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初見劉以鬯先生

1990年3月的一天，我在香港首次拜訪劉以鬯先生。

1990年3月的一天，我在香港首次拜訪劉以鬯先生。

那次，我應也斯兄之邀到香港大學參加第三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討會」，在會上宣讀了論文《圍繞張愛玲〈太太萬歲〉的一場論爭》，任務已經完成。這也是我首次到香港，會後擬訪的文壇前輩和友人甚多，時間又緊，還是小思老師想得周到，由她出面邀請高伯雨、黃俊東、方寬烈、蘇賡哲、楊玉峰等幾位宴聚，才幾乎「一網打盡」了。但還有一位我敬重的劉以鬯先生，必須專程拜訪聆教。

也斯兄於是自告奮勇，帶我前往。從港大風景秀美的柏立基學院下山，到灣仔道香港文學社，並不遠。那天下午，我們約定時間到達，劉先生已在社裡等候了。他是《香港文學》「社長兼總編輯」，但我沒想到小小的編輯部里連他在內，總共只見到三個人，另二位，一是編務，一是財務。劉先生吩咐先給來訪者拍照，編務先生把我領到門外，在台灣書法家台靜農所書「香港文學」刊名招牌旁留影。原來這是《香港文學》作者首次到訪的禮遇。這張作者個人照很快就會在《香港文學》封二或封三刊出，「立此存照」。這種做法很特別，也很新奇，不知是否劉先生的首創，但那天話題多，竟忘了問。

接著，劉先生把我和也斯兄領到香港文學社對面一家環境舒適的小咖啡館入座，為我點了一杯我還未嘗過的港式奶茶，開始談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劉先生首先向我詢問滬上施蟄存、柯靈、辛笛、趙清閣等先生的近況。這些都是他所熟悉的文壇友人，他上世紀40年代後期在上海辦懷正文化社時，出版過施蟄存的散文集《待旦錄》。他1985年創辦《香港文學》後，他們四位也都是積極支持者，尤其是柯靈的名文《遙寄張愛玲》，最初就是在1985年2月《香港文學》第2期刊出的。

三人的交談由此圍繞三四十年代文壇往事展開。劉先生自己是三四十年代海上文壇中人，他離開上海又那麼久，能有兩位年輕的文學史研究者陪他一起懷舊，追溯文壇故實，自然令他愉快。套用一句典型的外交辭令，那就是我們三人就共同關心的話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討論。劉先生溫文爾雅，帶一口浙江音的上海話，不急不緩，使我倍感親切。也斯兄有時聽不大懂，劉先生還要為他翻譯。不知不覺，三人暢談竟延續了近三個小時，待到我起身告辭，灣仔道上已是華燈初上了。

這次拜訪有一個意外的收穫。劉先生談到他的少作，有一篇短篇小說，刊登在上海《人生畫報》，香港找不到。這《人生畫報》，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但既有明確出處，應該並不難找。我回上海後，很快就在徐家匯藏書樓所藏的《人生畫報》1936年5月10日第2卷第6期上找到了劉先生這篇《安娜·芙洛茨基》，還配了華君武的三幅插圖，就馬上複印寄給他。《安娜·芙洛茨基》「寫一個白俄女人離鄉背井流轉到上海的生活」（劉以鬯：《我怎樣寫小說》），是劉先生的處女作。正是有了這篇帶有異國情調的短篇小說，才有了後來的享譽海內外文壇的《酒徒》《寺內》《對倒》《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

此後，多次在港見到劉先生，或在香港文學社，或在各種學術研討會上，每次都是如沐春風。但那次初見劉先生，印象最為深刻。劉先生和也斯兄均已作古，在悼念劉先生的這些天里，初次拜訪劉先生的情景又在我的眼前浮現。（陳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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