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歷史唯物主義：被高估的黃仁宇和《萬曆十五年》

原標題：另一種歷史唯物主義：被高估的黃仁宇和《萬曆十五年》

作者=胡文輝

來源=《洛城論學集》

我讀黃仁宇，最早當然是為人艷稱的《萬曆十五年》，時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還是初涉史門的大學文科生。《萬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僅為中國史一個橫切面，而視界卻貫穿上下千年，全書以「……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開篇，而以「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萬曆丁亥年的年鑒，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紀錄」收尾，如此的歷史大局描述誠可以動搖人心。此書附錄的文章已簡述其大歷史觀，但當時我的識力顯然不夠。

此後就很留意黃仁宇。1995年，讀他的第二本書，是在香港買到的台版《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其時我已覺很不滿意，在書前批註：「……從學理的立場，其觀點幾乎全部落後！通過間接媒介，我對作者的觀點早已不以為然，今細讀其書，益覺其謬。」同年稍後又讀《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仍欣賞其文體及寫法，承認他有所見，但對他的歷史觀已全然否定，當時讀完批註：「以前讀過《萬曆十五年》，覺得寫法很有特色，印象不錯。最近讀過《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及本書，已覺得很煩了。兩本書中，怕有上百個『數目字管理『！開口『大歷史『，閉口『遠距離『，幾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便打遍天下！」

細讀過黃著的人都知道，作者幾乎每本書都大量重複運用僅僅幾個概念和基本解釋，來來去去就那兩下子。以後我雖繼續購買、翻閱黃氏的其他著作，但越讀越失望，越讀也越生氣，只當作「批判使用」的學術資料了。直到去年，我翻讀三聯版《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更加強了原來的認識:從純學術立場，黃仁宇的所謂大歷史觀實屬虛妄，沒有理論價值。《黃河青山》在作者逝世後才中譯出版，但寫作時間卻早至80年代前期，其時《萬曆十五年》出版未久，作者尚無籍籍名。此書不僅為作者生平的回憶錄，亦系作者歷史觀念的全面總結，其大歷史觀的原始思路表述得最清晰、最完整，因此大歷史觀的謬誤也就暴露得最明顯、最充分。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本與兩個學術課題密切攸關：一是資本主義的起源和性質，二是近代西方為什麼能產生新的科學與文明（以及相關聯的所謂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近代科學與文明的問題）。但為省枝蔓，以下不涉及這兩個在學理上仍一團混沌的課題，而僅從「常識」角度分析大歷史觀。

「作者對中國現代化的關懷是十分迫切的。」正因為黃氏過於迫切的關懷意識，決定了大歷史觀兩個潛在的中心問題：近代中國為何失敗？近代中國向何處去？

對第一個問題，黃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不是從當時的歷史情境出發，而是從後來的歷史結果出發，以今律古，極力尋找中國古代制度的缺點，將近代中國的困境完全歸因於古代中國文明的整體。他在分析1619年努爾哈赤大敗明軍的遼東之役時說：「明軍的錯誤從頭到尾一致，不斷重複，已經形成固定模式，這其實根源於中國歷史的組織架構。……這番對農業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來形容中國海軍於1894年在黃海敗給日本。申論可以繼續延伸，解釋國民黨的蔣介石為何挫敗。」將每次挫敗都解釋為同一個原因，那就等於沒有解釋；既然一切都是因為中國古代制度的整體問題，那史學家還需要解答什麼問題嗎？論宋代時說：「在宋代，經濟中的服務部門要不就完全欠缺，要不就嚴重不足。當時沒有銀行、保險公司、現代的商業法規、或是監督大規模商業及財務運作的司法程序。」這當然是以不可能的標準苛求古人。論明代時又說：「明代官吏進行管理時，欠缺所需的重要統計數字。他們所擁有的土地資料和人口數據，不過是粗略的估計。如果16世紀的中國官員具備現代社會科學家的資料處理能力，中國其後四百年的歷史就會大不相同。」這些話最暴露出作者歷史觀念的幼稚，「如果16世紀的中國官員具備現代社會科學家的資料處理能力……」，這不是廢話嗎？這種思路，異於中學生幾希！作者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稱為「以荒謬的制度為研究主題」，在我看來，將古代實存制度視為「荒謬」的歷史研究才是真正荒謬的。他又批評：「明代的統治者缺乏遠見，他們不能預見到工業和商業在現代國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16世紀人不能預知幾百年後歐洲的事情，實在算不上缺乏遠見啊！

黃氏據以評判古代中國的標準，不僅是西方經驗，也是現代經驗；即是說，他的歷史觀是「西方中心論」加上「現代中心論」。他百用不厭的所謂「數目字管理」，就是這種史觀的結穴；這個魔術化的概念似乎源自韋伯「能供計算的法治系統」一詞，用以概括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體系。按照此種現代式的高標準，處於前近代技術水平的中國當然處處是缺陷，處處都有「技術」不足的問題。但責備明代沒有產生「數目字管理」，不就正如批評明代沒有發明飛機大炮那樣膚淺嗎？事實上，按「數目字管理」的標準，不僅明代中國不合格，不僅國民黨中國不合格，即使前現代的西方國家也同樣不合格，所有的古代社會更加不合格，則古往今來的人類文明，除去現代的歐美，就全是錯誤和失敗的歷史了。

黃仁宇的史觀實為勝者為王的史觀，完全以近代的「大結局」作為判斷過去歷史正確與否的根據：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合理的、正確的；在近代失敗的文明，就證明其古代歷史是荒謬的、錯誤的。他以中日為例指出：「即使是在德川時期的中葉，日本已經開始可以接受西方的貨幣管理。……這和帝制末期的中國真是一大對比。」言下之意顯然指18世紀仍為封建社會的日本，在制度上已較帝制中國更為優勝，這純屬馬後炮的歷史認知。因為日本在近代迅速強盛，就證明其制度在中世紀也是好的；因為中國在近代節節敗退，就證明其制度在帝國盛世也是壞的。──可封建的日本又怎麼與帝制的中國相比呢？閉關鎖國的德川時代又怎麼與武功赫赫的康乾盛世相比？打個比方吧：因為20歲的日本比70歲的中國要強，就能夠證明嬰兒期的日本也比正當壯歲的中國更強嗎？英國是近世西方文明的霸主，但進入20世紀已盛極而衰，二戰之後更成為美國的跟屁蟲，但能說這個世界史上首個工業國家的歷史也是失敗的嗎？是否只有美國史才是唯一正確的歷史？

近代中國的失敗，最關鍵原因不是內在的（內部帝國解體當然也是主因之一），而是外來的，與其說是由於中國文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如說是由於西方文明新興的技術優勢。按照中國文明自身的邏輯，明清數百年的長期歷史，絕不能視為失敗；退一步說，即使明代相對失敗，清朝絕對還是成功的（金庸在《鹿鼎記》末尾借康熙和韋小寶之口指出清朝遠勝明代；趙無眠更將清朝冠於中國所有朝代之首），可在黃仁宇筆下，「現代中國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於明代開國之初」中國文明在近代的大失敗，早在數百年前完全決定，則大明立國以來的數百年歷史還有什麼意義？滿清一代的文治武功竟就此一筆勾銷了！

其次，對「近代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黃仁宇解答的基本思路卻迥異於前，極力尋找歷史行為及相關事件的合理性，歷史在他筆下變得直奔主題，「就大歷史的觀點而言，從公元前221年到現在的中國歷史具有邏輯的一貫性」，「歷史學家只要定出時期的前端及後端，其間的里程碑會展現出一致的直線進展。沒有一件事會被隱藏或消除，沒有一件事會無法詮釋，也不會只重複過去的錯誤。」任何事件都可解釋，任何行動都是大歷史進程的一環，這實際上是極端的歷史目的論。只要是發生了的歷史，就是合理的歷史，所以，國民黨統一中國是合理的，後來共產黨打倒國民黨也是合理的；蔣介石上台是合理的，後來毛澤東取而代之也是合理的；毛澤東搞土改乃至人民公社是合理的，後來鄧小平改弦易轍搞改革開放還是合理的……「我從學術研究觀點證實，毛澤東的計劃已夠格成為重大突破，將文化導向的社會轉成可以在經濟上管理的社會……翻身（按：指土改）在中國並不是普通的階級鬥爭，而是填補真空的笨拙手法，或說是彌補中國文化傳承嚴重不足之處所投注的艱辛努力。」「如果沒有這場改革，也許絕對無法從數字上管理中國。」還說他已經「證實」了！「……中國的革命必須通過蔣介石階段、毛澤東階段，至鄧小平階段方見水落石出。」他無非是將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現代中國史都看作一條直線，國共的主義之戰，毛劉的路線之爭，在黃仁宇而言都已無足輕重，反正大家都是合理的，都是符合「歷史的長期合理性」的！

黃氏更引黑格爾和盧梭的「公共意志」概念以加強其目的論：「……當日犧牲了十萬和百萬以上的人命，決不可能僅因少數的人一意為非作亂，其他則盲目附從。因為這種行動所造成的局面幾十年後尚不可逆轉，更不能輕易指斥其為一種錯誤，免不了當中尚有公共意志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黑格爾來說，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對於黃仁宇來說，凡是發生的就是合理的。對於盧梭來說，「公共意志」永遠不會犯錯；對於黃仁宇來說，「歷史意志」永遠正確無誤。──黃仁宇跟盧梭的區別是，盧梭思想的實踐必然以人民取消個人，以公共意志取消個人自由；而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倒是相反，是將某些個人等同於整體歷史，將局部的個人取向等同於終極的歷史意志。對於災難相續的現代中國史，即使不發生已然發生的悲劇，也可能發生其他的悲劇，可是，絕不能說已發生的「這一個」悲劇就是絕對必然的，否則個人（領袖）和群體（黨派）豈不成了歷史的傀儡，而全然不必承擔相應的歷史責任？事實上，黃氏正是如此認為的。

盧梭思想的繼承者以「公共意志」為當下的暴力辯護，黃仁宇則以「歷史意志」為過去的暴力辯護。他其實已將「數目字管理」作為大歷史的終極目的，只要他認為是有利於達到這個「數目字管理」的，無論付出何等代價，革命、流血、死亡，就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理所應當的，都是歷史進展的一個必經階段。他曾借用許倬雲的說辭而正面化：「革命不仁，以萬民為芻狗。」這種歷史觀念，既可厭，亦可怕。

以上分別評述了黃仁宇大歷史觀兩方面的謬誤，而他這兩種謬誤還是自相矛盾的：他以西方和現代的雙重中心論評判古代中國，認為古代史既已先驗地指向近代中國的失敗結局，所以凡事無不荒謬；而他又以歷史目的論和歷史意志論觀察現代中國，相信現代史最終必將指向未來「數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無不合理。前一種思路認為歷史無處不錯，後一種思路又認為歷史處處不錯，何前後相悖至此？按照後一種思路，凡是發生過的歷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國的制度為什麼就不合理呢？一種延續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須知近代西方文明也不過崛起數百年！黃氏一再強調從技術而非道德角度看歷史，但他的錯誤其實不在於不講道德，而在於不懂得講技術，看上去解釋了一切，實則說了等於沒說。

黃仁宇的著作可謂當前大陸最流行的歷史讀物，我手頭正式或非正式的專書也有十餘種。《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自有專業價值，《萬曆十五年》的寫法創新也不容抹殺，但其他著作所論對象雖異，卻幾乎都是大歷史觀註腳，局部或有所見，大體仍屬不經，真正的史學價值甚微。黃著最大的意義，我以為在於給讀史者（尤其是初學者）提供一種異乎尋常的歷史感，其歷史比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並融入個人的歷史經驗，實足以引人入勝，從此角度而言，可以說他是歷史學的余秋雨。不過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錯誤多屬局部的史實方面，而黃氏卻以史學家的身份出台，其錯誤又屬總體的史觀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學家標準將他輕輕放過。

從一個人，從一個學人的角度，黃仁宇由大陸而美國，由軍人而教授，其個人的學術苦鬥值得我們同情；但從純學術的角度，他對歷史學及相關社會科學的知識準備仍較欠缺，對歷史的體認往往先入為主，其史學實有嚴重欠缺，他不為美國主流學界接納亦可以說事出有因。據說台灣史界對他也並不認同，大陸對他浮泛的頌揚雖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讀書界而非專業史學界（據我所見，只有徐友漁、朱學勤先生寫過較深入的批評文字）。我有一點懷疑，黃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為他的歷史目的論提供了一種填補歷史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空缺的學術替代品？大家是多麼需要一種凡事都可解釋的華麗歷史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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