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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為何編寫了《大義覺迷錄》,其中體現了他哪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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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覺迷錄》是清朝雍正皇帝在曾靜投書案後所作,書名取曾靜《歸仁說》「蓋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覺也」之義,主要目的是為駁斥曾靜等人提出的華夷之辨,以儒家的「德」確立清朝統治的合法性。這裡簡要提一下曾靜投書案,它發生在雍正六年(1728年),時張熙化名張倬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以策動其起兵反清,該信提出了「華夷之辨」的思想,以此否認清朝統治的合理性。

後來此人被岳鍾琪檢舉,最後揪出了背後的主謀曾靜、張熙等人。雍正帝聞此消息後,將兩年內與此案相關的上諭、審訊詞以及投書的信件內容匯合成書,命名曰《大義覺迷錄》。全書共分四卷,包括雍正曾頒布的10道上諭,還有曾靜的47篇口供、張熙口供2篇。如果說《清世宗實錄》反映了雍正皇帝的「大一統」思想,那麼《大義覺迷錄》便是雍正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具體來說,《大義覺迷錄》共體現了以下幾點重要的內容:

《大義覺迷錄》

一、「辨正統」。曾靜等人認為, 清朝入主中原是「以夷變夏」,因而談不上什麼正統性。雍正皇帝對此一觀點進行了反駁,他從「道」的角度來爭論清朝統治的合法性,提出一個王朝正統性的標準是「德」,「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德」的引入便消釋了「夷夏之辨」的觀點。在此基礎上,雍正繼而將清朝與歷代作了比較,認為自漢唐以來的盛世不過二三十年,而清朝自建立至今,天下承平,「百姓自齠齔之年至於白首,不見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績咸熙之所致乎?」在雍正看來,一個王朝正統性的標誌便是有德的標誌,而「德」的集中反映便是盛世的出現。因此,在「德」面前,一切的「夷夏之辨」、少數民族政權的合法性便顯得沒那麼重要了。

雍正帝

二、「辨封建」。曾靜等人提出出於生計窘迫的需要,要求恢復封建時期的井田制,雍正認為,土地制度並非產生貧富的根源,最重要的是人情。貧富不均的現象不只出現在清朝,歷朝歷代都有類似的情形,因此封建井田制的存廢,應該適應於當時的需要,因地制宜。對曾靜等人提出的「封建是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這一主張,雍正首先肯定了某個時期封建制度的存在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郡縣製取代封建制則是必然,在此基礎上他闡述了繼續推行封建制可能帶來的後果。

三、「辨華夷」。這一思想是雍正創作《大義覺迷錄》的初衷,對於曾靜等人強調的夷夏之別,並據此指出的清朝政權不具有正統性的主張,雍正進行了回擊,他駁斥了以地域和服飾差別來辨夷夏的觀點,這裡他舉了周文王的例子,如果僅以地域劃分夷夏的話,那麼華夏民族心中的周文王應該屬於「西夷之人」。在雍正看來,區分夷夏的標準應是「識綱維」、 「知禮法」、 「盡人倫」、 「順天理」等。

《大義覺迷錄》

四、「辨君臣」。雍正的「辨君臣」其實也是要淡化「華夷之辨」的思想性,他援引孔子《春秋》中的君臣之分,「原為君臣父子之大倫,扶植綱常,辨定名分」,認為君臣之分是首要的。

可以說,《大義覺迷錄》雖是一起反清案的直接產物,但卻是雍正帝表達自己大一統思想的工具。其間,我們可以對雍正的民族思想、正統思想、治國思想等有更深入的了解。

參考文獻:

(清)雍正帝:《大義覺迷錄》

吳洪琳:《試論雍正帝的民族思想——新解讀》,《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4卷第6期。

衣長春:《論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統」觀——以為中心的考察》,《河北學刊》 2012年32卷第1期。

孫雪:《雍正帝駁「封建論」——以為視角》,《速讀旬刊》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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