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弢先生捐贈給國圖的善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許多著名藏書家紛紛將自己珍藏善本古籍捐贈給國家圖書館，其中以周叔弢先生無償捐贈的七百一十五種珍善古籍最具影響。

周弢叔(1891---1984)，原名明揚，後改名暹，字叔，晚年自號翁。安徽建德(今東至)人，著名的實業家、藏書家。1914年遷至天津，1919年開始經營實業。解放後曾任天津市副市長、第一至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副主席、工商聯副主席等職。

周叔弢先生受家庭熏陶，十六歲開始購書藏書，開始是為了使用，後來轉為藏書。1917年11月，二十七歲的周叔在天津廉價買到了清代皇家書庫「天祿琳琅」舊藏的宋本《寒山子詩》，欣喜之餘將書齋命名為「拾寒堂」(後又改為「寒在堂」)以作紀念，這是他收藏宋版書的開始，以後續有所得，尤其是1931年後陸續收購海源閣流散善本五十餘種，大大提高了藏書質量。他一生聚書近4萬冊，其中很多是宋元明精本，在北方和李盛鐸(木齋)、傅增湘(沅叔)齊名，並與南方的陳清華並稱「南陳北周」。

周叔弢先生收藏善本書繼承了清乾嘉以來季滄葦(振宜)、黃蕘圃(丕烈)等人的傳統，重宋、元、明刻本和精抄精校本，三十歲就贏得了「宗風接蕘圃，三郎沉醉在圖書」的美譽。他對古籍深知篤好，加上博學廣識，對古籍版本、內容等往往有精闢見解，多有超過前人之處，對抄稿本和前賢校跋手跡的判別年代、鑒定真偽，更具有真知灼見，為當代學者所推服，世人贊曰「周侯書眼炯如月」。每得一書，手自校勘，考辨是非，推求源本，以及遞藏源流，並撰寫題識，「手校群書，皆字畫端謹，朱墨鮮妍，頗具義門風格"。周先生與徐乃昌、袁同禮、傅增湘等過從甚密，以鑒賞、借閱、贈書等為樂事，傅增湘先生回憶說「每當午窗晴旭，夜漏風清，吾兩人展卷細讀，相對忘言，宛如坐澹生堂中，有縹函朱榻，風過鏗然之趣，逸情高致，固難為不知者道也。」

周先生對善本古籍的收藏懸格極高，選書嚴格，「其藏書不侈閎富之名，而特以精嚴自勵」。他曾給刻本善本總結了五好的標準：版刻字體好，這好比一個人先天體格強健；紙墨印刷好，好比後天營養好；題識好，如同此人富有才華，有學問；收藏印章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裝潢好，像一個人的衣冠整齊。周先生一直以此作為收書的標準，有的書即使卷帙完好，紙墨精良，如有俗筆塗污，鈐以惡印，或割裂牌記之處，也寧舍不取。

出於對書的珍愛，周先生用印十分慎重。他早年用過一長方陽文的「曾在周叔處」的圖章，後來在善本書上就只用一枚方形「周暹」兩字白文小印，而且都蓋在書的空白處。此印是童大年刻的，選用這方印並不是因為它特別好，而是因為它小，如果後來的藏書人不喜歡，可以挖掉，不致損書過甚。他用印泥也十分審慎，唯恐把印鈐在書上滲油或變色而損害書籍，幾十年來，他在善本書上鈐印用的是他二十幾歲時在西泠印社買的印泥，經過半個多世紀試驗，它不滲油也不變色。後來又買過多種高價印泥，因未經試驗，始終不敢用在好書上。

周叔弢先生特別重視書籍的裝潢。他評價說，清末南瞿北楊兩家藏書最富，而就裝潢而言，楊家遠勝瞿家，善本書都制楠木匣保存，若原書有前代藏書家書匣的，則保存不動。他很欣賞海源閣藏的黃丕烈舊藏宋本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注》，不僅保存了黃氏的原書匣，還包括宋代金粟山藏經紙做的封面，孫延題籤，都依原樣保存下來。周先生對藏書中原裝精美的加意保護，如有破損或裝潢不如意的就找良工來補綴、重裝，然後用樟木夾板或楠木書匣裝起，再平放擺進樟木或楠木書箱里保存。即使不是自己的藏書，他也儘力使其裝潢得當，如胡昭衡曾請他鑒定並題跋自己舊藏的《王維集》，他寫了題識，覺得好書沒有書匣，有些美中不足，就代配了一個檀木書匣送還。他有一部瞿家舊藏的宋本《清波雜誌》，此書由瞿家賣出後，曾經過某人的手，此人做了個非常粗劣的書匣，上面刻著俗手題的書名，後來在捐給北京圖書館時，他特地將這個書匣留下，請北京圖書館另配一個相稱的書匣存放。

周叔弢先生愛書近乎痴迷，「設遇銘心絕品，孤行秘本，雖傾囊以償，割庄以易而曾不之惜」。為購湯注陶詩，使兩陶集合璧，不惜被書商賺去巨款。1942年在家用不足的情況下，忍痛割愛明版書一百多種，卻又用一萬元巨款買下宋余仁仲萬卷堂刻本《禮記》，並在購書冊中寫道：「賣書買書，其情可憫，幸《禮記》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計及也。」而他在收集善本書中付出的心血比付出的金錢要多得多。他幾經周折，十六年努力搜集才將三十卷本元相台岳氏荊溪家塾本《春秋經傳集解》湊成全書。而明沈氏野竹齋刻本《詩外傳》全本也花了十年功夫。

周叔弢先生收藏善本書籍，除了個人愛好外，更重要的是為國家保存民族文化遺產，不致因水火兵蟲之劫化為雲煙，更不要流落海外。他從歷代私家藏書聚散無常、甚至頃刻化為烏有的教訓中，意識到只有由國家政FU統一管理、珍藏，古籍善本才能得到妥善保管，傳之久遠。1942年，周叔弢先生開始計劃將所藏古籍善本捐贈國立圖書館，他在手定的書目上寫下：

生計日艱，書價益貴，著錄善本或止於斯矣。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家相抗衡，然數十年精力所聚，實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是為善繼吾志。倘困於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則取平值也可。勿售之私家，至作雲煙之散，庶不負此書耳。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向國家圖書館捐贈其珍藏的《永樂大典》時寫到：「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責也。」

1952年，周叔弢先生在將藏書捐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移交前，周先生一一摩挲，親自裝箱，愛書愛國感情交融。當時的中央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看了贈書目錄，連說：「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後來在北京見面，又對他說：「您把最心愛的『兩陶』集都獻了出來，真是毫無保留，難得!難得!」。周叔先生選擇北京圖書館作為捐書的所在，是經過審慎考慮的，他對次子周珏良說：「捐書如嫁女兒，要找個好婆家，北京圖書館善本書部由趙萬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書愛書的，手下又有他培養出來的如冀淑英同志等，書捐到那裡可謂得所，我是放心的。」

周先生去世後，後人秉承周先生遺志，繼續向國家捐獻善本。1995年，周珏良夫人方緗女士在周景良先生陪同下，將一冊宋刻本《東漢會要》及明刻《曹子建集》等書捐贈國家圖書館。

現在，周先生等藏書家捐贈的古籍善本，都安居在國家圖書館的恆溫恆濕的善本書庫里，得到很好的管理和保護。現將周叔先生捐贈的珍品擇要簡介，以饗讀者。

《周禮注》

《周禮注》為現在僅存的四種鄭玄注儒家經典之一。這個現存最早的經注合刻《周禮注》，系南宋初年婺州(今浙江金華)市門巷唐仲友刻本。卷三後有「婺州市門巷唐宅刊」牌記。此本宋諱缺筆桓、完、慎等，刻工沈亨、余竑又曾在南宋孝宗時參與刊刻《廣韻》，故此書刊刻當在孝宗之時。此書為傳世《周禮》的最古者，楊守敬稱之「一字千金」，「勝今本處，不可勝記」。原本刊刻精美，字體秀雅、刀法剔透，皮紙印造，墨色勻凈，盡顯浙刻風格。

書系海源閣舊藏，為楊氏四經四史之齋宋本四經之一，《楹書隅錄》說：「此本字學獨極精審，幾於倦翁所謂偏旁點畫不使分毫差誤。故宋諱之缺避，較他本頗詳。可知此本非特今世為罕見之珍，即宋槧各本亦莫與之京矣。不更寶中之寶耶!」1934年，書歸自莊嚴堪。周叔先生欣喜之餘，特請好友勞健跋文其上，「叔近年所收楊氏宋本甲觀，……今更冠以此經，四部精華萃於一室，何啻王侯，宜其不恤為之舉債而償重價也。」。

《新定三禮圖集注》

五代後周顯德三年(956)聶崇義奉敕研究禮制，他參考鄭玄注以及原來的六家《三禮圖》，博採眾長，費七年之功完成《三禮圖集注》，於北宋建隆三年(962)上表太祖趙匡胤，深得讚賞，不僅頒行朝野，還將《三禮圖》繪於國子監之論堂。

宋刻本《三禮圖集注》罕有傳世，此宋淳熙二年(1175)鎮江府學刻公文紙印本系傳世孤本，彌足珍貴。全書皮紙印造，字體近歐，刀法嚴整，線條流暢，為宋刻本之上乘。書中眾多插圖，可視作宋代版畫的代表，充分反映了宋代雕版印刷的高超技藝。紙背公文有淳熙五年(1178)鎮江府學教授徐端卿、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司馬笈銜名，說明此書雖刻在淳熙二年，但印製時間當在淳熙五年之後。據書末所收淳熙二年陳伯廣跋，知該書據蜀本刊刻。蜀刻本佚失已久，然由此本可窺其舊貌。

此本的禮圖格局，各圖結構，造型體制，線條花紋，刀法墨色等皆極考究。順治十八年(1661)，藏書大家錢謙益在錢曾述古堂看到此書，跋曰「此等書經宋人考定，其圖像皆躬命繢素，不失毫髮。近代雕本傳寫訛謬，都不足觀。」

此書宋、元間為俞琰、俞真木父子藏書，明嘉靖中歸華夏真賞齋，有「華夏」、「真賞」等印。清初錢曾，季振宜，徐乾學收藏，後入楊氏海源閣，1935年11月為周叔先生購得。

《孝經》

元相台岳氏荊溪家塾刻本，天祿琳琅舊物。清乾隆《天祿琳琅書目》及《四庫全書總目》均認為相台岳氏群經是南宋刻本，為岳飛之孫岳珂所刻。後據張政烺先生考訂，相台本群經乃元初義興(今江蘇宜興)岳浚據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校刻九經本校正重刻，漢陽君岳浚是岳飛的九世孫，因岳飛是相州(北魏時建有銅雀台，又名相台)湯陰人，故稱相台岳氏，與南宋岳珂無關。

元相台岳氏荊溪家塾所刻群經，以版印精美聞名，單以宋元舊刻而論，此本足稱上佳精品。此本原為明代晉府舊藏，入清遞經季振宜、徐乾學收藏，後歸內府天祿琳琅。書中鈐有「太上皇帝之寶」、「八征耄念之寶」、「五福五代堂寶」、「乾隆御覽之寶」等皇家印璽，十分精美。周叔先生收得《孝經》後異常興奮，專門刻「孝經一卷人家」一方印，以示珍愛。

《陶靖節先生詩注》

宋刻《陶靖節先生詩注》和《陶淵明集》是藏書史上的一對奇葩。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元亮。是晉宋之際的偉大詩人，他的詩平淡自然，富有理趣，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南宋刻兩陶集在各自的版本系統中都是最早、最好的，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和資料價值。《陶靖節先生詩注》字體秀逸，刻工甚精，黃紙初印，每冊首末均用宋金粟山藏經紙作護頁。兩陶集歷經名家遞藏，印記琳琅，尤其是《陶靖節先生詩注》，其傳奇般的流傳經歷成為藏書史上的佳話。

清乾隆年間，《陶靖節先生詩注》歸到藏書家鮑廷博手中，由於不了解這部書的價值，把它賣給了另一位收藏家張燕昌。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鮑廷博與吳騫一起過訪藏書家周春，閑談中提到此書，周春連稱好書，便追問書的下落，從張燕昌那裡把書借到手，想拿書畫、銅瓷端硯與書交換。張燕昌見書封面用的是宋朝金粟山藏經箋紙，知道部好書，執意不肯換，並急於把書要回去。後來，周春終於用重達一斤的明朝葉玄卿的「夢筆生花」大墨與張燕昌交換成功。周春把《陶靖節先生詩注》和一部宋版禮書放在一起，給書齋起名為「禮陶齋」。後來為生活所迫，周春先將禮書賣去，齋名改為「寶陶室」，嘉慶十三年(1808)，《陶靖節先生詩注》又因周春的一句戲言被書商買走，他悔之不能，潸然淚下，齋名再改為「夢陶室」。

大藏書家黃丕烈原已收藏宋刻十卷本《陶淵明集》，因而非常希望買到宋版《陶靖節先生詩注》。書從周家賣出以後，黃丕烈追蹤購買，幾經周折，最後終於以100兩銀子的高價購得。黃丕烈把宋版《陶靖節先生詩》和宋版《陶淵明集》放在一起，給藏書室起名「陶陶室」，《陶淵明集》卷末有墨筆書：「陶陶室藏靖節集第一本」，《陶靖節先生詩注》卷末有墨筆書：「陶陶室藏靖節集第二本」。嘉慶十六年(1811)立冬日，黃丕烈又得到南刻施顧兩家注《東坡和陶詩》，使之同處「陶陶室」。此事成為藏書史上的一大故實。

黃丕烈書散之後，兩部陶集先後為汪士鍾藝芸書舍、楊氏海源閣收藏。後來海源閣藏書星散人間，周叔弢先生先購得《陶淵明集》，後又從書商手中高價購得《陶靖節先生詩注》，使兩陶集得以合壁。1952年，周叔先生將他藏書中的最精品——宋元明刻抄校本書共計七百十五種，全數捐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宋版《陶靖節先生詩》和宋版《陶淵明集》、施顧注《東坡和陶詩》。

《注東坡先生詩》

宋嘉泰淮東倉司所刻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以注釋詳盡，版刻精良聞名。其字體俊秀，紙白墨濃，版闊疏朗，惟流傳稀少，已不見全本傳世。由於文獻價值和版本價值突出，歷為藏書家、學者所珍重。翁方綱曾藏有一部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珍若拱璧，視為鎮宅之寶，其藏書室號寶蘇齋，即以此書得名。每到東坡生日，翁方綱即請賢達之士觀書題詠，一時成為書林佳話。

該本僅存二卷(卷四十一至四十二)《追和陶淵明詩》，上有黃丕烈跋並題詩，周錫瓚跋，潘奕雋題詩。乾嘉時期的藏書大家黃丕烈曾將宋本《陶靖節先生詩注》、《陶淵明集》和他後來收藏的這兩卷東坡和陶詩同貯於「陶陶室」，也成為藏書史上的一段佳話。嘉慶十六年(1811)冬，黃丕烈向周錫瓚購買屬於宋刻《注東坡先生詩》第四十一、四十二卷的《東坡和陶詩》。周錫瓚收藏這兩卷《東坡和陶詩》已有四十年，極為珍重，但他深知黃丕烈是「藏書又能讀書者」，便慨然將書出讓。

黃丕烈得到這部宋刻珍本後，心愛有加，重新裝幀，特製木質書匣存放。同年臘月十九恰值蘇東坡生日，黃丕烈禁不住感慨萬千，隨即興題寫四絕句於書後，其中一首曰：

東坡生日是今朝，我獨閑居苦寂寥。但把和陶詩熟誦，樽無濁酒也愁消。

黃丕烈書散之後，兩陶集先後為汪士鍾藝芸書舍、楊氏海源閣收藏。後來海源閣藏書星散人間，周叔先生陸續購得《陶淵明集》、《陶靖節先生詩注》及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和陶詩》。

《寒山子詩集》(附《豐干拾得詩》)

寒山子為唐代詩僧，長期隱居台州翠屏山，其地寒冷，因自號「寒山子」。寒山子詩頗富哲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詩有工語，有率語，有莊語，有諧語"。因此，唐代流傳著「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宋代以來，寒山詩受到蘇軾、王安石、黃庭堅、朱熹和禪僧的青睞，和詩疊出，並遠傳朝鮮、日本。

此南宋初杭州刻本，楮墨精雅。宋刻《寒山子詩》僅存兩部，除此本外，日本內府宮內廳圖書寮另藏一部，據傅增湘先生鑒定，此本內容齊全，而且刊刻時間較日本藏本稍早。

此本系毛氏汲古閣舊藏，入清藏於內府天祿琳琅。有「汲古主人」、「子晉」、「毛晉私印」、「天祿琳琅」、「天祿繼鑒」、「乾隆御覽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五福五代堂寶」等印，尤可珍貴。1917年周叔在天津廉價買到此書，這是他收藏宋本書的開始。初涉書林的周叔因得到此書而欣喜地命名他的書齋為「拾寒堂」，後來又改為「寒在堂」。

《王摩詰文集》

蜀刻唐人文集一直受到古籍研究者和版本學家的高度重視，南宋紹興年間蜀刻唐人文集十一行本現僅存三種，《王摩詰文集》為其中之一。這是現存王維文集的最早印本，文獻價值極高；又是世間孤本，版本價值至為突出。

王維多才藝，精通詩文、書畫、音樂。其詩兼善各體，尤擅長山水田園詩，為盛唐山水田園詩代表作家，與孟浩然齊名，並稱「王孟」。王維詩對後世影響極大，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王右丞集》云：「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查建昌本王集前六卷詩，後四卷文；此蜀本則第一、四、五、六、九、十卷為詩，餘四卷為文，可見建本、蜀本分屬兩個系統。《楹書隅錄初編》云：此本乃「宋槧中之最古者矣。」此本歷經名家所藏，書中有「項墨林鑒賞章」、「汪士鍾印」、「以增私印」、「海源閣」等藏印，又有袁褧題款顧廣圻題跋。海源閣書散出後，1930年周叔弢購得此書。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是北宋初年李昉等奉敕編纂的一部文學總集，收文上起南朝梁末，下迄唐末五代。

此宋嘉泰元年至四年周必大刻本(存二十卷)經周必大勘補，於嘉泰四年(1204)定本梓行，為《文苑英華》現存最早刻本。開本宏朗，刊刻精美。蝴蝶裝，保留宋時宮裝舊貌。宋諱缺筆至廓字，刻工與周必大校刻《歐陽文忠公集》多同，蓋同為江西吉州刻本。此為宋版書之佼佼者，版本價值至為突出。此書迭經南宋內府、明文淵閣、晉藩及清內閣大庫所藏，鈐「緝熙殿書籍印」、「內殿文璽」、「御府圖書」、「晉府書畫之印」等印，實為世間珍寶。

此《文苑英華》已無全本，今存世僅十五冊，國家圖書館藏十三冊。周叔弢先生捐贈兩冊為卷二百三十一至卷二百四十，二百五十一至二百六十，書末有「景定元年十月初六日裝背臣王潤照管訖」木記一行。並有羅振玉跋。1995年，中國嘉德拍賣公司曾以143萬元拍賣一冊陳清華舊藏《文苑英華》，為境外人士獲得，另一冊現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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