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熱的特殊主義道德觀，侵略亞洲竟成「仁者之業」？

吉田松陰在放棄儒家普遍主義規範的同時，又固守儒家之道德政治合一的傳統，最終轉向集團功利主義的狹隘道德，於安政三年（1856）推出了以《講孟余話》為代表作的極端日本中心主義的「國體論」（非理性地強調作為天皇國家的日本的獨特優越性的話語體系），此後其亞洲侵略思想日益趨向理念化、信仰化。

吉田松陰

吉田松陰雖然主張侵略亞洲，卻又強調其兵學的道德性，曾批判僧人月性以災異動鼓動人心的主張：「其術出於方便，誠意未足。」也曾批判中村道太郎：「對人曰亂世，以聳動人聽者，意雖美，術雜權詐，余所不取。」然而，松陰直接把符合日本國家或者長州藩利益的行為看做正義，其最高的道德標準不過是本民族中心的集團功利主義。他一面說：「不以經術為本，則不明義兵暴兵之辨。」一面卻又毫無愧怍地把侵略亞洲稱為「仁者之業」。其「謀劃并吞五大洲之事」的著作《講孟余話》，亦稱：「如今，興隆神州（日本），撻伐四夷者，仁道也。礙之者，不仁也。仁豈不勝不仁哉。……志於仁者，豈寥寥哉？」松陰甚至自以為是繼承了孟子的本意：「要而言之，皆聖道之精微，緊切身心者，而孟子所以傳天下後世也。」這種狂熱的特殊主義道德觀，進一步封殺了其自我反省的可能性。

較早指出松陰亞洲侵略思想與其國體論的關聯的學者是松浦玲。她認為吉田松陰的征韓論來源於「被日本至上主義毒害的儒教以及國學、神道。」她寫道：「幕末有教養的人大體上兼修儒教和國學兩者。一方面出現了像橫井小楠那樣把儒教所具有的普遍主義進一步思考提純，終生堅持不渝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被國學、神道關於日本特殊優越性的議論所影響的人物。……吉田松陰是後者。」就幕末日本徵韓論的思想大勢而言，松浦玲的把握是非常準確的。但就吉田松陰個人而言，他其實是首先在佩里來航的刺激下，形成了亞洲侵略思想，日後又通過在獄中的讀書思考，才逐漸形成其國體論的。松浦玲之後，有不少學者繼承並發展了其觀點。如吉野誠認為，日本中心主義基本都是以天皇萬世一系作為日本優越性的依據，而蔑視朝鮮的傾向，與此密不可分。金光男也分析指出，日本人的朝鮮觀與其國體論有著不可分割的結構性關聯；《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所記載的古代日本大和朝廷支配朝鮮的內容，成為尊皇主義者宣揚天皇權威的歷史根據；恢復對朝鮮的統治，與恢復天皇的權威直接相關。這些論述都非常有助於深化對相關問題的理解，只是，如本稿正文所述，僅限于吉田松陰的思想而言，其國體論原本是服務於包括亞洲侵略在內的所謂「攘夷」的手段。松浦玲等不免過高估計了吉田松陰的國體論在其思想中的本源性。

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佩里上陸紀念碑

日本版畫所描繪的佩里 （1854年左右）

（ 季我努學社會員 唐利國：《論吉田松陰的近代亞洲侵略思想》 本文刊載於《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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