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的，是精神上的昂揚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歲月里，我國西南有一所特殊的高校，那裡薈聚了中國最頂尖的教授學者；從全國各地來此求學的莘莘學子，更是穿越層層硝煙、歷經艱難險阻。但這裡所誕生的學術科技成就，卻成了一座舉世矚目的高峰。這所高校就是西南聯大。1937年11月1日，西南聯大的前身——長沙臨時大學正式開課，這一天後來也被定為西南聯大的校慶日。今晚，走近這個「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蹟」，探索它在逆境中仍能輝煌的奧秘。

這所特殊的高校，

是中國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蹟。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天津淪陷，抗日局勢嚴峻。當時的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南遷至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學生開始正式上課。（這一天也被定為後來的西南聯合大學校慶日。）

學校在長沙正常辦學僅一學期後，因南京陷落，武漢吃緊，學校西遷入滇，1938年2月，全校師生跋山涉水轉往昆明。入滇的幾路人馬中，最艱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發，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了。學子們跨越湘、黔、滇三省，翻過雪峰山、武陵山、苗嶺、烏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三千多里，進行了一次名副其實的「文人長征」。

1938年4月，長沙臨時大學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5月4日開課。聯大由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任常務委員，實際上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主持校務工作。

1946年7月，隨著抗戰勝利，西南聯大宣告結束，三校各自北歸復校。

位於雲南師範大學校園內的西南聯大舊址

西南聯大當時集中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也是中國最頂尖的教授和專家學者，如陳寅恪、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錢鍾書、沈從文、吳晗、錢穆、費孝通、羅隆基、潘光旦、賀麟、陳岱孫、王力、吳宓、梁思成、金岳霖，以及理工科著名科學家饒毓泰、吳有訓、吳大猷、華羅庚、陳省身等等。

如此「奢華」的師資陣容，更是培養了大批英才。西南聯大8年，學生有八千人，畢業生3300餘人，其中有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振道，八位包括趙九章、鄧稼先等在內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六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以及一百多位兩院院士。

是什麼造就了西南聯大的傳奇？

《上學記》

作者/何兆武

「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人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

西南聯大圖書館閱覽室

學生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師的觀點，可以公開反對。

院士鄒承魯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對生物化學非常有貢獻，上世紀六十年代轟動一時的胰島素就是他們搞成功的。記者問：「為什麼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是兩個字：自由。我深有同感。

當然，絕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昆明的西南聯大校舍

學術的生命力就在於它的自由。老師各講各的見解，對於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著一個角度要好得多。學生思路開闊了，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師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開反對。

邏輯學那時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課。記得有一個湖北的同學，年紀很大了，課堂上總跟金先生辯論。我覺得這樣挺好，有個學術氣氛，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思想，如果什麼都得聽老師的，老師的話跟訓令一樣，那就不是學術了。

還有一個理學院的同學，姓熊，他對所有物理學家的理論都不贊成，認為他們全是錯的。周培源先生那時候教力學，這位熊同學每次一下課就跟周先生辯，周先生說：「你根本就沒懂！你連基本概念都沒弄通！」可是這位同學總是不依不饒，周圍還有很多人聽，每次路過理學院都看見他們站在院子里辯，都變成南區教室的一景了。

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前排左三為蔣夢麟，前排右三位梅貽琦。

同學之間也經常討論，一則學校小，幾乎天天見面，二則非常窮，一切娛樂都與我們絕緣，三則戰爭時期，大家都是背井離鄉，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園裡，所以惟一的樂趣就是聊天了。我的許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學們的交談中得到的啟發，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老師都是大名人，天天見面的。

西南聯大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起來的一所大學——而不是三所。

新校舍只有一個院子，地方就那麼一點兒，房子不多，住也在那裡，上課也在那裡，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學院的老師，雖然並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這是吳有訓、葉企孫，那是周培源、吳大猷，像數學系的華羅庚、陳省身，都是大名人，幾乎天天見面的。

1938年，在西南聯大任教的華羅庚和家人在昆明的住宅前留影。當時華羅庚從英國留學回到中國後在西南聯大任教。

而且我們還常聽同學講那些老師的小段子，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做學生的有時候對老師也不大恭敬。記得剛入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跟我講：「今年來了三個青年教師，才二十八歲，都是正教授。」不要說當時，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幾歲就做正教授的？一個錢鍾書，一個華羅庚，還有一個徐寶騄，都是剛回國。徐寶騄搞統計學，屬於世界級的權威，後來就在北大經濟系。我還記得有人問：「華羅庚是誰？」有同學就說：「就是那個瘸子。」華羅庚那時候瘸得很厲害，有一條腿總在那劃圓圈。

文學院的老師更是天天見面了，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羅常培、羅庸都是中文系的。歷史系陳寅恪、錢穆在那裡，都是大師了。

1940年，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正因為有了這兩個希望，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幸福。

那時物質條件非常艱苦，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

抗戰期間，聞一多教授在西南聯大執教時，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掛牌刻製圖章。

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我們直覺地、模糊地，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這兩個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覺得非常幸福。

——本文摘自《上學記》、何兆武訪談

何兆武，湖南嶽陽人，著名歷史學家、思想文化史學家、翻譯家，1921年9月出生於北京。譯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2015年4月20日，中國翻譯協會向其頒發了「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在那個艱難的年代裡,

他們始終沒有放棄的，

是精神上的昂揚。

蒙自環境不惡，書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詩經舊稿。秉性積極，對中國前途只抱樂觀，前方一時之挫折，不足使我氣沮，因而坐廢學問之努力也。

——選自聞一多給友人張秉新的信

註：蒙自，位於昆明南部。1938年5月至8月，西南聯大文法學院設在蒙自。

上課不久，7:15警報至，偕恪(陳寅恪)隨眾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後避之。12:30敵機九架至，炸圓通山未中，在東門掃射。……是日讀《維摩詰經》完。2:00與恪在第二山前食塗醬米餅二枚。

——選自吳宓《雨僧日記》

不久，又聞空軍中漏出音訊，當有空襲。……眾大驚，遂定每晨起，早飯後即出門，擇野外林石勝處，或坐或卧，各出所攜書閱之。……下午四時後始返。……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余每出則攜《通史隨筆》數厚冊。……此乃余日後擬寫《史綱》所憑之惟一祖本，不得不倍加珍惜。

——選自錢穆《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敵機的轟炸並沒有影響學生的求學精神。他們都能在艱苦的環境下刻苦用功，雖然食物粗劣，生活環境也簡陋不堪。

——選自蔣夢麟《西湖》

大概說來，聯大學生的素質很高，……他們的成績不遜於戰前的學生，而意志的堅強與治學的勤健，則尤過之。

——選自近代著名詩人、散文家柳無忌《烽火中講學雙城記》

西南聯大校歌

【校歌詞】《滿江紅》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