樣殘忍對待你有關？她說不是。

抗戰開始不久，陳璉正在杭州高中讀書，國家與民族的苦難，使她不能平靜地生活下去，她與同學們一起參加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1938年，她進了設在四川合川縣的國立第二中學。那裡的學生大多是從淪陷區來的，抗日救亡活動開展得相當熱烈，她也成了其中的積極分子。她讀了許多進步書籍和報刊，認識到中國的前途和希望只能寄托在共產黨身上，而不是她父親為之效勞的國民黨。1939年，她參加了共產黨，走上和她父親截然相反的道路。陳璉每談到她父親時，總是十分不滿他的政治立場，但又多少流露出父女之情。她說，在政治上，她父親是站在反動派的一邊，但他的為人是廉潔的、正派的。在重慶時，陳布雷只靠著薪金生活，絕不以權謀私。在物價飛漲的日子，生活過得相當拮据。宋美齡為了討好和拉攏陳佈雷，曾暗地派人量了陳布雷衣衫的尺寸，然後叫裁縫做成衣服送給他，有時還送些別的禮物。

我又問陳璉，在一般人看來，像你這樣的大小姐，自幼生活優裕，應該感到很幸福了，但你居然拋棄這些，參加被國民黨反動派處心積慮要斬盡殺絕的共產黨，前途充滿荊棘，隨時都可能犧牲生命，思想上是否經過激烈鬥爭？她沒有直接回答我，而是拿出一本日記，打開扉頁，遞給了我。我接過一看，上面有她用娟秀的字體抄錄的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詩——《門檻》。這裡我摘引一部分：

我看見一所巨大的建築。

正面的一道窄門大沿敞著。門裡面陰森昏暗。高高的門檻前面站著一個女郎……一個俄羅斯的女郎。

這望不穿的昏暗發散著寒氣，而隨著冷氣從建築的深處還傳出一個緩慢的、重濁的聲音。

「啊，你想跨進這門檻來做什麼？你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在等著你？」

「我知道。」女郎這樣回答。

「和人疏遠，完全孤獨？」

「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我願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

「不僅是你的敵人，而且你的親戚，你的朋友都給你這些痛苦，這些打擊。」

「是……便是他們給我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準備著犧牲嗎？」

「是。」

「這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毀掉，甚至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也不要憐憫，我也不要聲名。」

……

「進來吧！」

女郎跨進了門檻。一幅厚的帘子立刻放了下來。

「傻瓜！」有人在後邊這樣嘲罵。

「一個聖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了這個回答。

看完陳璉抄的詩，我陷入沉思。屠格涅夫所處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當然不同，對革命鬥爭前途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參加共產黨，投身革命，確實要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確實要具有與家庭、親屬疏遠甚至被一些人譏笑的心理準備，確實要冒著忍飢受凍、蹲監獄、上刑場的種種困苦和危險。在有些人看來，這些共產黨人的確是「傻瓜」，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千千萬萬個「傻瓜」，中國將永遠是陰森黑暗，國家將永遠是人間地獄。我抬起頭來再望望陳璉，覺得她的形象很高大，恍如法國女英雄貞德，又如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

我們在村子裡住了三個月，中共雲南省青委一直沒有來人，而我們又不能長期住在這裡，因為左鄰右舍都是農民，只有我和陳璉是外來的知識分子，短期居住，可以對鄉親們說來臨時休養，住長了，難免引起各種猜疑。正當我們不知如何是好時，孫仲宇來看我們。我們一起商量，認為應當離開這村子，乃決定我先走，陳璉稍後走。這樣，就在11月下旬，我在車站同陳璉握別。

蜜月剛過被捕入獄

抗戰後期，我幾經輾轉來到北平。我和陳璉天各一方，不通音訊。抗戰勝利不久，我先知道袁永熙又回到昆明，並從他那裡得悉陳璉在重慶，我們通了信，彼此在信中抒發著興奮與快樂之情。1946年夏，原先在西南聯大讀過書的黨員有不少人來到北平，袁永熙也來了，而陳璉則隨著家人去了南京。之後，她又從南京來到北平，到北平時沒地方住，而那時我和兩名同志住在一座大宅院里，陳璉便臨時住在我們那裡。久別重聚，我們有說不完的話。陳璉告訴我，我們在宜良狗街子握別後，她接到組織指示，從雲南去重慶，住在她父親家裡，並就讀於中央大學。在重慶，她利用她父親的關係，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並同南方局的鄧穎超、錢瑛同志有了聯繫。

陳璉來北平不久，就到貝滿女中任教。曾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李炳泉，也從後方來到北平。袁永熙叫我同陳璉、李炳泉組成職業青年支部，由我做負責人，由他直接領導。陳璉在貝滿女中團結了一些教員和學生，組織讀書會，做了不少宣傳教育工作。有幾個參加讀書會的學生，後來參加了民主青年同盟，成為學生中的積極分子。

1947年夏，袁永熙與陳璉結婚，婚禮在六國飯店舉行。他們婚後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好事多磨，袁永熙與陳璉結婚剛過一個多月，便遭遇不幸。9月24日晚，臨近中秋節，我同陳璉在她家裡開支委會，袁永熙參加，李炳泉因事請假沒來。我同袁永熙、陳璉談到晚上9點多鐘，想告辭回家。陳璉說，再談一會兒，窗外月亮很亮，晚點走沒關係。我於是又坐下。就在10點左右，忽然外面有叩門聲。袁永熙走出房子，穿過院子，前去問叩門者是誰。來人說是李宗仁行轅派來的，要見袁永熙。袁沒開門，馬上回來，叫陳璉去對叩門人說，袁永熙患感冒，已上床休息了，請他們明天再來。陳璉出去後很快又回來，說有危險，來人一定要見。我們感到形勢危急，袁永熙立刻把《民主青年同盟章程》扔到衣櫥頂上，我也把口袋裡裝的幾份章程也扔上去。這時闖進幾個大漢，端著手槍，喊了聲「不許動」，隨後問誰叫袁永熙？誰叫陳璉？然後問我：「你叫什麼名字，來幹什麼的？」我報了自己的姓名，說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那時我又回到大學，做學生工作）。特務叫我到門外站著，由兩個特務看守，其他人搜查袁永熙的家。袁永熙提出抗議，特務不予理睬。忽然，一個特務嚷道，找到了共產黨的文件，也就是我們扔到衣櫥上面的《民主青年同盟章程》。過了有一個多鐘頭，特務們再沒搜到什麼東西，便叫袁永熙和陳璉上汽車，說到行轅去一趟，也叫我跟著上車。我說我明天還要上課，不能隨他們去。特務們強行讓我上車。正在往門口走的時候，特務們又從另外一個房間搜出藏在那裡的清華大學黨支部負責人陳彰遠。袁永熙告訴特務說，這個同學剛畢業，來托我們介紹工作。因為我們正在開會，就請他在另外房間等著。接著，陳璉機智地從屋裡拿出一件毛背心和20元錢交給陳彰遠，說先拿去用，好像陳真是生活困難來找工作似的。但是特務不予理睬，由兩個特務押著袁永熙和陳璉，另兩個特務押著陳彰遠和我，分乘兩輛汽車，送到炮局監獄。之後，特務們派人在袁永熙家守著，有人來找袁永熙或陳璉，便加以逮捕，押送到監獄。先後被捕的有北京大學的吳謨、力易周，燕京大學的龔理康。

在獄中，有一天，特務把我從囚房裡帶到一個陰暗的房間。幾個特務已坐在那裡，眼瞪著我。一個特務審問我，我盡量編造一些假話。例如，說我到陳璉家來，是因為快要從北京大學畢業了想找陳璉請他父親陳布雷為我介紹一份工作，等等。當時，我很慶幸自己做了一件機警的事，在特務押著我乘車去監獄的路上，我發現我褲子的後兜里裝著一個小本子，裡面記著許多朋友和同志的通訊地址。我想，這個小本子無論如何不能讓特務搜去，否則會牽連不少人。我急中生智，想出一個辦法，在黑暗中，我悄悄地把右手伸進後兜，掏出小本子，塞進汽車軟座的下面，這才放下了心。不料，在受審時，一個特務突然拿出一張名單，問是不是我寫的？我一看，是袁永熙與陳璉結婚時，我同十幾個朋友共同出錢買了一套《魯迅全集》，由我開了個單子夾在書里交給陳璉。這次被特務從《魯迅全集》里翻了出來。我心裡思忖，絕不能承認這單子是我寫的，如果承認了，就必定承認認識單子上開列的朋友，那樣問題就大了，會牽連不少同志。我於是心一橫，回答說，單子不是我開的，單子上那些人我也不認識。特務問，那你怎麼參加送禮的？我說，我本來想到六國飯店送幾元禮金，一進門卻被人拉著參加集體送禮，我就把錢交給他了。至於那個人是誰，因為時間倉促，而且人很擁擠，我沒有注意。特務喝一聲：「狡辯！押下去！」我以為要去受刑，但被帶回囚室。我們被捕後，北平幾所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廣大學生，聯合向國民黨當局抗議，要求北大校長鬍適向國民黨當局交涉釋放我們，否則就要罷課。國民黨迫不得已把我們釋放了，而袁永熙和陳璉卻沒能出來。之後，他們在12月1日被特務用飛機押送到南京，關在監獄裡。我出獄不久，即去解放區，在河北平山縣和中央青委的一些同志參加土改。從此，我同陳璉又失去了聯繫。

一唱雄雞天下白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隨中央青委的同志回到北平。不久，袁永熙和陳璉也由中共上海市委派人秘密護送到解放區，又輾轉來到北平。他們是在1948年先後被陳布雷保釋出獄的。團中央成立後，袁永熙在學校工作部，陳璉在少年兒童部，我在宣傳部，我們又一次聚集在了一起。我和陳璉、袁永熙幾次分離，幾次重聚，我們之間的革命友誼更加深了。

有一天，我問陳璉，1947年特務們到底為什麼去逮捕你們？在獄中有些什麼遭遇？陳璉說，貝滿女中有一個教員叫田沖，曾到她家裡拜訪，同袁永熙交換了名片。後來田沖因黨的地下電台一個報務員叛變而被捕。特務從田沖家裡搜出袁永熙的名片，而田沖曾供認領導他的是袁某，於是特務認為袁某就是袁永熙。田沖又胡說了一些不真實的情節，牽連了陳璉和袁永熙，於是他們就被捕了。在獄中，特務對陳璉誘供說：「你丈夫已招認了，你快坦白，可以從寬處理。」又對袁永熙說：「你太太已交代了，你快老實交代，不然沒有好下場。」他們兩人根本不予理睬。特務對袁永熙施以酷刑，還把陳璉拉到審訊室門口，要她規勸袁永熙。陳璉堅定地說：「他根本沒有任何問題，我勸他什麼！」由於他們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特務們無法確定他們的政治身份，也知道他們和黨的地下電台沒有關係，但也不敢釋放他們，便把他們押解到南京。之後，陳布雷得知女兒和女婿是這一情況，便把他們保出了監獄。

1956年，陳璉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此之前和以後又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全國婦聯第四屆委員。1956年2月，陳璉在政協第二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上作了發言，她針對當時有一些出身剝削階級的知識青年為自己出身感到苦惱和悲觀的情況，以現身說法，幫助這些青年卸掉思想包袱。她說：「也許在座有的同志是知道的，我是陳佈雷的女兒。在十幾年前，我也是一個懷抱著熱情和苦悶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抗日救亡的途徑，我找到了共產黨。黨把我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社會解放的前途，我的苦悶消失了??從我自己走過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覺到：正是因為黨是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的，因此，她對於一切有愛國熱情的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是歡迎和愛護的??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出生之地，但是我們能夠選擇自己的道路。只要我們認對了方向，而且肯干努力，在我們每一個人面前都是具有寬廣的道路和遠大的前程的。」她的發言受到周恩來同志的稱讚，《人民日報》也摘要刊登，對不少青年產生了良好的影響。1963年，周總理應中國青年雜誌社的請求，前來參加雜誌創刊40周年紀念會。我當時任中國青年雜誌社總編輯，陪同周總理參觀雜誌社舉辦的展覽。當周總理知道我和陳璉是同學時，詢問陳璉現在在哪裡，做什麼工作。

遺憾的是，在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的年代裡，一個人說不定在什麼時候就會發生不幸。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袁永熙被錯劃為「右派」，他們的家庭破裂了。以後，袁永熙被分配到河北省南宮縣一所中學任教，陳璉帶著3個孩子一起生活。她一如往昔，積極從事少年先鋒隊的工作。1959年，陳璉向團中央領導提出，要到農村勞動鍛煉。領導考慮她走後孩子無人照管，勸她不要去，但陳璉的態度很堅決。她的大孩子、第二個孩子都已上小學，有點兒生活能力，唯獨第三個孩子名叫小代，還在上幼兒園，周末回家沒有人照管，陳璉有些為難。我同我愛人商量，願意幫她照顧孩子，這樣她才放心地到河北涿縣一個農村去鍛煉。她在村子裡同農民一起勞動，還協助村幹部開展工作，很少回京看孩子，偶爾回來，也是住上兩三天又趕回農村。我愛人對我說，陳璉真是個堅強的人，若是別人，一般是不肯舍下3個孩子去農村的。陳璉在農村鍛煉了一年，組織上叫她回京，她才回來。1960年，陳璉被調到林業部任教育司副司長，但工作並不順手，時常同我說她想離開這個崗位。後來，團中央書記處一位書記調任華東局任組織部部長，1962年，陳璉也到華東局做宣傳工作。以後，我每次出差路經上海，總要抽空去看陳璉。她住在泰興大樓第11層，生活過得很儉樸。她仍然那樣端莊恬靜，但臉上有了幾道皺紋，頭髮添了些許銀絲。我知道她是怎樣生活過來的。我到她家裡去，只看到她的兩個兒子，見不到她的女兒必泓。我問她必泓到哪裡去了？她說，到松江縣松江中學讀書，住校，不常回家。我奇怪，為什麼不把大孩子留在身邊幫助照顧兩個弟弟呢？她說，到松江，可以使女兒和農民出身的學生生活在一起，學習農民的吃苦耐勞精神。她對自己要求很嚴，對孩子要求也很嚴。

不白之冤得昭雪

「文化大革命」前夕，陳璉來北京參加一個會，我們又見了面，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她感到一場暴風雨就要來到，但她很難理解當時的政治形勢。她問我，我同樣也陷於迷惘之中。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是搞報刊工作的，在劫難逃，就同所有熟人斷絕了來往，也得不到關於陳璉的消息。後來，華東局造反組織派人向我調查陳璉的情況，我知道陳璉的處境也不好。但可惜的是，一個在中學時代就捨棄了國民黨高級官員家庭的優越生活，毅然投身到革命隊伍的黨的好女兒，一個在革命道路上經歷種種艱辛但始終意志堅定地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不息的無產階級戰士，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被加上種種罪名，戴上叛徒帽子，被迫害致死。

陳璉去世後，3個孩子都未成年，一下子失去了母親，無依無靠，流離失所，後來分別到吉林和雲南農村插隊。

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新中國嶄新的一頁。在鄧穎超和其他老同志的關注下，上海市委宣傳部於1979年3月21日為陳璉舉行了追悼會。胡耀邦作為共青團中央原第一書記、陳璉的老領導，給陳璉送了花圈。悼詞說：「陳璉同志幾十年為黨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為社會主義建設獻出了畢生的精力。」還說：「1947年9月，由於北平我黨地下電台被敵人破壞牽連被捕，陳璉機智地掩護了同志。在獄中堅定不移，始終沒有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也沒有泄露黨的機密。」陳璉蒙受的不白之冤，終於得到昭雪。她的3個孩子，在黨的培養下，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他們繼承了母親的遺志，為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工作。

死者已矣，不能復生。但這樣一位毅然拋棄優越的生活、敢於走上革命道路的女性，是永遠值得紀念和懷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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