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戰後閻錫山避居大連始末

文史 06-25

來源｜《蘭台世界》2010年19期

作者｜劉峰搏（作者單位：大連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歷史學博士）

閻錫山

一

二次北伐後，南京政府以裁兵為先導削弱地方勢力，以期統一全國軍政，加強中央集權。此舉引起閻、馮、桂等地方派系的強烈不滿，山西也自此開始對南京中央政府保持相當的謹慎。1929年編遣會議結束後，南京政府與地方勢力的矛盾更加激化，不久即爆發了一系列地方與中央間的軍事行動，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930年以閻錫山為首的地方勢力聯合以武力對抗南京政府的中原大戰。中原大戰歷時半年之久，後因張學良率東北軍入關支持南京政府，終致反中央的地方勢力聯軍以失敗而告終。中原大戰後，晉軍殘部在地方團隊幫助下由山西陵川薄壁口等處逐次退回山西，後又開赴晉北。

作為中原大戰中反中央的地方代表，閻錫山自然成為戰後南京政府緝拿的要犯。1930年10月3日，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參與中原大戰的諸多將領，但閻錫山則被排除在大赦名單之外。10月5日，閻錫山聯名馮玉祥致電張學良，表示願意「和平解決」與中央糾紛。而代表南京政府的蔣介石則對閻錫山連連施壓，要求閻無條件下野。閻錫山見於事無補，乃決定以守為攻，於10月15日通電各方宣布下野。隨後，閻為其日後再起，對晉軍編製及人事作了重新安排。11月4日，閻錫山宣布撤銷中原大戰期間成立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另將「第三方面軍總司令部」改為「晉綏警備總司令部」，以心腹徐永昌、楊愛源為正、副總司令[1]56。事畢，閻以服侍父病為名回到家鄉五台縣河邊村避禍。但是，南京政府對其卻緊追不捨，一方面派飛機轟炸太原，一方面指示張學良等通緝閻或促其出洋。閻錫山知時下難以在晉求得自安，於是對外假稱將出洋考察，實則在親信張培梅等陪同下，於11月29日由五台縣驅車北上，經忻縣、代縣、朔縣等地至大同。後又轉乘火車至天津，並避居津城月余。南京政府認為，津晉近在咫尺，閻居津城仍可遙控山西軍政，遂令張學良不惜各種手段向閻施壓。先是指示曾被閻錫山驅逐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迅速返晉，揭發閻之罪行；再是令藍衣社特務密佈於閻在津居所附近，時刻威脅。閻錫山深知天津不適久留，乃於次年初乘日輪轉赴大連[2]。閻錫山至大連後避居在位於黑石礁的張宗昌公館。

二

閻錫山選擇避居大連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大連自1905年後即為日本控制，南京政府勢力難以涉足，加之南京的統一全國政策與日本侵華戰略有著根本的衝突，因此就自身安全而言，相較國內它處大連為佳；二是閻本人與日方關係甚密，尤其是與關東軍要員關係密切，其中時任天津特務機關長後轉任奉天特務機關長的土肥原賢二是閻錫山的留日同學，閻選擇離津至連與其不無關係。蟄居大連，閻來去較為自由、便利；三是大連與天津僅渤海之隔，利於閻與其留津要員聯絡，並通過天津間接影響並掌控山西軍政。由此可見，大連對戰敗後的閻錫山而言，是一個可退、可守、可走之地。

中原大戰後閻錫山避居大連前後七個月。在連期間，閻一方面時刻關注山西政情的變化，遙控山西軍政，為日後再起做準備；另一方面則密切注意國內政局走勢，檢討此前與南京中央之關係，遊離於日、蔣、奉等軍事派系間，以勢造勢伺機待起。

首先，閻非常重視晉軍的整編事宜，并力圖以各種途徑遙控晉軍的改編，為日後再起積攢資本。閻錫山抵達大連前後，張學良對晉軍的整編工作已然開始。由於張學良對晉軍的「縮編」只作原則性要求，而不過問具體事務，因此晉軍的人事安排，基本上由徐永昌、楊愛源決定；而徐、楊的決定又須按閻錫山的意思進行，因此閻錫山在晉軍的人事系統基本仍保留下來。晉軍縮編後，新任師、團長多數是閻原先一手培養和提拔的幹部。這為閻錫山重返山西，再度控制晉軍創造了便利條件。為進一步控制軍隊，閻還常派親信劉升秘密返回太原了解晉軍情況，向各級軍官轉達閻的旨意。

其次，閻錫山對中原大戰前晉系與中央關係進行了檢討，並成為其重返山西主政後的指導思想。對晉系與中央關係的檢討主要體現在他在連期間的日記中。閻錫山自1931年2月17日開始《閻錫山日記》的寫作，聲稱「記理而不記事」，並以懺悔的心情對前期發起對南京中央的武裝挑戰進行了反思。1931年2月26日，閻在日記中寫到「孽緣結下若此多，如何能不結孽果」。6月5日，他在日記中又寫到：「去年我方失敗，蔣本可以順手治理，說者謂非特可以統一，且可以實行中央集權。余故迭次與反蔣同人言，此後當儘力於治國之研究，不可再作倒蔣運動，以誤國而自誤。」[3]他不僅總結了自己「孽緣」結「孽果」，而且還明確拒絕了反蔣勢力要其再次挂帥的請求，表示不願再「自誤」，以示對前期晉系與中央關係的深刻反省。此外，閻錫山在連期間還與其御用文人李江、劉傑等人對其所謂「中的哲學」、「物勞學說」、「勞資合一」等思想加以系統化、理論化，為其以後繼續統治山西提供理論準備。

閻錫山避居大連後，日方從侵華戰略出發，曾多次拉攏閻。1931年春夏之交，日本走卒趙欣伯至大連訪閻，聲稱奉張致東北三省人民於水深火熱，「希望閻先生以治晉之方，拯救東北」[4]12。閻錫山深知日方此舉意在拉他做傀儡，故對趙避而不見。但為不得罪日人，閻隨後又派人赴趙之寓所，解釋不能會見趙之苦衷。儘管閻拒絕了日方的拉攏，卻始終與日方保持著密切往來與合作。

三

閻錫山避居大連前後，國內的政局也正發生著重大變化，在客觀上為閻錫山重返山西創造了機會。中原大戰後，國民政府調整戰略，軍事上集中力量對南方根據地紅軍發動「圍剿」，而政治上則再次陷入內部紛爭的混亂局面[5]373-374。1930年10月10日，蔣介石在南京發表所謂「告父老文」，明令「自軍事告終之日起，期以三個月，至多五個月，限令一律肅清」紅軍[6]。軍事上加強圍剿紅軍的同時，政治上南京政府的內部紛爭也日趨白熱化。1930年11月，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胡漢民對蔣介石擅制約法的獨斷行為進行了猛烈抨擊。次年2月28日，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名將胡漢民扣押後軟禁，導致國民黨內部嚴重分裂。4月30日，國民黨中央四監委鄧澤如等向各方發出公開通電，強烈指責蔣介石「違法叛黨」，要求釋放胡漢民，且提出蔣介石下野。接著，陳濟堂通電響應四監委提案，並開始調集軍隊，沿廣東省境布防，以軍事對抗南京政府。5月27日，各反蔣勢力齊聚廣州，正式組成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非常會議，並通過另組國民政府宣言。28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寧、粵分立局面終成。

南京國民政府連續「剿共」及寧粵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東北地區的侵略，中日間的矛盾迅速上升。1931年6、7月間，中村事件及萬寶山事件相繼發生，日本政府借這兩個事件，大造侵華輿論，加緊武裝佔領東北的準備，東北局勢日益惡化。然而，蔣介石卻稱:「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者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不先剿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能消平叛逆，完成國家之統一，即不能攘外。」[7]此時，身居北平的張學良已無心再顧及晉、綏事宜，而是忙於應付隨之而來的中日軍事衝突。國內政情的這些變化，客觀上為避居大連的閻錫山重返山西創造了條件。

國內政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山西的政情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主要是1931年7月，在石友三部借寧粵對立之機出兵反對張學良之際，山西發生了晉軍商震部第六十七師高鴻文旅、黃光華旅，以協助中央及東北軍截擊石友三部為名脫離了晉軍編製的重大事件[8]554。這是閻錫山返晉前，晉軍的一大損失和山西軍情的重大變化。

商震率部脫離晉系依附中央對身居大連的閻錫山震動很大，並成為促閻返晉的催化劑。為防止晉軍發生更多的意外，1931年8月5日，閻錫山租乘日本飛機自大連秘密返抵山西大同機場[9]1650-1651。隨後，在騎兵司令趙承綬的陪同下，閻從大同回到五台河邊村。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介石得知閻錫山返晉的消息後，立即命令何應欽、孔祥熙致電閻錫山，促其從速離開山西，否則，將採取嚴厲措施[10]117。劉峙、韓復榘等也紛紛通電，請逐閻離晉。負責華北軍政事宜的張學良也致函閻錫山，以「現在國家力求鞏固和平統一」為詞，要其「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視聽」[9]1652-1653。閻錫山接函後回電張學良，以其父「年老體衰」，「山為獨子，不忍遽離左右」為由，謝絕離晉。

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國內政局大變。全國各地掀起廣泛的抗日浪潮，蔣介石和張學良均忙於應付不抵抗帶來的內外壓力，而對於閻錫山的去留問題已無心再行過問了。此後，寧粵議和。1932年2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任命閻錫山為太原綏靖公署主任。數日後，閻重返太原，再度實現了對晉綏兩省的統治。

參考文獻：

[1]趙政民.閻錫山軍事活動年譜[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賈毓芝.憶閻錫山在大連[J].山西文史資料，2000(4).

[3]閻錫山日記[M].山西省檔案館館存.

[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山西文史資料第 7 輯[M]，1963.

[5]張憲文.中華民國史綱[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6]國聞周報(第 7 卷,第 41 期)[N]，1930.

[7]大公報（上海）[N]，1931- 7- 27.

[8]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文史資料存稿選編（17- 18）軍事派系[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9]閻伯川先生紀念會編.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長編初稿[M].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

[10]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