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商業銀行槓桿率對銀行效率的影響研究
梁 敏1，魏曉琴1，袁成全2
（1.中國海洋大學 經濟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2.青島實華原油碼頭有限公司 計財部，山東 青島 266000）
作者簡介：梁敏，女，山東壽光人，研究方向為國際金融；魏曉琴，女，山西大同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金融；袁成全，男，山東濟寧人，研究方向為國際金融。
摘要：2008年金融危機後，巴塞爾委員會開始重新審視現有監管體系，並通過巴塞爾協議Ⅲ將槓桿率納入到監管體系之中。中國也在2010年制定了銀行業的槓桿率監管規定。通過計算20家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和技術效率，分析了槓桿率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研究結論表明：我國主要商業銀行槓桿率達標水平整體較好，國有商業銀行普遍達到了銀監會規定的4%的監管要求，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在有些年份沒有達到監管要求。槓桿率對銀行技術效率、資產收益率有正向的影響，對不良貸款率、存貸比率有負向影響。因此需要注重資本充足率與槓桿率的配合，實施差異化的槓桿率監管，提升槓桿率的披露水平，推進商業銀行經營業務的轉型和創新，以此加強槓桿率的管理，提升商業銀行效率。
關鍵詞：商業銀行；槓桿率；銀行技術效率；資產收益率；不良貸款率；存貸比率
一、引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銀行業造成巨大衝擊，引起了國際和國內的學者以及銀行業監管機構的關注。國際學術界和巴塞爾委員會通過對國際銀行業危機的研究和分析，逐漸認識到銀行業的高槓桿是引發此次危機的重要原因。在銀行業高槓桿的背景下，表內資產大量轉移到表外，這就造成銀行的賬面資本永遠比實際資本高很多，長期積累下來，就會引發銀行風險。
2010年9月，為了對銀行業實施更好的監管，巴塞爾委員會制定了全球商業銀行新的監管標準——巴塞爾協議Ⅲ。巴塞爾協議Ⅲ將對風險不敏感的槓桿率納入到國際銀行業監管體系中，同時制定了槓桿率監管的國際標準，為各國商業銀行制定本國具體的槓桿率監管提供了參考。在巴塞爾協議Ⅲ公布之後，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銀監會」）在2011年6月公布了《商業銀行槓桿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明確了槓桿率的定義，同時規定商業銀行槓桿率的最低監管標準為4%。2014年，銀監會根據巴塞爾委員會修訂的槓桿率國際準則，並在評估槓桿率監管在中國銀行業的實施效果的基礎上，對現行《辦法》進行了修訂。修訂後的《辦法》規定商業銀行應在公布其財務報表的同時，在其財務報表中和官方網站中披露槓桿率的相關信息。
對商業銀行而言，實現銀行效率的提高、經營業績的增長是主要目標，如何通過有效的監管使商業銀行能夠在持續平穩的運行中實現銀行效率的提升是一件十分艱巨的任務。而槓桿率這一指標的出現，為商業銀行的監管提供了一把利器，能夠更好地監測商業銀行的運行狀況，能夠彌補單一資本充足率的監管缺陷，使得商業銀行能夠通過監管實現效率的提升和業績的增長。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槓桿率是否可以提升銀行業效率的角度進行研究，以期從更全面的角度認識和評價槓桿率對商業銀行的影響。通過研究槓桿率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有利於監管機構不斷改進和完善槓桿率監管體系，同時也為商業銀行提升槓桿率披露水平以及加強槓桿率的管理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關於槓桿率的研究
槓桿率作為新的監管工具納入到現有銀行業監管體系之中能夠彌補單一資本充足率的監管缺陷。國內外學者對槓桿率監管是否能夠有效規避銀行業風險做了大量研究，現有文獻普遍認為槓桿率監管能夠彌補資本充足率監管順周期的不足，同時能夠抑制資本套利等問題。Repullo（2004）認為單一的資本充足率不能夠充分制約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在此背景下，巴塞爾協議III提出槓桿率監管指標，商業銀行為實現槓桿率監管指標的要求會減少風險資產的投資，使商業銀行採取更加穩健的經營策略，從而彌補單一資本充足監管的缺陷。Guidara等（2013）在對加拿大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研究過程中發現，通過槓桿率的監管可以使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保持在合理水平，這抑制了商業銀行的高槓桿經營行為，可以起到穩定整個金融系統的作用。Dermine等（2015）基於短期貸款和信息不完全建立新信用風險模型，證明了在經濟繁榮時期，監管當局通過設置簡單和透明的槓桿率監管指標可以避免商業銀行過度信貸擴展，能夠保證商業銀行有較為充足的資本以應對危機發生時的擠兌行為，槓桿率監管能夠保證商業銀行穩健性經營。靳玉英等（2016）從理論層面分析了槓桿率監管對商業銀行資產結構的影響，認為只有在商業銀行低風險資產與高風險資產利差較小時，槓桿率才會使得商業銀行高風險資產比重上升。同時槓桿率監管不會對自有資本率較高的商業銀行資產結構造成明顯影響。沈慶劼（2013）通過理論模型分析了槓桿率監管能否遏制監管資本套利。結論表明，在監管當局和商業銀行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時，槓桿率監管能夠遏制商業銀行進行監管資本套利。李紅遠等（2011）在研究全球600多家商業銀行後認為，較為嚴格的監管體制在長期內有利於提高商業銀行後水平，並從理論上分析了槓桿率這項監管工具能夠提高商業銀行的運行效率。
（二）關於銀行效率的研究
國外關於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文獻研究較早。Sherman等（1985）最早開始使用數據包絡分析法測算和評價商業銀行效率問題。文章在指出傳統會計技術在研究商業銀行效率不足之處的基礎上提出了DEA的效率測算方法，並選取美國某商業銀行各分支機構年度數據並構建DEA模型，以商業銀行會計報表中相關指標為投入和產出指標，實證分析了各分支機構的效率水平。研究結論表明DEA方法可以作為評價商業銀行效率的補充工具。Titko等（2014）假定拉脫維亞商業銀行處在規模報酬可變的經濟狀態下，引入導入型DEA模型，以拉脫維亞的主要商業銀行作為研究樣本，選擇14種不同的投入和產出組合併計算各組合的效率值，並比較了這14種組合之間的效率值差異。Joshua（2014）運用 DEA 方法測算了澳大利亞商業銀行1995年到2002年的成本效率，結論表明，大型全國性商業銀行的服務效率和盈利效率都高於地區性商業銀行，且地區性商業銀行的盈利效率每年都處在下降狀態。
國內學者在對商業銀行效率的測算和評價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且多數採用DEA方法對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進行測算。蘆鋒等（2012）選取我國主要商業銀行2000—2011年的年度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將銀行儲蓄作為中間變數，運用網路DEA方法測算了各銀行的技術效率值並將其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結論表明，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值要低於股份制商業銀行，純技術效率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基本相當。宋清華等（2015）選取中國14家上市銀行2005—2013年的年度數據，在確定影響創新效率投入和產出指標的基礎上，測算了各銀行的創新效率值，結論表明產品創新整體上與銀行的經營效率呈現正相關，且金融監管對銀行效率的提升存在滯後性。吳沭林（2016）以中國上市銀行為研究樣本，選取2007—2014年的年度銀行報表數據，以中介法選取投入和產出指標，計算並評價了各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水平。研究結論表明，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值高於國有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值，且國有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較大。
（三）關於槓桿率對銀行效率影響的研究
國外關於槓桿率對銀行效率的文獻研究較少。Rime 等（2003）和 Godlewski（2005）的研究結論表明，商業銀行槓桿率的變化可引起銀行盈利能力、風險水平和資產規模的變化，且這種影響是相互的。Malcolm等（2013）選取美國1971—2011年3952個金融機構的數據進行研究，結論表明，槓桿率監管工具的引入增加了股權成本和風險，並且整體上並不能改變商業銀行整體的平均資產成本。DeAngelo 等（2016）通過建立包括金融摩擦但排除機構成本、稅收以及其他槓桿扭曲因素的模型，得出商業銀行通過高槓桿管理能夠促進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同時高槓桿也有利於增強商業銀行競爭水平。
從國內研究來看，宋琴等（2011）研究中國29家商業銀行2004—2008年的年度數據認為，商業銀行越進行穩健性經營越有利於其效率水平的提高。提高商業銀行槓桿率水平有利於商業銀行的穩健性經營，從而可以提高其經營的效率水平。劉信群等（2013）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實證分析了中國上市商業銀行2004—2011年年度槓桿率對商業銀行經營績效的影響。結論表明，槓桿率總體上與商業經營績效之間存在負向關係。國有商業銀行槓桿率與效率水平之間存在較為穩定的關係，而對於股份制和城市商業銀行，槓桿率與經營績效之間關係波動較大。
（四）小結
從現有文獻來看，國內外學術界關於槓桿率監管的研究從巴塞爾協議將槓桿率指標納入監管體系後逐漸增多，且主要從槓桿率監管對風險資產的監控、抑制資本套利、槓桿率順周期性以及槓桿率與資本充足率協調監管作用等方面進行研究。國內研究文獻對槓桿率與商業銀行效率之間的研究主要以理論性研究為主，通過計量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的文獻較為少見。另外，針對槓桿率對商業銀行效率的研究在國內外比較少見，這可能與槓桿率監管標準納入監管體系的時間較晚、數據不容易收集有關。對於商業銀行效率的研究國內外學者主要通過選取投入和產出指標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計算商業銀行效率，這種方法在長期的實際運用中已經變得相當成熟。
本文的創新之處在於：第一，由於槓桿率作為監管指標從2010年才開始施行，槓桿率的具體計算方法從2012年才開始公布，所以除國有商業銀行和少數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從2012年開始公布槓桿率數據外，其他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沒有公布槓桿率數據。本文在理解銀監會槓桿率計算方法的基礎上，按照現有計算方法重新計算了20家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及城市商業銀行各年的數據。第二，本文在選取衡量銀行效率指標時不僅通過DEA方法計算了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還選取了商業銀行財務報表中現有衡量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指標，以期更加全面地衡量銀行的效率。
三、槓桿率與銀行效率的測算
槓桿率通常指資產負債表中股東權益與總資產的比值，在實際研究中，通常會使用槓桿率的倒數槓桿倍數代替槓桿率。較低的槓桿率即較高的槓桿倍數可以使銀行以較少的自有資本支撐較高的資產規模，說明銀行面臨的資本風險較高；較高的槓桿率即較低的槓桿倍數可以使銀行能夠以較高的自有資本支撐現有資產規模，說明銀行面臨的資本風險較低，經營較為穩定。
銀行效率是指銀行業務活動中的投入與產出或者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對比關係。銀行效率是銀行業競爭力的集中體現，提高銀行業的效率是防範金融風險，推動銀行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從已有的研究來看，不同學者在研究銀行效率時對銀行效率的定義不同，即選取的指標不一樣，有的採用單一的財務指標法，有的則採用綜合的效率指標體系來評價。
槓桿率對銀行效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槓桿率達標的商業銀行，其能夠達到風險監管的相應要求，進而在銀行的日常經營上能夠做到較好的管理，對銀行效率的提升有積極的影響。相反，槓桿率達不到監管水平的商業銀行，其在銀行的經營過程中會存在相應的風險，不利於商業銀行效率的提升。
本文結合銀監會對商業銀行類型的分類和本文的研究需要，選取20家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第一，國有商業銀行是指國家直接投資入股的商業銀行，本文選取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交通銀行作為國有商業銀行代表，其中由於農業銀行上市時間較晚，部分數據不可得，故沒有將其包含在內；第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主要指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在全國範圍經營商業銀行業務的股份制銀行，本文選取招商銀行、民生銀行、華夏銀行、中信銀行、浦發銀行、平安銀行、光大銀行、興業銀行和廣發銀行作為研究對象；第三，城市商業銀行，主要指在一定城市區域內經營商業銀行業務的銀行，本文選擇北京銀行、南京銀行、恆豐銀行、浙商銀行、寧波銀行、上海銀行和杭州銀行7家銀行作為研究對象。本文所選商業銀行總資產規模超過了我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70%，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槓桿率的測算
2011年6月1日，銀監會公布了《商業銀行槓桿率管理辦法》，明確規定了槓桿率的計算公式：
其中，調整後的表內外資產餘額=調整後的表內資產餘額+調整後的表外資產餘額-一級資本扣減項，商業銀行並表和未並表的槓桿率均不得低於4%。
本文依據銀監會公布的計算槓桿率的公式計算了20家商業銀行2006—2016年的槓桿率水平，具體見表1至表3。
通過觀察表1可知，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從2006—2016年基本滿足銀監會對槓桿率最低4%的監管最低標準，只有交通銀行在2006年沒有達到4%的要求，但仍然接近4%。可見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具有較為合理的槓桿率水平。通過觀察國有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數據發現，各家銀行從2011年開始槓桿率突破5%且槓桿率水平增長較快，這與銀監會實施槓桿率監管有很大關係，各國有商業銀行為滿足監管要求，紛紛提高了槓桿率水平。
表1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槓桿率水平 （%）
表2反映了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槓桿率的水平。從數據來看，在2006—2010年期間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普遍低於4%的監管要求，其中光大銀行在2006年出現了負的槓桿率。這主要是因為在2010年之前中國未引入槓桿率的監管，股份制商業銀行競爭激烈，為了能夠更好地開展業務，各股份制銀行紛紛提高槓桿倍數，通過高槓桿提升其競爭實力。在2010年以後，隨著銀監會將槓桿率納入到監管體系之中，各股份制商業銀行開始關注銀行槓桿率水平，減緩資本的過度擴張，除少數銀行如光大銀行、興業銀行等在少數年份沒有達到監管要求以外，其他各股份制銀行紛紛提高了槓桿率水平。
通過觀察表3發現，城市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比股份制商業銀行高，除北京銀行、恆豐銀行、南京銀行、杭州銀行在部分年份沒有達到4%的要求以外，其他各商業銀行均保持4%到6%之間的槓桿率水平。這主要是因為城市商業銀行起步較晚，採取較為穩健的經營方式，沒有採取過高的槓桿倍數去擴張業務。
表2 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 （%）
表3 我國城市商業銀行槓桿率水平 （%）
（二）銀行效率的測算
簡單來說，銀行效率可以理解為商業銀行在日常經營中投入與產出的比例，本文選取的代表銀行效率的指標有技術效率和銀行的財務指標（資產收益率、不良貸款率、存貸比），其中財務指標的測算方法比較簡單，通過各商業銀行的年報數據可以直接獲得，而技術效率的測算相對比較繁瑣，下面將採用數據包絡分析（DEA）法對銀行技術效率進行測算。
1.DEA模型簡介
數據包絡分析（DEA）法是由美國運籌學家Chanes和Cooper在1978年提出的。在研究效率的問題上，他們基於線性規劃的方法提出了相對效率的概念，並在此基礎上創建了DEA效率分析法。這種方法在以後的學術研究中被廣泛應用於企業效率的評價問題中，且其評價效果較好。在已有研究商業銀行經營效率的問題中，DEA方法被廣泛運用。在商業銀行的經營過程中，投入指標較多，產出指標較多，運用單一指標很難包括所有這些指標，且單一指標不能綜合評價商業銀行的效率問題。DEA方法則解決了商業銀行多投入指標和多產出指標的問題。
2.指標選取
商業銀行作為特殊的企業，其主營業務是貨幣信貸，在計算其效率時有必要對投入和產出指標進行較為精確的選取，以更好地體現銀行效率。國內外學者在測算和評價銀行效率方面多數採用DEA模型的方法來測算。例如王海人（2014）在運用DEA模型測算銀行效率時選取的投入指標有職工人數、固定資產凈值、銀行存款總額，選取的產出指標有凈利潤、貸款總額。劉星等（2010）在研究商業銀行效率時選取的投入指標有員工人數、固定資產，選取的產出指標有貸款凈額、中間業務收入。張強等（2012）在研究商業銀行績效時選取的投入指標有資產總額、分支機構數和員工人數，選取的產出指標有營業收入、貸款總額。本文在借鑒國內研究的基礎上，投入指標選取員工人數、員工薪酬和固定資產凈額；產出指標選取存款總額和凈利潤。選取數據的時間跨度為2006年到2016年共11年，各項數據來源於各商業銀行的年度財務報表。
3.測算結果
我國20家商業銀行的DEA測算綜合效率值如表4所示。
表4 DEA測算綜合效率值
從整體上來看，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效率水平是最高的，其次是國有商業銀行，效率最低的是城市商業銀行。在國有商業銀行中，中國建設銀行的綜合技術效率水平是最低的，效率均值在1以下。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的效率水平相當，交通銀行的效率水平最高。這主要是因為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是我國規模最大的兩家國有商業銀行，依靠其規模優勢實現較快增長，同時其較為優厚的員工薪酬待遇吸引較高水平的金融人才進行銀行管理，加之這兩家銀行在攬儲和放貸方面能夠得到較為優質的資源，獲得較多的國家金融優惠政策。中國交通銀行是四個國有商業銀行樣本中開放度和競爭力最強的，具有較高的人才優勢、制度優勢以及規模優勢，所以其經營效率水平是最高的。
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效率水平相對於城市商業銀行整體較高，且相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水平也較高。其中，招商銀行是股份制商業銀行中效率水平最高的，其次是平安銀行和中信銀行。這主要是因為這些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經營規模相對其他股份制銀行更大，同時擁有較全面的金融業務和競爭力較強的金融產品。同時在薪酬待遇方面這些股份制商業銀行也較具競爭優勢。相對這幾家股份制銀行，其他幾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則規模相對較小，同時薪酬待遇和人才培養也處於相對劣勢。
在樣本中的城市商業銀行中，浙商銀行、南京銀行、北京銀行的經營效率相對較高，這主要是因為這幾家城市銀行開始逐漸向全國擴張，其經營網點和經營規模開始與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競爭，在薪酬待遇和員工整體素質上相對其他城市商業銀行也有更大競爭力。廣發銀行的效率水平是最低的，這主要受制於其銀行規模和金融人才培養以及金融業務的開展等方面。
四、槓桿率對商業銀行效率影響的
實證分析
（一）模型及變數選取
1.模型構建
本文以我國20家商業銀行為研究樣本，研究槓桿率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既有時間序列數據，又有界面數據，因此選擇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分析，構造回歸模型如下：
在上式中，E為銀行效率，分別代表銀行技術效率、資產收益率、存貸比率、不良貸款率。LR為槓桿率。X為控制變數，分別代表資產總規模的自然對數、業務及管理費。α0、α1、α2為常數，μ 為誤差項。
2.變數定義
（1）解釋變數與控制變數
本文研究槓桿率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解釋變數選擇了槓桿率，同時由於槓桿率只是影響商業銀行效率的因素之一，為了實證分析的方便，加入資產總規模和業務及管理費這兩個指標作為控制變數。
商業銀行槓桿率。根據前文對槓桿率的介紹，槓桿率指一級資本凈額與調整後表內外資產總額之間的比率。槓桿率越高，說明企業自有資本較充足，其經營較為安全。槓桿率越低，說明銀行以較少的自有資本支撐銀行的業務開展，銀行經營不夠穩健。
資產總規模。槓桿率水平只是商業銀行效率水平的因素之一，資產總規模是銀行效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定義資產總規模的自然對數為分析的控制變數。根據規模經濟的理論，資產規模會影響到企業經營效率。在銀行經營的規模經濟階段經營效率水平一般也較高，在銀行經營的規模不經濟階段銀行的經營效率一般較低。
業務及管理費。該指標反映在商業銀行經營過程中所負擔的各種成本。該費用會影響到商業銀行的效率。過高的費用會稀釋銀行的經營利潤，從而使銀行效率降低，但過低的費用投入可能說明商業銀行的投入不足，也會影響效率的提高，所以商業銀行應保持合理的業務及管理費。文章選取業務及管理費作為另一控制變數。
（2）被解釋變數
本文選取代表銀行效率作為商業銀行有效性的主要指標，其中代表銀行效率的指標主要包括技術效率值和財務指標。其中技術效率在前文中已經利用DEA方法進行了測算，財務指標則選取反映銀行經營盈利性、安全性以及流動性的指標作為效率的代表，這些指標可以直接從商業銀行的年度財務報表中獲取。
商業銀行技術效率。前文選取了投入指標和產出指標，並利用DEA方法計算了各商業銀行各年的技術效率值，其中城市商業銀行的效率最低，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效率值最高，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值次於股份制商業銀行。商業銀行技術效率值可以反映銀行利用資源的效率，衡量企業長期的經營狀況，商業銀行效率值大於1說明銀行的經營狀況更好，效率值小於1說明銀行的經營效率相對較差。
資產收益率。該指標反映了商業銀行的盈利水平。它是指商業銀行利用現有資產進行投資生產所產生的凈收益。該指標越大說明銀行的盈利能力越好，即單位資產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利潤；該指標越低說明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越差，即單位資產所能創造的利潤較少。該指標的高低可以從盈利方面衡量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水平。
不良貸款率。不良貸款率是不良貸款額與貸款總額的比率，該指標的值越大說明不良貸款在總貸款中所佔比例越大，銀行的效率越差；該指標值越小，說明不良貸款在總貸款中的比例越小，銀行的經營更加穩健。
存貸比率。該指標反映商業銀行貸款占存款的比例。該指標值越大說明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擴張較快，在存款總額一定的情況下，貸款過度增長，商業銀行缺少流動性資金應對日常支付和其他投資，流動性較差；該指標值越小，說明發放貸款占存款總額較小，在存款總額一定的情況下，較少貸放資金可以保證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從而有利於商業銀行的安全性經營。
（二）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Eviews9.0對樣本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實證結果如表5所示。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在實證分析槓桿率對各變數影響關係時，調整的R2值均在0.643～0.811，擬合程度尚可。其中槓桿率與技術效率之間有較為明顯的正向關係；槓桿率與資產收益率之間存在明顯正向關係；槓桿率與不良貸款率之間存在負向關係；槓桿率與存貸比率存在負向關係。
1.槓桿率與技術效率之間的關係分析
從上文的實證檢驗結果來看，商業銀行槓桿率水平與技術效率之間存在正向關係。原因在於
表5 面板實證結果
首先，較高的槓桿率水平代表商業銀行資本實力水平較高，可以利用資本優勢開展表內外業務，促進其產出水平的提高。其次，槓桿率監管使商業銀行提高槓桿率水平從而提高商業銀行抵禦風險的能力。存款人在選擇存款機構時通常會選擇信譽水平高、風險水平低的銀行。較高水平的槓桿率可以保證商業銀行進行穩健經營，吸引客戶存款，銀行規模較高，從而更好地開展貸款業務，提升了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再次，商業銀行在資產規模擴張的同時，也會不斷補充資本金以滿足槓桿率的監管要求，約束銀行規模過度擴張，從而減少風險的發生，這將有利於商業銀行效率水平的提高。最後，在商業銀行槓桿率中體現了其各項表外資產情況，通過提高槓桿率水平可以限制商業銀行表外項目的過度擴張，規避風險，提高銀行效率。
2.槓桿率與資產收益率之間的關係分析
槓桿率水平與資產收益率之間呈現正向關係。資產收益率是指凈利潤與資產總規模的比率，較高的資產收益率反映了商業銀行較高的盈利能力，銀行利潤增加會擴大資本規模。銀行擴張資本的方式可以通過外部融資也可以通過內源融資，通過內源融資可以提高商業銀行的槓桿率。在銀監會提出槓桿率監管之前，中國除國有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普遍達到了4%的監管要求以外，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普遍較低，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在2010年以後才逐漸達到槓桿率監管要求。槓桿率水平提高代表了商業銀行資本水平得到提高，從而有更多的資本用於證券、貸款、保險等項目的投資，這些投資可以提高商業銀行的收益水平。商業銀行較高的槓桿率水平表明商業銀行自有資本充足，保證商業銀行更加穩健的經營和資產規模的擴張，增強應對風險能力。穩健的經營能力和較強的抵禦風險能力能夠為商業銀行的持續盈利提供保障，提高商業銀行的資產收益水平。
3.槓桿率與不良貸款率之間關係分析
槓桿率與不良貸款率之間呈現負向關係，即較低的槓桿率會導致銀行較高水平的不良貸款率，較高的槓桿率水平會使不良貸款率水平較低。較低的槓桿率水平說明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水平較高，銀行保持較低水平的自有資本開展業務，同時較低的槓桿率也會導致銀行投資更多的表外項目。因為槓桿率是風險中性的，通過擴大表外項目不會降低槓桿率水平，這會激勵商業銀行從事高風險投資，這最終將導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提高，引發商業銀行經營風險。
反之，如果通過槓桿率監管，使商業銀行的槓桿率保持在較高水平，銀行為了滿足監管資本要求，就會減少表外項目的投資，同時也會保有較高規模的自有資本，從而減少過度信貸，避免不良貸款率的發生。
4.槓桿率水平與存貸比率之間關係分析
從實證結果看，商業銀行槓桿率與存貸比之間有負向關係，即槓桿率水平降低會提高存貸比率，槓桿率水平提高會降低存貸比率。原因在於，首先，較低的槓桿率水平說明銀行通過提高槓桿倍數減少自有資本，將更多的資本投入到貸款當中去，同時較高規模的貸款也會提高槓桿率的分母項，使槓桿率水平較低。較高的槓桿率水平說明商業銀行會增加自有資本，減少資本的過度投資，同時也會減少信貸規模的擴張，此時存貸比率會降低。其次，較高的存貸比說明銀行的利潤水平較高，較高的利潤水平使銀行保持較高的資本，在資本充足的情況下，商業銀行也會更傾向於增加資本的投入，將資本投放於收益更高的項目中去，這也會降低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
5.營業費用與技術效率之間關係分析
在兩個控制變數中，營業費用與技術效率之間存在負向關係。這主要是因為營業費用是商業銀行的主要成本，費用增加加重了銀行經營負擔，使企業的技術效率下降。營業費用與資產收益率呈現正向關係，這主要是因為在營業費用中員工薪酬、為開展各種業務所付出費用增加，表明商業銀行通過費用增加來擴展業務，促進了銀行資產收益率的提高。營業費用與不良貸款率呈現正向關係，這是由於不良貸款率的提高，增加了商業銀行的資產損失，並由此導致商業銀行營業費用的增加。營業費用與存貸比之間也出現了負向關係，過高的存貸比導致商業銀行貸款規模較高，貸款規模較高會增加各種業務費用。
6.資產總規模與技術效率之間關係分析
資產總規模對技術效率的影響為正，這是因為資產在規模擴張階段所引起的規模效應，樣本中的銀行在研究時間段內多數處在規模經濟階段，這是因為中國金融業在2006—2016年期間處於快速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技術效率水平提高較快。資產總規模與資產收益率呈現了負向關係，這可能是由於資產規模較大使商業銀行的機構臃腫、開支較高，影響了其資產收益率水平。資產規模與不良貸款率之間呈現負向關係，這主要是因為，資產規模越大的銀行其貸款規模越高，其貸款中發生違約的概率相對其他資產規模小、貸款規模小的銀行較高。資產總規模與存貸比率之間也呈現正向關係，這主要是因為資產規模大的銀行其發放貸款規模也越大，造成了存貸比上升。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通過構造面板數據模型，選取商業銀行技術效率、資產收益率、不良貸款率、存貸比率作為被解釋變數，選取槓桿率作為解釋變數，引入資產總規模、業務及管理費作為控制變數，構建了商業銀行槓桿率對商業銀行效率影響模型，實證分析了槓桿率監管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結論表明，槓桿率對商業銀行技術效率、資產收益率有正向的影響，槓桿率對不良貸款率、存貸比率有負向影響。原因在於，當商業銀行槓桿率較高時，表示其資本實力較高，並且槓桿率達到監管水平後風險較小，有利於銀行技術效率及資產收益率的提高，同時會降低不良貸款率和存貸比率。反之，當銀行槓桿率較低時，表示自有資本減少，同時低於監管水平的槓桿率也會使得銀行抵禦風險的能力減弱，會降低銀行技術效率及資產收益率，並使得不良貸款率和存貸比上升。
（二）政策建議
1.注重資本充足率與槓桿率的配合
資本充足率和槓桿率二者不同之處在於分母項。資本充足率的分母項是表內外風險資產的加權，槓桿率則包括表內資產和表外資產的總資產。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是槓桿率監管要求的前提和基礎，資本充足率是最低監管要求，槓桿率則是在達到資本充足率時，進一步的監管要求。單獨的資本充足率並不能完全監管商業銀行的所有風險，資本充足率不能規避監管資本套利，不能克服順周期性，同時也不能監測到表內外資產的所有風險。槓桿率作為資本充足率的補充指標雖然可以抑制商業銀行過度槓桿化，但是其忽視了風險敏感性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會用高風險資產替代低風險資產以獲得更高回報率。因此，在引入槓桿率監管指標的同時，仍應以資本充足率作為首要和核心的監管指標，槓桿率可以作為補充的監管指標。
2.實施差異化的槓桿率監管
本文通過對比各種類型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發現，不同資產規模和不同風險水平的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是不同的。其中國有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能夠較好地達到監管要求，但是股份制和城市商業銀行的槓桿率水平有多數年份未達標。可見，如果採用統一的監管標準，對於規模較小和風險水平較低的商業銀行是不公平的，所以，應當採取差異化的槓桿率。對於資產規模大，對國民經濟影響大且上市的商業銀行採取較高的槓桿率監管要求，對於資產規模小、風險水平低且未上市的商業銀行採取相對較低的槓桿率監管要求。通過差異化的槓桿率監管標準可以抑制大型商業銀行的過度風險投資，同時也有利於規模較小的商業銀行通過資本擴張實現較快發展，起到扶持中小規模銀行發展的作用。
3.提升槓桿率的披露水平
槓桿率作為新的監管指標被納入到監管體系之中，商業銀行應逐漸規範和完善槓桿率的披露制度，以滿足監管部門對槓桿率披露和監管要求。通過計算槓桿率水平發現，國有商業銀行均進行了較為完善的槓桿率披露，也達到了監管要求。但是，對於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如平安銀行、南京銀行、上海銀行並沒有對槓桿率水平進行較為細緻的披露。所以，監管當局應敦促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逐漸完善槓桿率水平的披露。同時研究樣本中的部分商業銀行對於銀監會規定的統一披露格式並沒有在年報報表中完整呈現，限制了對槓桿率監管效果問題的研究和評估。在今後的披露過程中，商業銀行應披露槓桿率計算公式中的具體各項目，以方便監管部門進行評估。特別是上市商業銀行應更加積極完整地披露槓桿率信息，以便股東和客戶監督，這有利於銀行樹立良好的信譽，使客戶和投資者對銀行充滿信心，改善銀行經營狀況。
4.推進商業銀行經營業務的轉型和創新
我國商業銀行目前主要依靠規模擴張追求利潤增長，但這並沒有相應帶來商業銀行效率的提升。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更加嚴格的資本充足率和槓桿率監管要求，商業銀行依靠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賺取利差的經營模式將不具持續性。因此商業銀行應適應經濟結構調整和監管要求的規定，由傳統銀行業務向多元化價值增長型和內涵式增長方式轉變。
第一，調整現有資產結構。存貸業務是傳統銀行業的利潤主要增長點，但是依靠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利潤增長模式在當前形勢下效率是非常低的，同時也會佔據較大規模的表內資產。商業銀行應推動信貸業務創新，加大投行業務、託管業務等佔用信貸資源較少的業務。這一方面可以開拓銀行利潤的增長渠道，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資源佔用，更容易滿足監管資本要求。第二，加快銀行中間業務的拓展。商業銀行在以後的經營過程中應著重發展銀行卡、財富管理、專業諮詢、國際結算、金融衍生業務等中間業務。這些業務是傳統銀行的薄弱環節，同時也是高利潤模塊，同時這些業務佔用商業銀行資本金較少，不會給商業銀行帶來監管資本的壓力。
排版/蘇泓月
校對/冀兆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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